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一个冬日的黄昏，火车即将启动。一个手持三等车车票的乡下姑娘闯进了“我”所在的二等车厢。她庸俗的面容、邋遢的着装、二等车和三等车不分的愚蠢都让“我”感到不快。火车驶进隧道后，姑娘执意要打开车窗。“我”冷眼旁观，希望窗打不开才好。车窗打开后，吹进车厢的污浊的空气又让“我”对姑娘更加不满。当火车驶出隧道后不久，她突然探出窗口，把揣在怀里的五六个橘子抛向站在道岔的三个男孩。“我”恍然大悟——姑娘这样做全是为了犒劳特地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这个温馨的画面让“我”铭记于心，也使“我”由衷地产生了喜悦之情。

【作品选录】

冬天的一个傍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剧烈颠簸了一下，便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那是个道地的乡下姑娘。她那没有油亮的头发挽成了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工夫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贫陋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被温煦的阳光映照得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橘子，忽然从窗口飞落向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橘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橘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的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文洁若　译)

注释：

原文作日和下驮，晴天穿的木屐。

银杏髻原为日本江户时代少女发式的名称，江户末期以来，在成年妇女当中也开始流行。

【赏析】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按题材划分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罗生门》和《竹林中》是其历史题材的精品，而现在读者所看到的《橘子》则是他现实题材的佳作。

《橘子》这部作品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寓情于景”。

主人公“我”的情绪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姑娘向她的弟弟抛橘子之前，“我”的心情是倦怠、抑郁的。为了表现出这种消极的情绪，芥川龙之介没有选择大段的心理描写，而是运用了借景抒情的手法。这一手法体现在两个策略上。其一是暗色调的使用。故事发生在“冬天的一个傍晚”，而且是在一个“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不见一个送行的人”的火车站里。小说一开始的寥寥几笔既明了地交代了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又瞬间营造出一种孤寂、阴冷的氛围，奠定了小说前五分之四部分的色调是昏暗的。后文提到的“没有油亮的头发”、“暗淡的白旗”和“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的衣服都是对这种色调的呼应，它们一同构建起一个充满暗影的物象世界，而这又何尝不是“我”心灰意懒的内心世界的投影呢？其二是大量具有消极意义的词汇的使用。例如，小狗是在嗷嗷地哀叫，“我”是在“无精打采”地看着周遭的环境，姑娘的围巾是“肮脏的”、脸相是“俗气的”、服装是“邋遢的”，报上的消息是“索然无味的”，火车的声音是“凄厉的”，镇郊是“贫陋的”，旗帜是“孤零零”的，道岔是“寂寥的”等等。作者有意使用这些在感官上容易引起人们厌恶的词语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也对这些景物产生了反感。借助这样的描写，我们能够很快地融入到“我”的情感世界当中，体察到“我”心情的不快，在情绪上与“我”产生共鸣。

然而，当“我”看到姑娘为犒劳给她送行的弟弟们，从车窗抛下橘子时，“我”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与之相对应，景物的色调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昏暗转为明亮。这里，作者重点突出了对橘子色彩的描写。那是“被温煦的阳光映照得令人喜爱的金色”，它与小说先前提到的那些景物暗淡的颜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橘子它鲜艳的色彩既是姑娘美丽心灵的象征，也是“我”那被温暖了的、充满喜悦的情感的外化。同时，芥川开始用积极意义的词语去取代消极意义的词语。可以把小说近结尾处对姑娘的描写与前文“我”对姑娘第一次所做的观察进行一番比照。我们发现“我”看姑娘的眼神改变了，原来是不屑地“瞥了一下”，现在变成“定睛望着”。对于姑娘的外貌，原先作者用了一系列诸如“皲裂的”、“肮脏的”、“冻疮的”、“邋遢的”这样的修饰定语，但是现在除了仍然提到“皲裂的双颊”，其他的形容词都不见了。这显然是因为“我”对姑娘的态度转变了，由起初的睥睨变成了最后由衷的欣赏。

综观而言，小说的人事描写始终与“我”心境的变化保持着同构的关系，达到了外界物境与内在心境的协调统一。由于作者这一借景抒情的技法的运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加上他偶尔会用直白的抒情作为提示，(例如：“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所以读者对主人公“我”心境的把握应该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

相对而言，较为隐晦的是作者潜藏其中的思想倾向。小说中的“我”是作者情感的寄托。起初“我”对自己庸碌的人生、无聊的世界感到厌倦，后又深深感动于那位姑娘与弟弟之间的亲情。而这个姑娘的身份恰好又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姑娘，为了生计打算去帮佣——典型的社会下层阶级的代表。于是乎，按照我们惯常的思维，很容易将作品的主题归纳为暴露了知识分子空虚苦闷的精神世界，歌颂了劳动人民质朴的感情和美好的品质等等诸如此类。这样的理解和结论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而非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通过这篇作品更多想完成的恐怕是对自我内心的解剖。

《橘子》写于1919年4月，当时芥川二十七岁。在这二十七年里，他已经有了不少创伤性的经历。母亲在他出生八个月的时候发疯，当时普遍认为精神疾病与遗传有关，所以芥川经常处于自己也会成为疯人的恐惧当中。母亲去世后，他正式入籍到舅舅家成为芥川家的养子。1915年，因为养父家的反对，芥川和他的初恋女友分手。这件事给了他不小的打击。1918年，也就是他写《橘子》的前一年，芥川已经出现了神经衰弱的迹象。这年，他的生父与养父同时生意失败，家道中落增加了芥川的经济负担。第二年3月，也就是写《橘子》的前一个月，他的生父病逝……可见，当时的芥川受到了来自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他抑郁的情绪也就可想而知了。《橘子》中的“我”成了他感情抒发很好的宣泄口。作品中“我”糟糕的情绪或多或少也是芥川本人当时心境的写照，但是通观全文后，我们知道作品并不是以消极的情绪收尾的——由于“我”被姑娘的举动感动，心中由衷地产生了喜悦之情。这样一个充满暖意的结局是不是在向我们暗示，在芥川的人生观里诚然有悲观厌世的一面，但其实也有健康积极的一面呢？他在厌恶世俗的同时，也会欣然于世间美好的事物和真情，并且对于这种短暂的感动和快乐特别看重和珍惜。因此，尽管在芥川的一生中有过太多的忧伤，尽管他是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厌世主义者。他绝不是，《橘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样一种人生观的两面性决定了芥川的文学倾向也会走向两面。一方面，他以锐利的眼光去揭露人性的“丑”；另一方面，他也在执著找寻人性的“美”。《橘子》正是他后一种文学追求的尝试。作品里的那个姑娘与其说是劳动人民的缩影，不如说是“美”的化身。她的“美”定格于她抛橘子的瞬间，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是由心而生的内在美，所以在“我”，也可以说是在作者本人看来，它是永恒的美。因此，芥川写《橘子》主要的意图不是为下层人民唱赞歌，而是要颂扬纯粹的美。

《橘子》全文不过两千余字，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艺术技法的炫耀，它能成为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胜在其传达出了一种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或褪色的，人性当中最纯洁美丽的感情。八十多年前，它像橘子在阳光映照下射出的光芒那样，感动了小说中的“我”，感动了芥川龙之介本人。八十多年后，我们通过阅读这部小说，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暖暖的情意。

(许霄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