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波斯人郁斯贝克，从波斯漫游到法国，在侨居巴黎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家人朋友互通了一百六十封书信。作为一名有钱有势的波斯人，郁斯贝克的内院后房里禁闭着成群的妻妾，由若干阉奴看守着。郁斯贝克离家远游，他写信给阉奴总管，嘱咐他好好服侍和看守后房的妻妾。一开始，妻妾们写信向郁斯贝克描述她们的生活，倾诉对他的思念；但渐渐地，随着时日的久长，妻妾们终于忍受不住寂寞，直至发生越轨行为。郁斯贝克得知后大怒，令阉奴惩罚妻妾，这一举动激起了后房妇女们的反抗。其中一名叫洛克莎娜的妻妾反抗尤烈，她下药毒死了众阉奴，自己也饮药自尽。郁斯贝克这一百六十封书信形象地描绘了法国政治、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以嘲讽而犀利的笔调作了大胆的评论和批评。

【作品选录】

信一百十四　郁斯贝克寄前人

你寻求地球上居民比往昔稀少的原因，假如你多加注意，你将看见，巨大的差别是从风俗的差异中来的。

自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瓜分了罗马的天下，事情发生了许多变化： 要这两种宗教，也像那些世界之主的宗教一样，有利于人类的繁殖，还差得很远。

在罗马人的宗教中，多妻制是禁止的；在这一点上，这宗教比伊斯兰教好些。离婚是允许的；这就使那宗教比基督教也优越得多。

我发现，没有比古代经典中允许多妻，同时又命令丈夫满足妻子，更为矛盾的了。先知说：“去找你的众妇人，因为你对于她们是必要的，和她们的衣服一样，而她们对于你是必要的，也和你的衣服一样。”这一教条，使一个虔诚的教徒生活十分辛苦。一个人有法律所规定的四个妻，或仅有四个妾，或仅有婢女四名，岂不被这么多的“衣服”累得直不起腰来了？

先知又说：“你的众妇人就是你的耕地。接近你的耕地吧，给你的众灵魂行善，你将有一天获得善果。”

我把这样一个善良的教徒看作运动家，他必须不断作战；但是他不久就开始感到疲累的重压，衰弱下去，就在胜利的战场上，委顿不堪，可以说被他自己的多次胜利活埋了起来。

“自然”的作用，总是很缓慢的，并且可以说是很节约的。“自然”的动作从不是暴烈的；甚至在生产方面，“自然”要求节制；它总是按照规矩和分寸行事的；人如强迫“自然”，使它加速进行，它不久就会落入衰弱不振的境地；它用全部剩余的力量保全自己，同时完全丧失了它的生产机能和生殖力量。

为数众多的妇人，总会置我们于上述的虚弱境地；她们更便于使我们精疲力竭，而不便于令我们满足。在我们之间，非常惯见的是： 一个男子宿在妇人奇多的后房，只有寥寥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本身，十有九个是软弱、不健康的，并且委靡不振，像他们父亲一样。

这还不是一切；对这种处于强制节欲中的妇女们，还需要有人监视，而这种人只能是阉奴；家教、妒忌，甚至理智，都不能允许别的男子接近那些妇人。而阉奴的人数必须很多，或者为了在那些妇人不断进行的内部战争之中维持安静；或者为了阻挡外来的活动。因此，一个男子有十个妻或妾，用十个阉奴去监视她们，并不算太多。但是，这许多生下来就等于死的人，对于社会是何等损失！这岂不引起很大的人口减退！

在后房内院和阉奴一同伺候众多妇女的那些婢女，几乎总是在那里保持着悲痛的处女纯洁，直到头白。她们在后房服役，不能嫁人，而她们的女主人，使唤惯了，大概决不会放她们走。

这说明了一个单独的男子，为他一人的乐趣，如何占用了那样多的男子与女子，使他们对于国家说，等于已经死亡；对于人类繁殖，成为无用的废物。

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巴汗，是世上两个最大帝国的首都： 一切均以这两地为终点，各族人民，被千种方式所吸引，从四面八方奔向两城。可是这两个首都，自己日趋凋敝；两国君主，几乎每世纪都要召来一个整整的民族，补充首都人口。否则的话，两城不久就会毁灭。在另一封信中，我将要谈完这个题目。

1718年，舍尔邦月13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五　郁斯贝克寄前人

罗马人的奴隶并不比我们少，甚至比我们多，但是他们利用奴隶，比我们得法。

他们远不至于用强迫手段阻止奴隶繁殖；相反，他们用全副权力予以方便： 他们尽量用各种婚姻的形式，使奴隶们结合起来。用此方法，他们家宅中充满了男、女、老、幼的仆役，而国家则充满了数不清的人民。

奴隶的儿童，在主人周围大批繁殖，年长月久，全成了主人的财富；主人独自负责那些儿童的饮食与教育；父亲们身上无此重担，可以顺着“自然”的倾向，胆大放心，繁殖人数众多的大家庭。

我对你说过，在我们波斯，所有奴隶忙于监督妇女，此外无所事事；对于国家，他们好像处于经常的昏迷状态；因此而必须将耕种和百艺事务，限制在几个有家室的人身上，而他们尽量不认真去做。

在古罗马，情况与此不同： 罗马共和国利用被奴役的人民，获取无穷的利益。每个奴隶在主人规定的条件之下，占有小额的本钱；用这小额本钱，他从事劳动，按照他的事务，决定活动方向。这人经营银行，那人从事海外贸易；这个经营商品零售，那个专力于某种机械手艺，或出租田地，使之生利。可是没有一个人不以其全力设法利用他的小额本钱；这本钱在眼前的奴役生活中，使他获得比较舒适的生活，同时使他日后有获得自由的希望。这就形成了勤劳的人民，刺激了手艺和工业的活跃。

这种奴隶，由于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获得解放，变为公民。共和国不断地补充自己： 老的家庭逐渐消灭，新的家庭逐渐被吸收到共和国怀中。

在以后的信中，我也许有机会给你证明，一国之中，人愈多则商业愈繁荣；我也能同样容易地证明，商业愈繁荣，人数愈增加；二者互相扶助，互为必要的有利条件。

上述情况，当然就使为数奇多的、永久辛勤劳动的罗马奴隶，不断地增加人口！工业和富庶产生了奴隶；同时奴隶也使富庶和工业得以产生。

1718年，舍尔邦月16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六　郁斯贝克寄前人

前几次谈到伊斯兰教各国，并寻求了它们人口少于古罗马治下各邦人口的原因。今试察基督教各国，何以也产生此种结果。

在异教中，离婚是允许的，但基督徒却不准离婚。这一变更，初时似乎关系极微，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以至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不但婚姻的全部温情，因此而被消除，而且婚姻的结果也受到损害。因为，要想束紧婚姻的纽结，结果反而使它松弛了；并且，虽说为了结合双方的感情，但是不但不能使感情结合，反而使它永远分离了。

在如此自由的一种行动中，本来感情应当起很大的作用，而人们却加以拘束、加以必须的要求甚至不可避免的命运。丝毫不考虑反感、任性和脾气不相投合；人们要想感情固定下来，而感情正是自然界中最变化无常的东西；人们将两个几乎永远不相配合的、互相怨恨的人，毫无挽回余地、毫无希望地维系在一起；这种办法，就像古代暴君，将活人与死尸捆缚在一起。

有助于双方互相依恋的事，实无过于离婚的权能： 夫妇二人易于耐心忍受家庭中各种痛苦，因为他们知道有权结束这些痛苦，他们往往终生将离婚之权掌握在手中，而不加以运用，就因为他们考虑到能自由运用这种权利。

至于基督徒，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眼前的痛苦，使未来也毫无希望，因为他们在婚姻的不愉快中，看不见何日了结，可以说看见的只是永恒。从而产生厌憎、纠纷、蔑视；对于后代，这都是损失。结婚刚刚三年，已经疏忽了主要的事，于是三十年的生活，都在冷淡中度过；有时形成内部分离，和公开的分离一样粗暴，并且也许更为有害；男女双方分开生活，各干各的；而这种种，对于子孙后代都有损害。男子厌恶一个永世不变的妇人，不久他就沉湎于花柳丛中；那是一种可耻的勾当，十分有悖于社会利益，这种关系不能达到婚姻的目标，至多只提供婚姻的乐趣。

如此结合的男女双方，倘或有一方不适合于“自然”的安排，不适合于种族的繁殖，或由于气质使然，或由于年龄关系，于是连同埋没了对方，使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成为废物。

因此，如果看见基督徒之间，这许多婚姻只产生了为数极少的公民，不应当觉得诧异。不许离婚，配合不当的婚姻就不能得到挽救；妇女不像在古罗马一样，先后经过若干丈夫之手，他们在这过程中，充分利用妇女的长处。

我敢说： 如果像古代斯巴达共和国那样，其中的公民不断地被奇特与微妙的法律拘束，并且在那里只有一个家庭，就是共和国本身，按照规定，丈夫每年换一个妻子，这样一定会产生多到数不清的人民。

驱使基督徒取消离婚的理由，是颇难令人理解的。在世界各国，婚姻是一种可能有任何协议的契约，应当摒弃的只是可能削弱契约主旨的协议。然而基督徒不从这观点看问题，所以他们很难说明婚姻是什么。他们不以为婚姻的意义在于官能的快感；相反，正如我已经对你说过的，他们仿佛要尽量摒斥这一点。但这是令我丝毫不懂的一种形象，一种意图，一种神秘的东西。

1718年，舍尔邦月19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七　郁斯贝克寄前人

禁止离婚并不是基督教各国人口减少的唯一原因。在他们之间有大量的“宦官”，也是个不小的原因。

我说的是男女教士和修道士，两者都献身于永远的禁欲生活；这在基督徒之间，是最高意义的德行。关于这点，我不了解他们，我不知道毫无效果的事物为什么是德行。

我觉得他们的神学博士，显然自相矛盾： 他们说婚姻是神圣的，而与此相对立的独身，更其神圣，且不说按照教条和教则，好的事情必定是绝对的好。

故意实行独身生活的人，为数奇多。往昔父亲们将子女从摇篮时代起就断送于独身生活；今天，子女们自己从十四岁起，献身此道；其结果几乎一样。

这禁欲的职业，摧残了许多人，即使瘟疫与最惨烈的战争，也从来不至于如此。在修道院中，人们可以看见一个永恒的家庭，这家庭不生育一个人，而它自身的存在，则依靠天下众庶。这些庵院，永远张大着嘴，和无底洞一般，吞没未来的种族。

这政策，和罗马人的政策大不相同；罗马人订立刑法，处分不遵守婚姻法而想享受自由的人，而那种自由，十分违反公共利益。

我现在对你谈的，只是天主教各国。在新教中，任何人都有权利生男育女；这宗教不容许有任何出家的神甫与修道士。新教建立的时候，将一切回返到基督教的初期状态，如果各创教者不曾不断地被控为过火，毫无疑问，他们使婚姻的实践普遍化了以后，必已进一步放松了婚姻的枷锁，并且完全解除了伊斯兰教徒与基督徒之间在这点上的隔阂。

可是，无论如何，和天主教相较之下，新教给予新教徒一个极大的优点，这是肯定的。

我敢说： 按照欧洲目前的情况，天主教不可能在此继续存在五百年。

在西班牙势力衰落以前，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强得多。后者已经渐渐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新教徒将日趋富有、强大，而天主教徒将日益贫弱。

新教各国，应当是、而且实际上也是比天主教各国人口更多。由此可见： 第一，在新教各国，赋税收入更为可观，因税收是按纳税人数的比例而增加的；其次，田地耕种得更好；最后，商业更为繁荣，因为想发财致富的人更多，需要增加了，满足需要的办法也增加了。当人数仅仅足够耕田种地时，商业势必日趋凋敝；人数仅足维持贸易时，耕田种地又不得不耽误；这就是说，如人不够，两者难免同时失败，因为决难偏重一方面，而不使另一方面遭受损失。

至于天主教各国，不但田地荒芜，而且实业也是有害的。这实业仅在于学习某种死语言中的五六个字。凡人一拥有此种本钱，不必再愁不走红运。他在修道院中找到安逸的生活，如果在俗世，这样的生活势必要他付出血汗和辛苦作为代价。

事情尚不仅这样： 修道士手中，几乎掌握了全国的财富；这是一帮吝啬的人，他们永远往里拿，决不向外掏；为了增购资产，他们不断累积收入。这许多财富落在他们手中，可谓陷于瘫痪，再没有交流，也没有贸易；更没有百艺，也没有制造。

没有一个新教国君所征的税收，不比教皇取之于民的赋款多；然而教皇之民贫穷，新教徒却生活在繁荣之中。在新教徒之间，商业使一切生气勃勃；在天主教徒之间，修道制度到处散播死亡。

1718年，舍尔邦月26日，于巴黎。

信一百十八　郁斯贝克寄前人

关于亚洲和欧洲，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现在谈到非洲。我们至多不过谈谈非洲海岸，因为内地情况我们不熟悉。

巴巴里海岸，伊斯兰教已经建立，人口不如罗马统治时多，理由前已提及。至于几内里海岸，想必人口锐减，因为二百年来，那里的小王或村长，将他们的老百姓卖给欧洲的君主，运到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去。

稀奇的是这个美洲尽管每年接受外来居民，本身仍然很荒凉，非洲人口不断损失，对美洲并无裨益。那些奴隶，被运到另一气候之下，成千地死亡；不断使用本地土著与外国人的矿山劳役、从矿中发散出的恶劣气息以及必须不停使用的水银，不可挽救地摧毁了他们。

荒唐之举，无过于为了从地底挖取金银，而害死数不清的人；这种金属，它们本身是绝对无用的，它们之所以成为财富，无非因为被采用为财富的标志。

1718年，舍尔邦月最后一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一　郁斯贝克寄前人

殖民地的通常效果，是削弱了移民所从出的地方，但并不增加移民到达地的人口。

人们应当停留在本地，不要流动，因为某些疾病的来源，就在于把良好的空气更换为恶劣空气；另一些疾病，确是由于空气变换而发生的。

正和植物一样，空气负荷着各地的土末尘屑。这对于我们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们的气质，由此而固定。我们被送到另一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就生病。液体既已习惯于某一固定状态，固体既已习惯于某种流动状态，两者运动到某种程度，就不能接受更多的运动，否则它们要抗拒新的折磨。

某地如果很荒凉，根据这情况，可以预料在土地或者气候的性质上，有某一特殊的毛病。因此，把人们从幸运的天空之下移走，送到荒凉的地方去，这种办法，和追求的目的恰好相反。

罗马人根据经验，知道这一点： 他们将所有罪犯，全发配在撒丁岛上，同时也往那里输送犹太人。对于这些移民的死亡损失，罗马人不得不自解自慰，这在他们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他们本来就蔑视那些可怜的移民。

伟大的夏·阿拔斯，因为不愿让土耳其人有可能在边境上维持大批军队，几乎将全部亚美尼亚人都从原地向外输送，有两万多户，被送到几兰省；经过很短的期间，这些移民几乎全部灭亡了。

历次向君士坦丁堡输送的移民，从来没有获得成就。上面提到的为数奇多的黑人，也丝毫不曾充满美洲。

自从亚德里安治下大杀犹太人以来，巴勒斯坦不见人烟。

所以必须承认，凡大举毁灭居民，几乎是不可补偿的，因为一个民族，人口稀少到某一程度，就停留在这情况上；如果偶然恢复元气，也得在若干世纪以后。

必须承认，一个在衰弱中的民族如再遇到上述种种情况中之最微不足道的一种，则不但不能恢复，且必日趋凋敝，以至于灭绝。

摩尔人被驱逐出西班牙，至今影响仍然使人感觉得出来，如同在当时一样；因为摩尔人在西班牙留下的空隙，不但远未填满，反而日益扩大。

自从美洲遭受蹂躏以来，代替了当地原有居民的西班牙人，未能恢复美洲人口；相反，由于某种命运关系——我最好把它称为天意昭彰——破坏者正在自己互相残害，而且日益耗损。

君主们因此不应当梦想，用殖民方式来增加某些广大地区的人口。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有时获得成功： 有的气候如此美好，以至人类永远得以繁衍，例如有些海岛，被几只船在那里抛下的病人所繁殖，因为病人一到当地，立即恢复了健康。

但是 ，即使这些殖民地获得成功，它们不但不能增加宗主国的强盛，反而分其强盛，除非它们范围极小，如同那些被占领的小块土地，作为经商用的殖民地。

和西班牙人一样，迦太基人曾经发现过美洲，或至少发现了美洲附近的大岛；他们在岛上经营极其发达的商业；但是，一等迦太基看见本国人口减少，这贤明的共和国立刻禁止国人继续在这方面航海、经商。

我敢说，与其派西班牙人到西印度去，不如把印第安人与混血儿送回西班牙本国；必须将分散的人民还给这一君主国；如果西班牙那些广大殖民地的人口保留一半，那么这国家将成为欧洲最可怕的强国。

我们不妨以大树比喻大帝国： 枝桠过长，吸尽躯干的汁液，除了浓荫广被，没有别的用处。

纠正君主们远征的狂热，最确当的办法莫过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事例。

这两国在不可思议的迅速中征服了一些广大无比的王国；他们诧异于自己的胜利，甚于被征的人民诧异于自己的失败；于是寻思用什么方法，保全这些征服的地方。为此，他们采取了两条不同的途径。

西班牙人感觉到没有希望使战败的各国对它保持忠诚，就决定灭绝战败国，再从西班牙本国派遣忠诚的人民到那边去。丑恶的阴谋，从未如此不爽秋毫地被执行过！那些野蛮人所到之处，只见一个人口之多和欧洲各国人口总数不相上下的大民族，从地球上被消灭了；那些野蛮人，在发现西印度群岛时，似乎只想替人类发现什么是残酷的最高阶段。

通过这种野蛮手段，西班牙人把那些地区保持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你判断一下，既然征服的效果如此，征服这事是何等悲惨，因为归根到底，他们不得不出此丑恶的下策。否则，他们如何能令千百万人唯唯听命呢？如何能在如此辽远地方进行“内战”？如果给当地人民以充分时间，让他们从对于那些新的天神初到时的赞慕以及对于他们的火器的畏惧中，渐渐觉醒过来，西班牙人又将陷于何等境地？

至于葡萄牙人，他们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他们不用残酷手段。所以他们不久就从他们发现的土地上被驱逐了出来。荷兰人助长了当地人民的起义，并加以利用。

哪一个君主，羡慕这些征服者的命运呢？在这种条件之下，谁愿意作这样的征服呢？这些人立刻从征服地点被驱逐，另一些人使征服地区化为沙漠，使自己本国亦化为沙漠。

这是“英雄”们的命运，要这样不顾自己破产，去征服转手即失的地方；或者要去驯服那些国家，而又不得不亲手毁灭它们；正如一个荒唐的人，他千辛万苦，买了许多雕像，拿来抛在海中；买了许多镜子，拿来立刻击碎。

1718年，莱麦丹月18日，于巴黎。

信一百二十二　郁斯贝克寄前人

政府温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繁衍，所有的共和国，即为经常的例证。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们的土地性质考虑，可以说都属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们则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在这样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这里，物产阜丰，足供孩子们的需要，同时毫不减少对父亲们的供应。

从公民间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财产的平等，并且将富庶和生命，带到政治机体的各部分，从而散播到全国。

在那些屈服于专制政权之下的国家，情形就和这不同。那里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财富，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极度贫困中。

假若有人，生活并不舒适，而且自己觉得他生了儿女一定会比他更贫苦，他就不结婚了；或者他虽结婚，却怕有为数过多的儿女，他们可能把他的财产整个打乱，可能他们的生活处境，比他们父亲更为下降。

我承认，乡下人或农民一结婚之后，漠不关心地增殖人口，不问自己是贫是富。上述考虑和他无涉，反正他有一宗可靠的遗产留给子女，那就是他的锄头；于是什么都不能阻止他盲目顺从自然的本能。

但是，这许多儿童在贫困中活得毫无生气，对于国家有什么用处呢？他们几乎全部随生随灭；他们决不会发展得很好；羸弱无力的孩子，在千种方式之下陆续死亡，同时又被频数的平民疾病大批卷走，那种疾病是贫困与恶劣食物所经常造成的。有的侥幸死里逃生，到了成年，却无成年的体力，于是终身委靡不振。

人和植物一般，如果不好好培养，决不能生长得很好： 在穷困的人民之间，人种受到损失，有时甚至退化。

关于上述种种，法国即供给了巨大的例子。在过去历次战争中，家家男丁都怕从军，因而不得不完婚娶妇，但年龄过于幼稚，家境也很穷苦。从这许多婚姻中，生育了很多子女；但目前在法国，找不到这些儿童，因为贫困、饥饿与疾病，消灭了其中一部分。

如果像法兰西这样文明的王国，在如此幸福的天空之下，尚且可指出上述的情况，那么在其他国家，又将何如？

1718年，莱麦丹月23日，于巴黎。

(罗大冈译)

【赏析】

两百八十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借书中人物磊迭之口，在第一百十二封信中，向郁斯贝克提出了一个问题： 世界上的人口为何越来越少？磊迭历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北欧、波兰、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以及美洲、亚洲、非洲等国的人口状况，严肃地提出：“地球上人口日渐减少，长此以往，十个世纪以后，全球势必只剩下一片沙漠而已。”磊迭语气严肃，证据“确凿”，丝毫不容人怀疑世界人口逐年减少的真实性。

孟德斯鸠借主人公郁斯贝克之口，以十封信的篇幅来解答磊迭的这一疑问，本书选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七封信。这七封信典型地表现了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两大突出特征： 社会批判性、辨析先进和落后事物的敏锐性及对进步事物的赞赏和支持。

在这七封信中，孟德斯鸠主要从宗教、政治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人类自身寻找世界人口减少的原因。第一百十四封信一开始，郁斯贝克就告诉磊迭，除了物理天体方面的客观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在“道德”和“风俗”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世界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他直接揭露人类社会的弊病和陋俗，批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不合理教义，不符合自然人性，不利于人类社会人口之繁衍。在孟德斯鸠看来，伊斯兰教赞许一夫多妻制以及与一夫多妻制相辅相成的阉奴制，极大地阻碍了人口的自然繁殖；基督教(天主教)奉行修士制度，根据教义，男女修士均献身于永远的禁欲生活；此外，基督教教义原则上不允许离婚，《新约全书·马太福音》里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还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无论婚姻状况怎样糟糕，只要双方都还活着，其中的一方就不得离开另一方，必须坚守住这一婚姻。否则，就是对婚姻神圣性的冒犯，也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和犯罪。对于基督教这些违反自由、束缚人心的教义，孟德斯鸠也给予猛烈抨击，将它列为世界人口之所以急剧减少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孟德斯鸠实际上是借世界人口数量日趋减少这个问题，对与此相关的宗教制度所引发的陋风陋习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揭露和批判，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这两种宗教的厌恶和反感，有力地抨击了这两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政治上，孟德斯鸠借世界人口危机这一话题主要对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不管是罗马人将罪犯和犹太人发配到撒丁岛，还是哈里发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将亚美尼亚人输送到几兰省，或者西班牙殖民者灭绝当地居民以征服殖民地，以及欧洲殖民者把非洲奴隶贩卖到美洲等做法，都不能增加发配地的人口，反而使移民的数量迅速减少，甚至灭绝；孟德斯鸠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政策最终的失败，尖锐地揭露了殖民政策之害，以此警示和劝诫每个有着征服和殖民野心的国家。孟德斯鸠以此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殖民政策的立场，表现了他的进步观点。

另一方面，所选的七封信突出地表现了孟德斯鸠在辨析新旧事物上的敏锐目光，既表现了他对落后旧事物的揭露与否定，也表明了他对进步新事物的肯定与支持。比如他将新教和天主教区别开来，认为前者人口更多，赋税收入更客观，田地耕种得更好，商业更为繁荣；后者则恰恰相反，教会的不动产只限于积累和增长，却没有交流和贸易，更没有百艺和制造。新教徒由于商业而一派繁荣，而天主教徒却依然贫穷。孟德斯鸠之所以否定天主教、肯定新教，主要是由于他看到了新教更有利于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从而更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这一点。他大胆断言：“新教徒将日趋富有、强大，而天主教徒将日益贫弱。”联系一百八十多年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对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密切关系所作的精湛阐述，令人不得不佩服孟德斯鸠这位18世纪思想家目光之敏锐、预见之正确。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孟德斯鸠在第一百十五封信论及古罗马共和国的奴隶政策时说：“一国之中，人愈多则商业愈繁荣；商业愈繁荣，人数愈增加；二者互相扶助，互为必要的有利条件。”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观点。1500—1750年被历史学家称为“重商主义时代”，这正是西方历史上追求人口多多益善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贸易对欧洲国家的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商主义者为了扩大贸易，发展制造业，极力宣言人口众多的好处。在重商主义时代，思想家们所持的共同论点就是：“人比最大的财富都更值得珍惜。”孟德斯鸠的上述几句话显然呼应了重商主义者把人口与财富等同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从长远看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缺乏理性的。这早已由现实得到证明。

在孟德斯鸠写作《波斯人信札》的时代，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人口果真如孟德斯鸠所写日趋减少吗？事实并不尽然。孟德斯鸠在文中并没有提供确切的数据以证明这个观点。事实上，根据有关统计，大约在近代初期以后，欧洲人口基本上处于不断增长之中。1500—1700年的200年间，是欧洲人口膨胀时期。具体而言，欧洲人口在1500年时约在8 000万至 8 500 万之间，1600年欧洲人口约为1亿到1。1亿，1700年为1。1亿至1。2亿。从18世纪起，欧洲各国人口进一步持续增长，大部分国家持续增长到整个19世纪。1680—1820年，西欧各国的人口总数平均增长62%，可见孟德斯鸠借磊迭之口所叙述的情况远非事实的真相，具有科学严谨态度的孟德斯鸠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个观点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之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借这一虚拟的话题，广泛探讨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揭露各项病态的社会制度，揭发陋风陋俗，就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的，“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孟德斯鸠还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疗救”的主张，充分显示了作者思想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正如罗大冈先生在评论《波斯人信札》时所说的，“在这集中讨论人口问题的十一封信中，有许多见解在当时是大步走在时代前面的”。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信，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孟德斯鸠大踏步走在同时代人前面的许多进步思想，感受到这位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敏锐眼光和深邃思考。

(蒋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