【作品提要】

“我”(保罗·博伊默尔)和同学阿尔贝特·克罗普、米勒、勒尔，在校长坎托列克沙文主义宣传的煽动下，报名当了志愿兵。在部队里，“我们”又跟锁匠恰登、泥煤工海伊·韦斯特胡斯、农民德特林和卡特辛斯基结成了好友。“我们”在前线回忆了家庭、学校和训练营的生活。邂逅了贫穷饥饿的法国姑娘们，并获得了她们的爱。在一次战斗中，“我”在一个壕沟里杀死了一个受伤的法国兵，感到十分恐惧和懊悔。终于“我”获得了回家休假的机会，但却回不到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了，“我”和家乡的一切产生了隔阂，感觉十分孤独。假期结束后，“我”回到部队负责看守俄国战俘，“我”同情他们，并思考了由战争所引起的政治和道德方面的种种问题。战争在继续，“我”的好友们相继死去。到最后，正当和平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也倒下去死了。

【作品选录】

这些个没用的东西，我们已经记不住多少了。不管怎么说，那对我们是丝毫用处也没有的。可是在学校里，也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在暴风雨中燃点纸烟，怎么样用潮湿的木柴来生火——或者教过我们刺刀应当戳在肚子上，因为那里不像戳在肋骨里，刺刀不会给卡住。

米勒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又有什么用处啊。我们总得要回去，重新坐在课椅上。”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定会来一次特别照顾的考试。”

“那也需要准备的。再说，如果你考试及格了，那又怎么样呢？学生的生活未必就好多少。假如你没有钱，你还得埋头苦读呢。”

“那多少总要好一些。不过，那仍然是胡说，他们教给你的每一样东西。”

克罗普完全赞成我们的看法：“一个人到过前线这儿以后，对待种种事情他怎么会严肃认真啊。”

“可是，你好歹总还得有一个职业。”米勒反驳道，好像他就是坎托列克本人似的。

阿尔贝特用一把小刀在剔着指甲。对他这种讲究修饰，我们都很惊奇。可是，这也不过是在沉思默想罢了。他把小刀放好，继续说道：“正是那样嘛。卡特、德特林、海伊，都要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因为他们本来都是有职业的。希默尔施托斯也一样。我们可从来也不曾有过。经历了这里的种种以后，”——他朝前线做了一个手势——“我们怎么还过得惯那种生活呢？”

“我们必须是些领养老金的人，才可以在树林子里过独立的生活——”我说，可是马上由于这种狂妄自大的想法而感到羞愧起来。

“我们回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米勒说道，连他也有点茫然了。

克罗普耸了耸肩膀。“我不知道。让我们先回去了，到那时就会明白的。”

我们大家其实都不知所措了。“咱们能干些什么呢？”我问。

“我什么也不想干，”克罗普有气没力地答道，“你总有一天要死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决不相信，我们会活着回去的。”

“当我想到这个上面去的时候，阿尔贝特，”过了一会儿，我说，翻了个身，朝天躺着了，“当我听到‘和平’这个词儿的时候，这个念头随即钻到我的头脑里来；万一和平真的出现了，我想我应当好歹做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那样一件事情，你知道，在这儿受苦受难也值得。可我就是什么也想象不出来。我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关于职业啊、学习啊、工资啊等等的谈论，它会使我作呕，因为它过去一直是、现在也还是令人厌恶的。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咧，阿尔贝特。”

一时我似乎觉得一切都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

克罗普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所有的人今后将会相当艰苦。可是在国内，究竟又有什么人会为此而担心呢？两年在炮弹和手榴弹爆炸声中留下来的印象，一个人是不会像脱掉一只袜子那样，很容易地给忘掉的。”

我们一致认为，这在每个人都一样；不光是我们这儿的几个人，而且是每处地方，每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呵。

阿尔贝特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对。我们都已经不再是青年了。我们不愿用突击的方式去攻取这个世界。我们却在逃跑。我们在自己的面前逃跑，在我们的生活面前逃跑。我们年方十八，刚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而我们却不得不把它打个粉碎。那第一颗炮弹，那第一次爆炸，在我们的心头炸开了。我们被切断了跟行动、跟渴求、跟进步的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个东西了；我们相信战争。

“可是，我很想知道的是，”阿尔贝特说，“如果皇上说一声‘不’，是不是仗就不会打了？”

“我敢相信仗肯定还是会打的，”我打岔说，“据说他反正起初就完全不赞成打仗。”

“那么，如果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也许世界上有这么二三十个人都说‘不’呢？”

“那大概就行了，”我表示同意，“可惜他们恰好都说要打。”

“这样的事，你想想也真怪，”克罗普接着说道，“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是法国人在那边，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

“也许两方面都对。”我说，可我自个儿却并不相信。

“好吧，就算是这样，”阿尔贝特追问下去，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是想把我逼入困境，“可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巴不得是这样；可是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却说他们是对的，这又该怎么说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不过不管怎么样，战争还是在进行，而且参加战争的国家还在月月增多咧。”

恰登又来了。他仍然很兴奋，马上又加入了谈话，他想了解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阿尔贝特答道，稍稍带着点儿优越的神气。

于是恰登装出一副惘然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侵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在戏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着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儿，”恰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阿尔贝特没好气地说，“这根本不取决于你这样的乡下佬。”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恰登坚持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啊呀，你这个人哪，他说的民族是指一个整体，是指一个国家——”米勒嚷道。

“国家，国家”——恰登狡猾地把手指捻出咭咭的响声——“宪兵，警察，捐税，那就是你们的国家。如果你讲的就是这些个东西，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是对的，”卡特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恰登。国家和故乡，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可它们总是连在一起的，”克罗普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了国家，也就不会有故乡。”

“对，可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家差不多全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不，那不过是一些统治者罢了。来到这儿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法国人，而大部分法国人也完全一个样，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他们也跟我们一个样，不会有什么人去征询关于战争的意见的。”

“那么，战争究竟为的是什么呢？”恰登问。

卡特耸了耸肩膀。“一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

“怎么，我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恰登呲牙咧嘴地笑道。

“你不是，这儿的任何一个都不是。”

“那么，他们又是谁呢？”恰登追问着，“那对皇帝也没有什么好处。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样样都有了。”

“那我就不好说了，”卡特答道，“他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过一次战争。而每一个卓越的皇帝至少得经历一次战争，否则他就不会有名了。你们去看看学校课本吧。”

“还有将军们，他们也是经过战争才出名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都更有名咧。”卡特作证道。

“在后方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靠战争发了财。”德特林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我认为那是一种寒热病，”阿尔贝特说，“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它，随后它却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并不需要战争，别人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半个世界依然都卷进去了。”

天色又亮了一点。脚步在我头顶上急匆匆踩过去。第一批。过去了。又是一批。机关枪那哒哒的响声，变成一条不断的链子。我刚想稍稍转动一下，有样沉甸甸的东西绊倒了，啪哒一声，一个人体从我头顶上跌进了弹坑，滑将下来，横在我的身上……

我根本没有考虑，也没有作出决定，我发疯也似的揍了一拳，只觉得那个人体一阵抽搐，随后四肢瘫软，颓然倒下了。等我清醒过来，我的一只手已经是黏腻腻、湿漉漉的了。

那个人咯咯地喘息着。在我听起来，他好像在咆哮，每一声喘息仿佛是一声吼叫，一声雷鸣，可是，那其实只是我的心在搏动。我想要堵住他的嘴，塞进去一块泥，随后再刺他一下，一定要他安静下来，他正在叛卖我呢；现在我终于控制住自己了，不过突然变得那么软弱，竟然再也举不起手来对付他了。

因此，我就爬到最远的一个犄角上去，待在那儿，眼睛紧盯着他，匕首抓在手里，作好准备，要是他动弹一下，就再向他扑过去。然而他是再也不会这样干的了，我从他的喘息声中早已听出来啦。

我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我只有一个愿望： 离开。要不是很快就走，天色就会太亮；现在也已经够困难的了。然而等我试着抬起头来的时候，才看到那样做也已经不可能啦。机关枪火力密集扫射起来，恐怕我还来不及纵身一跳，就会被打得遍体都是窟窿。

我用钢盔试了一次，这钢盔我摘下来高高擎起，想测量一下枪弹的高度。一会儿工夫，一颗子弹就把它从我手里打落了。火力尽往贴近地面那很低的地方扫射着。我离开敌军的阵地不够远，如果我企图溜掉，就会马上给敌军的狙击兵逮住。

天色越来越亮了。我焦躁地等待着我们的进攻。我的指关节都泛了白，因为我渴望着射击会停止，我的伙伴会冲过来，把一双手抓得太紧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不敢再去看一眼弹坑里那个黑糊糊的人形。我努力把视线越过它，在等待，等待。子弹嘘嘘地吼着，它们构成一道钢铁的网，持续不断，无休无止。

于是我看到自己一只血淋淋的手，突然觉得有点恶心。我抓起一把泥土，往皮肤上擦着，这一下那只手便沾满了污泥，你再也看不到一点血迹了。

炮火并没有减弱。双方都一样的猛烈。我们的弟兄大概早就以为我失踪了。

这是个晴朗而灰暗的清晨。那咯咯的喘息声继续在响着，我塞住耳朵，可是马上又把手指挪开，因为这样一来就连别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

我对面的那个人形在蠕动。我吓做一团，便不自觉地朝他瞅了一下。随后我的眼睛就一直死盯着他。躺在那儿的是一个蓄着一撮剪齐的小胡子的人，他的脑袋倒在一边，一条胳膊一半蜷曲着，头就软弱无力地搁在那上面。另一只手放在胸口，那是血淋淋的。

他死了，我对自个儿说，他准是死了，他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在那儿咯咯地喘息着的，只是那个躯体。随后，那脑袋试着要抬起来，一会儿工夫呻吟声又响了一些，接着那前额又往胳膊上沉下去。那个人没有死，他快要死了，可是他还没有死。我朝他慢慢移动过去，迟迟疑疑的，用双手支住身体，又往前爬了一点儿路，等了一会儿，往前，又爬了一段三公尺的可怕的路程，一段又长又可怕的路程。我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时，他睁开了眼睛。他一定已经听到我了，因为他带着一种十分惊惧的神色瞪住了我。那躯体一动不动地躺着，可是在那双眼睛里却现出那么一种异乎寻常的想要逃跑的表情，使我一时认为，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躯体一起给拉走。几百公里的路程，只消它一冲就过去了。那躯体纹丝儿也不动，十二分的宁静，一点声息也没有，咯咯的喘息声已经停息了，可是那双眼睛却在呼喊，在号叫，让全部的生命力都集中在那里，为逃跑作一次令人震惊的努力，对死亡、对我表现了极度的恐惧。

我的腿关节屈曲了一下，人就仆倒下去，用臂肘撑住了。“不，不。”我小声说。

那双眼睛紧跟着我。只要它们在那儿，我就连动弹一下的力气也没有。

这时候，他的一只手慢慢地从胸口滑下去，只那么很少的一丁点儿，它只落下去几公分，可是这个动作却解除了他那双眼睛的力量。我向前伛下身子，摇了摇头，喃喃地自语道：“不，不，不。”我举起一只手，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我是愿意帮助他的，我便摸了摸他的额头。

我的手一伸过去，那双眼睛就缩了回来，这一下便失去了瞪着看的神情，眼皮儿耷拉下来，那种紧张已经过去了。我解开他的领子，把他的头移放得更加舒服一点。

他的嘴张开了一半，想要说话。嘴唇很干。我的军用水壶不在那儿，我没有将它随身带着。可是弹坑底下的泥浆里有水。我爬将下去，掏出手帕，把它摊开，往下压着，舀起那渗滤在手掌心里的黄澄澄的水。

他把水吞了下去。我又去舀了一点。随后我解开他的军服上衣，以便万一可能，想给他包扎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一定得干，那边的人如果把我俘获了，因为看见我曾有心帮助他，也就不会把我枪毙了。他想要抗拒，可是他的手太没力气了。那衬衫已被黏住，扯不开来，原来是在背后用钮扣扣住的。因此除了剪开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

我找寻小刀，又把它找着了。可是当我动手割开那件衬衫的时候，那双眼睛再一次睁了开来，那里头仍然是叫喊和疯狂的表情，所以我必须把它们蒙住，把它们闭紧，我悄声说道：“我愿意帮助你，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啊——”我恳切地反复说着这个词儿，为的是使他能够理解。

总共有三个伤口。我用急救药包把它们掩住，血从下面流了出来，我压得紧些，于是他就哼哼起来了。

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现在，我们不得不等着，等着。

这几个小时啊。——咯咯的喘息声又响起来了——可是一个人死起来多么缓慢哪！因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他已经无法挽救了。我虽然尽量让自己相信他会活下来，然而到了中午，这个假想却在他的呻吟声中摧毁了，融化了。如果我没有在爬行的时候丢失那支手枪，我一定会把他打死。用刀戳死他，这我可办不到。

到了中午，我在思维的极限之外逐渐领悟过来。饥饿把我搅乱了，为了能搞到一点吃的东西，我几乎会流下眼泪，我可是不能再跟饥饿作斗争了啊。一次又一次地我舀水给那个垂死的人，我自己也喝这么一点儿。

这是我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死是我一手干下的。卡特、克罗普和米勒早已经历过这种事情，就在他们把一个人一枪打中的那当儿；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特别是在白刃战中。

可是每一次呼吸都把我的内心袒露出来。这个垂死的人有的是时间，他还拿着一柄看不见的小刀在朝我刺着： 时间和我的思想。

只要他还能活着，我是会多给一些帮助的。躺在这儿，又非得瞅着他、听着他不可，这可就难受了。

下午，大约三点左右，他死了。

我又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不过那也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不大一会儿，那种沉静比起呻吟声来，叫我更加难以忍受。我巴不得咯咯的喘息声又在那儿，间歇的，沙哑的，一会儿是轻声的嘶啸，过一会儿又是沙哑的、大声的。

我所干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可是我总得干点儿什么啊。我把那个死人又扶了起来，让他躺得舒服一点，虽然他已经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合拢他的眼睛。这双眼睛是褐色的，他的头发是乌黑的，两边还有点儿鬈曲。

他那唇髭底下的嘴，既丰满，又柔和；鼻子微微有点儿拱形，皮肤带点儿棕色，这会儿倒不像先前他还活着的时候那样子苍白了。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脸甚至看起来简直非常健康；随后突然间憔悴下去，成为一张死人的异样的脸，这样的脸我经常看见，这样的脸全都是一个模样儿。

他妻子肯定还在想念他；她不知道已经出了什么事情。看样子他好像常常写信给她似的；她还会收到他的信——明天，一星期之后——，说不定甚至过一个月还会来这么一封辗转投递的信。她会看这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会跟她说话。

我的情况越来越糟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他的妻子长相怎么样？就像运河对岸那个肤色浅黑、身材纤细的小妞儿吗？她是不是还属于我呢？现在这样一来，也许她就属于我了！我真希望坎托列克就坐在我的身边！如果我的母亲能够看见我的话……这个死人说不定可以多活三十年，只要我把回去的路记得更加清楚一些。只要他向左边多跑两公尺远，说不定这会儿他正坐在那边的战壕里，又在给他妻子写信咧。

可是我不能再这样往下想了；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只要克默里希的腿往右偏这么十公分，只要海伊再往前伛下五公分……

沉寂在扩展。我要说话，而且一定得说话。因此我就跟他说起话来了，我对他说道：“伙伴，我本来并不想杀死你。如果你再跳进这里来，我是不会那么干的，只要你也通情达理的话。可是从前，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活在我头脑里的逻辑联想，使我下了那样的决心；我刺向的，正是那个联想。可是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以前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和你的步枪；而现在我才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你我之间共同的东西。原谅我，伙伴！事情我们看清时总嫌太晚。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你们也像我们一样是一些可怜的人，你们的母亲也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在着急，我们都一样怕死，也一样会死，一样会痛苦。原谅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要是我们把这些个步枪啊、制服啊统统都抛掉，那么你也会像卡特啊、阿尔贝特一样是我的弟兄。把我二十年的生命都拿去吧，伙伴，站起来，再多拿一点也行，因为我还不知道，有了这条命我该去干些什么。”

周遭很宁静，除了啪、啪的步枪声以外，前线一片沉寂。子弹密密地飞过去，他们不是漫无计划地乱放一气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了射过来。我这就跑不出去了。

“我会写信给你的妻子，”我急促地对那个死人说，“我会写信给她，她一定会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我会把我告诉你的事情统统都讲给她听，她不会受苦，我会帮助她，还有你的父母和你的子女……”

他的军服上衣敞开了一半。皮夹是容易找到的。可是我踌躇着没有去打开它。那里头有个本子，上面有着他的姓名。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许我还能把他忘掉，时间自会把它、把这种情景消灭的。可是他的姓名却是一根钉子，它会打进我的心里，永远也拔不出来。它有一种力量，永远能唤起这种情景，这种情景常常会回来，站在我的面前。

我犹豫不决地将皮夹拿在手里。它从我手里滑了下去，掉在地上打开了。有几张照片、几封信散落出来。我把它们捡起，想要重新放回去，可是我所承受的压力，十分捉摸不定的情况，饥饿，危险，跟死人在一起的几个小时，使我丧失了信心，我要快一点解脱，要加剧这种痛苦，从而结束这种痛苦，正像一个人用一只痛得难受的手去猛击一株树身，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有几张照片，里头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是那种业余摄影者拍摄的狭小的照片，背景是一堵爬满了长春藤的墙。除了照片，还有几封信。我把信抽出来，试着看一看它们的内容。大部分我都不理解，它很难辨认，而法文我也不怎么懂。可是被我翻译出来的每一个字，却像一枪打进了我的胸膛，又像一刀戳到了我的胸口。

我的头脑受到过度的刺激。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怎么也不敢像我原来打算的那样写信给这些人。那不行。我再一次看了看那些照片；她们分明不是有钱的人。我不妨不具姓名寄点钱去，要是今后我能够有点收入的话。我就抓住这一点不放，至少这是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嘛。这个死人跟我的一生已经联系了起来，因此我必须每件事情都做到，每件事情都应承，为了拯救我自己；我不假思索地立下誓言，说我只是为了他和他的一家人而生存下去；我苦口婆心，试着去抚慰他，而在我内心深处却怀着这样一个希望，用这个办法我可以赎救自己，也许还可以开脱这个罪责，这是个小小的计谋，只要能让我逃生，以后我会来照办。所以我就把本子打开，慢慢地念道： 吉拉尔德·杜凡尔，排字工人。

我用这个死人的铅笔，把地址写在一个信封上，随后突然间把所有的东西赶快都塞回他的军服上衣里去。

我把吉拉尔德·杜凡尔这个印刷工人杀死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印刷工人，我胡乱地想着，当一名印刷工人，印刷工人……

到了下午，我安静了一些。我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姓名再也不使我手足无措了。那阵疯狂劲儿已经过去。“伙伴，”我对这个死人说道，可我说得很沉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可是如果我能够走得出去的话，伙伴，那我一定要跟这件事情进行斗争，它把我们两个人都给摧毁了： 从你那儿，夺走了生命，从我这儿呢？也是生命。我答应你，伙伴。它将再也不会发生了。”

(朱雯　译)

【赏析】

以上选段充分揭示了战争对青年一代的毁灭、战争的残酷及其罪恶本质，还有反战和人道主义思想光芒的闪现等主题。

选文中有关于战争结束后何去何从的讨论。表现了保罗和他的同学米勒、克罗普对于战后的未来感到迷惘的苦恼。战争带来的痛苦、灾难和肉体心灵双重的创伤“在每个人都一样；不光是我们这儿的几个人，而且是每处地方，每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呵”。对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这一代人的归宿，小说这样表述：“人们也不会了解我们，因为在我们之前成长的一代，虽然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些年，但是他们都早已成家立业，现在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战争就会被忘掉。而在我们之后成长的一代……有些人将会适应，还有些人只是顺从，而大多数人将会茫然不知所措；岁月流逝，到最后我们将归于毁灭。”

从选文中还可以看出，雷马克十分重视年龄在战争对人的影响中的特殊作用。在雷马克看来，战争对于以保罗为代表的从课堂直接到战场的年轻一代和以卡特为代表的有妻儿、有职业的年长一代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 卡特他们战后可以回归家庭和工作岗位，借此可以冲淡战争的创痕；而保罗他们则是在人格塑造、对世界认识还是模糊一片的时候遭遇了战争，这种影响必定是终生的、毁灭性的。保罗他们过去的生活是简单纯洁的，从课堂出来后本应走进社会，在社会复杂的磨砺中慢慢成熟起来。然而他们却被成千上万个“坎托列克”们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所蛊惑，仓促地卷入了空前残酷的战争。他们本应面对生活，现在却突然面对死亡，不得不为了保全自己而杀人，杀人成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他们本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创造财富，服务社会，现在却“懂得了，一颗擦亮的钮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我们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最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承认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靴刷，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操练。我们怀着热情和善良的愿望来当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幻灭，绝望，神经质，这种阴暗的气氛笼罩在每一个十九、二十岁的青年士兵的心头，挥之不去。雷马克在帝国主义战争大环境的因素之外，还发掘了导致青年一代迷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年龄因素——这是相当深刻的。

选文中另一个主要内容是保罗第一次亲手杀死“敌人”——一个名叫吉拉尔德·杜凡尔的法国印刷工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保罗进行了紧张的思维和痛苦的探索。这一选段既体现了作者对战争场面的自然主义描写特色，又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心理刻画；既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又谱写了一曲人的颂歌，爱、信任、友谊——这些与血腥的战争法则完全相悖的纯朴的人类情感——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保罗对自己的过失充满了自责情绪，他想了很多，认为其实他和法国士兵之间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他们一样是可怜人，他们的母亲一样的在为他们担惊受怕，他们是一样的怕死，也同样的会死去、会痛苦。他请求饶恕，竭力补偿自己的过失： 舀水给垂死的法国士兵喝，用自己的敷带为他包扎，甚至愿意将自己二十年以至更多的生命都给他，他发誓将照顾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并说他只是为了他的一家人而生存下去，甚至决心自己以后要去干法国士兵原来的工作。在这里，已经没有敌我的区分，只有人的存在，在保罗心目中，他自己与法国士兵都是同样的人，他想他们本来也许能够成为朋友，然而现在他们却是仇敌，彼此残杀。这不是因为人的原因，也不是民族的因素，而是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这些人道主义情怀的述写间接或直接地抨击着帝国主义战争，表现了鲜明的反战情绪。

保罗说：“原谅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这类问题卡特也提出过，他说：“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这就引出了小说的另一个思考维度： 探讨战争的起因和本质。选文中，保罗、恰登、卡特、德特林、米勒和阿尔贝特·克罗普一起讨论的正是“这场战争是怎么发生的”问题。卡特认为“一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除了皇帝和将军们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靠战争发了财”。譬如说，“我们的伙食那么差，掺的代用品又那么多，吃得我们都病了。德国的工厂老板都成了大富翁”。这些议论虽出自底层老百姓之口，但却实实在在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 帝国主义战争永远只是少数人(统治阶级)为自己谋利益的战争，士兵们、老百姓们不过是充当了炮灰。雷马克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之口，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表现了强烈的厌战、反战情绪。

雷马克以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描绘了一个渺小而勇敢的人(保罗)怎样艰难地生存于这个喧腾不安的乱世，以至于《西线无战事》——他的这本早期的、许多方面可能尚不成熟的长篇小说——成为了20世纪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珍视。

(张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