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实业家父亲参加了皮尔里北极探险，母亲的弟弟疯狂地迷恋着新闻人物伊芙琳·内斯比特，汽车大王福特和财阀摩根秘密会晤讨论死后的再生问题，奥国王子斐迪南观看脱身术大师胡迪尼的飞机表演，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埃玛·戈德曼在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后亲自开导伊芙琳……谁也不能逃脱命定的归宿，逃脱不了疯狂奔驰的时代火车驱使下的变化。摩根死于他再生的梦想，斐迪南大公死于暗杀；业余探险家父亲死于贩运军火的途中；萨拉死了，她的情人、天才黑人钢琴家科尔豪斯为了自尊铤而走险，成了一个暴徒，死于警察的乱枪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被驱逐国外；美丽多情的伊芙琳·内斯比特已红颜憔悴，湮灭无闻；脱身术大师胡迪尼被悬在纽约百老汇上空……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随着机器沉重的喘息而消逝，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

【作品选录】

1902年，父亲在纽约州新罗歇尔市布罗德维尤大街山顶上建造了一幢房子。这是一幢结实的褐色三层楼房，木瓦屋顶上开着天窗，凸在墙外的窗户有条纹帆布篷遮阴，还有纱窗隔着的门廊。在6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全家欢欢喜喜地迁入了新居。从此，一家人似乎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上几年舒坦的日子了。父亲的收入大部分是靠制造国旗、彩旗、花炮等表达爱国热忱的产品积攒起来的。在本世纪初，爱国主义是一种靠得住的感情。当初，老罗斯福当政。人们常常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是在户外参加游行、露天音乐会、炸鱼聚餐、政治性野餐、社交性远足，就是待在会议厅、杂耍剧场、歌剧院和舞厅里。好像什么娱乐活动都必须有大群人参加才行。火车、轮船和电车不断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时尚，人们就是那样生活的。那时候，女人们要比现在壮实。她们撑着白色的阳伞参观军舰。夏天人人都穿白衣服。网球拍是椭圆形的，很笨重。令人头昏目眩的儿女私情甚多。没有黑人。没有移民。星期天午饭后，父亲和母亲上了楼，关上了房门。外祖父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着了。穿着水手服的小男孩坐在有纱窗的门廊里，赶着苍蝇。山脚下，母亲的弟弟登上一辆街车，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个孤独、内向的年轻人，常常被人认为缺乏自知之明。终点站的周围是一片长满泽草的荒野，空气咸涩。母亲的弟弟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布衣服，戴一顶硬草帽，蓄着淡黄色的胡髭。他挽起裤腿，赤脚在盐碱滩上走着，不时惊起一些海鸟。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正是温斯洛·霍默在作画的时候。东海岸还能看到落日的余晖。霍默画下了这暮色。大海显得阴沉沉的，新英格兰沿岸的岩礁和浅滩都染上了一层冷色。过往船只无缘无故地触了礁，勇敢的人们用缆绳奋力抢救。灯塔里、野莓丛中的那些小屋里，都不断出现怪事儿。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难解难分。私奔的女子在一阵狂欢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把这种风流韵事遮掩起来。人们从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揣摩着。在纽约，各家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著名建筑师斯坦福·怀特被某铁路兼焦炭大王的一个怪癖的后代哈里·凯·索开枪打死的消息。哈里·凯·索是伊芙琳·内斯比特的丈夫，而内斯比特则是个有名的美人儿，一度是怀特的情妇。枪击事件就发生在第二十六街。这座占地一个街区的建筑就是怀特本人按照西班牙塞维利亚的风格设计的，房屋是清一色的黄砖、赤陶土，非常气派。正当歌舞剧《香槟小姐》在这条街的麦迪逊广场屋顶花园里举行首演式、艺术家们正在又唱又跳的时候，那位怪人在此盛夏之夜身穿黑色厚外衣，头戴硬草帽，突然掏出手枪朝那位名建筑师的脑袋放了三枪。屋顶上，人们尖叫了起来，伊芙琳昏倒了。伊芙琳十五岁的时候曾经给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充当模特儿。她的内衣都是白色的。丈夫常常用鞭子抽她。有一次，她偶然遇到了革命家埃玛·戈德曼。戈德曼狠狠地开导了她一番。显然，还是有黑人，还是有移民。尽管报纸上都说这次枪击事件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桩罪案，戈德曼却十分明白，那才不过是1906年，离本世纪末还有94年呢！

母亲的弟弟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他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围绕伊芙琳·内斯比特这个名字的丑闻，而且还开始推想： 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她的丈夫哈里·凯·索也进了大牢，这样她就需要一个虽然身无分文却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的体贴。他整日思念着她，急不可耐地想得到她。在他的房间里，墙上贴着一幅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画的题为《永恒的问号》的画，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面上是伊芙琳的侧影，披着一头浓密的卷发，有一缕散开了，宛如一个问号挂在额头上，一绺鬈曲的秀发装饰着那低垂的眼睛，把眉毛遮住了。她的鼻子向上翘得很是别致，嘴唇微微噘起，细长的颈项像小鸟起飞时那样弯着。为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个男人惨死了，另一个男人的一生也毁了。由此，母亲的弟弟得出结论： 世界上除了她那双纤细的手臂的拥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值得追求，更值得向往的了。

午后是蓝色的薄雾天气。潮水淹没了弟弟的足迹。他弯腰拾起了一只十分完美的贝壳，那贝壳的形状像一枚顶针，粉色与琥珀色螺旋相间，是长岛海湾一带不可多得的品种。在薄雾蒙蒙的日头底下，弟弟的脚踝结上了一层盐霜，他只是仰起头喝下了那贝壳里的几滴海水。海鸥在头顶上空盘旋，发出双簧管似的鸣叫声；在他背后那片沼泽尽头的陆地上，在高高的泽草遮住视线的远处，北大街上的街车响着铃声，催促行人赶快闪开。

在城市的这一头，穿水手服的小男孩突然显得烦躁不安起来，开始从门廊这头跑到那头。他用脚尖踩着藤背摇椅的弓腿。孩子到了他这样的年龄，周围的大人们往往预料不到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聪明才智，因而也就不去理会他们。小男孩每天都看报纸，眼下正关心着职业棒球运动员与一位科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 科学家否认有什么曲线球，说这只不过是人的一种错觉。他觉得自己家中的生活不允许他到外面去走走看看。譬如，他对于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的事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家里却一次也未曾带他去看过这位大师的表演。胡迪尼是第一流杂耍剧场的头牌演员，观众都是些穷人——搬运夫、小贩、警察、儿童等。他的一生是荒谬绝伦的。他周游世界，接受人们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束缚，一次又一次地从这些束缚中摆脱出来。人们把他五花大绑捆在一张椅子上，他脱身了。用铁链锁在一架梯子上，他脱身了。让他戴上脚镣手铐，穿上专为犯人和疯子设计的束身衣，把他锁在柜子里，他又脱身了。他能够从银行的金库、钉死的圆桶、缝住的邮袋里脱身，也能够从锌皮作衬里的内勃钢琴音箱、巨型足球、马口铁锅炉、拉盖书桌和香肠衣里面脱身。他的脱身术是神秘莫测的，因为他从不破坏、甚至似乎也未打开过禁锢他的器具。帷幕一拉开，他就衣发凌乱而洋洋自得地站在原封未动、完好如初的容器旁边，向观众频频招手。他从一只灌满了水的密封牛奶桶里逃了出来，从一节押流放者去西伯利亚的闷罐车厢里逃了出来。他摆脱了中国枷具的禁锢，逃出了汉堡的反省院、英国的囚船和波士顿的监狱。用铁链把他锁在汽车轮、水车、大炮上，他逃脱了。戴上脚镣手铐从桥上纵身跳入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法国的塞纳河、英国的默西河，他都很快就浮出了水面向人群招手。不论是穿上束身衣倒挂在起重机、双翼飞机或高楼顶上，还是锁在一件没有氧气装备的潜水服里，绑上重荷投入大海，他都脱身了。有一回，他被活埋在坟墓里跑不出来，要人解救了。人们赶紧把他挖了出来，只见他面色苍白，气息奄奄，指甲缝里流着血，眼上不断掉下泥土，站也站不起来。他的助手见他这般光景，洗手不干了，而他却喘着气，咳着血，说： 土太重了。人们把他收拾干净，送回了旅馆。胡迪尼离开人世至今将近50年，然而脱身表演的观众却愈来愈多。

小男孩站在门廊的尽头，眼睛盯着纱窗上一只爬来爬去的绿头苍蝇： 它的样子好像是从北大街往山上爬。苍蝇飞出去了。一辆汽车从北大街驶上山来。快到山顶时，他看到那是一辆45马力的黑色波普—托莱多牌轻便小汽车。他奔出门廊，站在台阶上。汽车驶过他家，吼叫一声便一头撞到路边一根电线杆上。小男孩奔入屋内，喊叫楼上的父母亲，把外祖父也吵醒了。小男孩又奔回门廊。汽车上的车夫和一个乘客正站在街上看着那辆汽车： 大车轮，充气车胎，黑瓷漆的木轮辐，水箱前和挡泥板上装着黄铜的前灯和侧灯，双侧门，车内坐垫装有饰。汽车似乎没有撞坏，穿一身制服的车夫掀起了引擎罩，一股白色蒸气嘶嘶地直往上冒。

有几个人在自己家的前院看热闹。然而，父亲理了理背心上的表链，走下台阶来到人行道上，看看是否可以帮上一把。汽车的主人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那天，他刚好乘车经过韦斯切斯特，打算去购买地产。他被邀到父亲的家里小坐，待水箱冷却后再赶路。他那谦逊、近乎平庸的举止使他们感到惊异。他显得无精打采；他在脱身艺术上的成就，招来了大批的竞争者，使他必须不断设计出更加惊险的绝招。胡迪尼个子不高，显然是个运动健将。他体格健壮，双手有力，背部和手臂上的肌肉绷紧了他那件满是皱褶的上衣；他那套花呢上衣做工讲究，但不合时令，因为气温已高达华氏80度。他那鬃毛似的头发由中间分开，清澈的蓝眼珠不停地转动着。胡迪尼对于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尊敬，谈起自己的职业则显得有些腼腆，这使他们觉得很得体。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母亲吩咐人送来了柠檬水；胡迪尼感激地喝着。客厅内窗户紧闭，隔开了室外的高温；窗上还有帆布篷遮阴，使室内比较凉爽。胡迪尼想解开领扣。他的注意力被那些方正厚实的陈设所吸引： 窗上的帘子，深色的地毯，东方绸的靠垫，绿色的玻璃灯罩，以及躺椅上的斑马皮。父亲注意到胡迪尼的目光，便说那斑马皮是他在非洲一次狩猎中获得的纪念品。父亲是一位颇享盛名的业余探险家，曾任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主席，至今每年仍交纳会费。其实，再过几天他就要出发，扛起俱乐部的旗帜，参加第三支皮尔里远征队去北极。您是说您要跟大名鼎鼎的皮尔里一起去北极探险？胡迪尼问道。但愿上帝保佑。父亲回答，然后就仰身靠在椅背上，点着了一支雪茄。胡迪尼变得健谈起来。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谈到自己所作的旅行，在欧洲到过的地方；但是北极！那可是非同小可的！能挑中您去，肯定您不简单！他把目光移向母亲，说： 把这个家料理得这样舒适、温暖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他是很有魅力的；母亲是个高大的金发女人，见到他微笑，便垂下了眼帘。接着，胡迪尼用手边的东西给小男孩变了几套小戏法。临走时，全家人把他送到门口，父亲、外祖父与他握手告别。胡迪尼顺着大枫树底下的小径走出去，跨下石级，来到大街上。车夫在那里等候，汽车也已调过头停在路边。胡迪尼坐到车夫身旁，招着手。人们站在自己的院子里看着。小男孩早已跟到大街上，站在汽车前面，瞪着亮晶晶的黄铜前灯里自己那变了样的巨大影像。胡迪尼觉得那孩子眉目俊秀，像他的母亲一样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皙，只是似乎有点纤弱。他侧身探出车门，拉着他的手说： 孩子，再见！小男孩说了句： 警告公爵。接着就跑开了。

布克·华盛顿与地方法院检察官协商之后在临时指挥部的客厅里同记者们谈了话。摩根先生的图书馆是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炸弹，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铤而走险的疯子。我只能祈祷主以其智慧带领我们从这不幸事件中安然脱身。接着华盛顿给他在哈莱姆的朋友和同事——教堂牧师及社团领导人——打了几个电话，邀请他们来闹市区表示明白事理的黑人对科尔豪斯·沃克的事业的反对。他们选择了在这条街上举行一次祈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态度。虽然根据从图书馆带回的可怕报告，地方检察官惠特曼已经命令周围两条街区以内的每所住宅和公寓都进行疏散，但他还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就是父亲到达时的事态。他被护送过了警察的戒严线，从光着头站在那儿默祷的黑人身旁走过。他朝着图书馆瞧了片刻，然后上了褐色沙石房子的台阶。进去以后就没有人再管他了。既没有人同他讲话，也没有人对他要求什么。他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朝这边，一会儿朝那边，期待当权者给他一句话或者注意他一下。然而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

这所房子挤满了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些不知担负什么职责的人。所有的人都四处乱转。父亲往后转悠到了厨房。记者们在这儿。他们吃过了冰箱里的食物。有的把脚搁在桌上坐着，有的靠着碗柜站着。他们戴着帽子，拿污水槽当痰盂用。父亲从他们的谈话中听说了布克·华盛顿与科尔豪斯会见的详情。他对这个曾在他的客厅弹过钢琴的人的名气感到惊异。不过，他觉得好像科尔豪斯改变了他原来的要求。真是这样的吗？似乎没有人看出这一点。可是如果他在消防队长威尔·康克林的生命问题上作了让步或者至少可以磋商的话，就应当告诉什么人才是。他想找个官员说说，恰巧碰上了地方法院检察官本人，他是根据报纸上的照片认出他的。惠特曼在客厅凸窗前，手里拿着望远镜。对不起，父亲说，于是他作了自我介绍并且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惠特曼。地方法院检察官吃惊地注视着他。父亲注意到他脸上有破裂的毛细血管。惠特曼转身对着窗户，举起望远镜，像个海军上将一样朝外眺望。由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父亲只好继续留在他身边。

惠特曼正在等候摩根的答复。他不断看表，这时什么人从街上跑过去了。一个男孩跑进客厅，后面跟着那个馆长和几名警察。他带来一封来自“卡玛尼亚”号的无线电报。地方法院检察官撕开信封。他边读电报边不相信地摇着头。该死，他喃喃地说。去他妈的。他突然朝着房间里的所有人嚷起来。出去！滚出去！他把所有人都赶出了门，但却拉着父亲的胳膊把他留了下来。门关上了。惠特曼把电报塞进父亲手里。还他汽车然后绞死他，电报上写着。

父亲抬起眼睛，发现地方法院检察官正瞪着他。这是我永远不愿考虑的一个办法，惠特曼说，我不能向这头浣熊屈服。就是为了绞死他也不行。我经不起这个。那样我就完蛋了。他妈的，我负责处理过那个狗娘养的贝克尔。本世纪的最大罪案。报纸就是这么称呼的。而现在地方法院检察官倒要向一个黑鬼屈服？不，先生！决不能这样做！

惠特曼在房间里迈着方步。父亲感到身上注入了一股勇气。他手里拿着来自皮尔庞特·摩根的一封私人信件。这使他当即毫不迟疑地以作为纽约地方法院检察官的知己密友而自命了。

父亲看得一清二楚，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在世界的另一头摩根都明白这一点。科尔豪斯看来已经在他的要求之一，即把康克林移交给他的要求上作了让步。此外按照父亲的意见，自从萨拉命归黄泉后，求死便成了科尔豪斯·沃克的最大愿望。他把这一意见告诉了地方法院检察官。事情也许会很快得到解决，他说，那辆车实际上毫无价值。何况那是摩根先生的主意。当然，惠特曼说，只有皮尔庞特·摩根才想得出来。别人谁会有这样的胆量。不，父亲说，我的意见是说那是他的主意。当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不过那样不就替您开脱责任了吗？惠特曼停住脚步凝视着父亲。此时此刻，我本应当在新港与斯维戴珊·菲什夫妇在一起的，他说。

于是，午夜刚过，一队重型挽马回到在新罗歇尔市消防站池塘旁停放着的科尔豪斯·沃克的破T型车跟前。雨过天晴，星星出现在天边。马儿套在汽车后部的保险杆上，把车拉到路上。然后向市区的长途跋涉便开始了。一路上马蹄得得响，车夫站在前座上，一手拉着马缰绳，一手握着方向盘。轮胎全都瘪了，汽车摇晃着向前行驶，车轮每转一圈都发出刺耳的响声。

甚至当福特车还在前往曼哈顿区的途中之时，惠特曼就设法与科尔豪斯通了电话。他告诉他，他要就他的要求与他进行商谈。他提议让父亲充当来回传话的中间人。这比电话更方便。你我都可以信任他，惠特曼指的是父亲。不管怎么说，他是你过去的雇主。不，父亲对着惠特曼另一只耳朵说，我从来没当过他的雇主。父亲现在很有些疑虑不安。没几分钟他已经来到外面，在清晨的寒冷中穿过探照灯照耀的街道，绕过那个弹坑，从石狮旁边上了台阶。他在心中提醒着自己是合众国军队的一名退伍军官。他曾经到北极探过险。黄铜大门开了，开得不大，他走了进去。他听见光亮的大理石地板上自己的脚步声。他的眼睛过了一会儿才适应了昏暗的光线。他寻找那个黑人，看到的却是他的小舅子，他光着上身，脸涂成黑色，胳膊下面有一支装在皮套中的手枪。你！父亲惊叫一声。弟弟拔出手枪，用枪筒碰碰他的太阳穴表示欢迎。父亲的两膝弯了下来。他被扶到椅子上。科尔豪斯给他拿来一壶水。

双方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是把截止时间延迟24小时。第二项协议是街道上的弹坑应盖上木板。父亲往返奔走，虽然称职却像个梦游者一样处于一种古怪的麻木不仁状态。他不看他的亲戚。他能觉出自己背后那又是怨恨又是高兴的情绪的冲动。

在协商这些条款的同时，惠特曼通过电话尽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寻找威利·康克林。他派了警察到纽约市各行政区查找。后来他想起给第四选区的领导人，纽约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核心人物中年资最高的大蒂姆·沙利文挂了电话。他把他从睡梦中叫醒。蒂姆，他说，城里有这么一个叫威利·康克林的住客，他是从韦斯切斯特县那边来的。我不认识这个家伙，大蒂姆说，不过我想想办法看。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惠特曼说。不出一个小时，康克林便被揪着脖颈带上了这幢褐色沙石建筑的台阶。他惊恐万状，仪容不整，浑身湿透。他的工作服下面的扣子掉了几颗，肚子从腰带上面凸出来。他被推到门厅里的一把椅子上并被告知不许开口。一名警察看守着他。他牙齿打战，两手哆嗦。他把手伸进后裤袋，里面有他的装在纸袋中的品脱酒壶。还没容他抽出那壶，警察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挥起一副手铐像抽鞭子一样打在他头上。

拂晓时分，夜间有点减少的人群又像原来那么多了，有四五层人站在路障后面。生锈的T型汽车停放在第三十六街图书馆门前的马路边上。褐色沙石房子的门在指定时间打开了，两名警察中间夹着威利·康克林那垂头丧气的身影出现在门前的露台上。他们把他押到这儿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他。随后他又被带了回去，于是，已经老老实实把汽车和消防队长这两个讨论项目带来的惠特曼此时提出了他的条件。他将敦促韦斯切斯特的相应部门就威利·康克林蓄意破坏他人财产、像曾经入侵罗马的日耳曼汪达尔人破坏文化艺术那样的野蛮行为及非法阻留一位公民的行为提出起诉。此外这个消防队长还要在这儿，就在这条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帮助修复这辆T型汽车。这一耻辱将伴随他度过余生。至于这辆汽车当然也就修整一新了。作为交换，惠特曼要求科尔豪斯和他的部下自首投降，然后保证他们将依法充分享受他们的特权和权利。

父亲把这些条件带到图书馆时，那些年轻人狂笑起来。咱们把他制服了，他们彼此间大声叫嚷着。他让步了。咱们就要一举成功啦。那辆汽车和康克林的出现使他们受到了鼓舞。但是科尔豪斯本人却默默不语。他独自坐在西厅。父亲拜访了他。渐渐地科尔豪斯忧郁的反应压倒了年轻人的兴致。他们忧虑不安起来。最后，科尔豪斯对父亲说，我本人将投降自首，但不包括我这些小伙子。我希望他们从这儿安全转移并得到彻底赦免。不过请你先留在这儿，容我去告诉他们。

科尔豪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出去跟那些呆在大厅里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聚拢到导爆箱周围。那些年轻人愣住了。你一点儿也不用跟他交换什么，他们说。摩根的宝贝在咱们的手里嘛！你一点也不用答应什么。把康克林和汽车交给我们并让我们从这儿出去，然后就把图书馆还给你们！那才是谈判，伙计，那才是谈判的方法哪！

科尔豪斯态度平静。他讲话时语调温和。官方并没有掌握你们的名字，他说，你们可以在这座城市里销声匿迹，重新开始生活。你也一样，有人回敬了一句。不，科尔豪斯说。他们绝不会放我从这儿出去的，你们应当明白这一点。而且即使他们放我出去，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再把我捉住。同时每个和我在一起的人都要被他们捉住。然后你们全都得死。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咱们以前谈好了的，他们之中的一个说，现在你却这么做。伙计，你不能这样干！我们都是科尔豪斯！要是咱们出不去，那就把这儿炸掉，另一个说。弟弟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是对我们的背叛。咱们或者应当全部获得自由，或者应当全部去死。你在信上署名的是美国临时政府总统。科尔豪斯点点头。那似乎是出于制造声势的需要，他说。但是我们是认真的呀！弟弟大声说，我们不是说着玩的！外面有足够的人可以拉起一支队伍！

自然，哪个革命的理论家都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像全国的白种人那样人多势众的敌手，是以修复一辆T型汽车，还是以做其他别的什么事作为革命的起点其实都是一样的。弟弟这时叫喊着，你不能改变你的要求！你不能降低你的要求的内涵！你不能为了一辆汽车就背叛我们！我没改变我的要求，科尔豪斯说。难道那辆该死的福特车就是你的正义吗？弟弟说。难道对你处以死刑就是你的正义吗？科尔豪斯望望他。说到我的死刑，他说，我的死在萨拉死去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至于我那辆倒霉的福特车，它就要被修复成我经过消防站前那天时的样子。并不是我降低了要求，而是他们在拒不接受这些要求的情况下把我的要求抬高了。我将以你们的宝贵生命跟威利·康克林的对换，谢天谢地，多亏有了他。

几分钟后父亲返回马路那一边。说句公道话，科尔豪斯·沃克是准备接受对他的制裁的。不过他的那些追随者可不是这样。他们是另外一代人。他们根本不通人情。父亲浑身哆嗦。他们真是穷凶极恶！他们的这次行动已使他们在思想上发生了改变。他们会把这个世界推翻。拉起一支军队！比起那些臭革命党他们好不了多少。

科尔豪斯出名的执拗现在成了抵御他手下那些人的反对意见的堡垒。正是他保护了摩根先生使之免于马上大祸临头。父亲并未将这一情况向这位地方法院检察官吐露。他觉得正式谈判的问题已经够惠特曼着急一气了。果不其然。惠特曼一仰脸喝下几口威士忌。他满脸胡子茬儿，突起的眼睛通红，领子皱皱巴巴。他踱了几步，伫立窗前。他把右手握成拳头，往左手手心上砸了几下。他又重新看了一遍摩根发来的电报。父亲清了清喉咙，那上面并不是说你非得把那些同谋者都绞死呀，父亲说。什么？惠特曼说。什么？对了，对了。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他们在那儿有几个人，你刚才说到了吗？5个，父亲说，无意间把弟弟除外了。惠特曼叹了口气。父亲说，我认为这是您能采取的唯一良策。不错，地方法院检察官说，可我跟那些报纸怎么交代？哎呀，父亲说，你可以这样说： 第一，科尔豪斯·沃克已经捕获；第二，摩根先生的财产安然脱险；第三，这座城市已经平安无事；而第四，你将运用你办公室和警察局的所有手段追捕其走卒直到他们一个不漏地都关进他们应当呆的栅栏后面为止。惠特曼考虑着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得跟踪他们，他嘟哝着，把他们抓回监牢里去。算了吧，父亲说，那也许是不可能的。他们打算扣住人质，在他们确信自己脱离险境之前是不会放他走的。这个人质是谁？惠特曼问道。我呀，父亲说。我明白了，惠特曼说。可是，这头浣熊凭什么认为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守住这幢大楼呢？噢，父亲说，他会把手放在导爆箱上躲在你从天窗和别的窗户都见不着的地方。据我看，他这样就能守住大楼。

也许父亲此时抱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待他自己脱身之后他可以指引当局再回到这些罪犯的藏身之处。他以为没有科尔豪斯他们就没有气魄和智谋继续成功地与警察较量下去。他们是无政府主义的杀人纵火犯，但他作为个人并不怕。他知道他们的特征而且比他们哪个都强。他跟弟弟已经彻底疏远，所以此刻想到他负责捕捉他时他只觉得高兴。

惠特曼两眼凝视着空间。好吧，他说，好吧。等到天黑也许就没人看见咱们所做的事了。为了摩根先生，还有那该死的古腾堡《圣经》和他那5页乔治·华盛顿的信。

于是，谈判大功告成。

(常涛、刘奚　译)

【赏析】

《拉格泰姆时代》是小说家多克特罗用心编写出的一首既沉稳又变幻无常的拉格泰姆曲子，又是一部由许多鲜明生动的画面连缀而成的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社会的纪实电影。

1900—1917年是科学技术与工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先进的科技带来生产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削弱了普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个人作用。“无形跨国资本帝国的君王”摩根和汽车大王福特就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这些原则，福特确立了工业制度理论的最后主张——不仅成品的各部件可以更换，而且产品制造者本身也应该是可以更换的部件。”多么无情的现实，机械的力量削减了人的力量。人类在机器面前开始变得渺小，摩根迷惑了，于是他在之后与福特的会晤中与其讨论转世说，希冀能从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假定我能够向您证明，秩序和循环往复具有普遍通用的模式，由此可以解释这个星球的活动。”摩根的冥想和前往埃及游览金字塔都显示出其对真理的探索。

对于现实的怀疑和对于真谛的追求并不只是摩根一人所有，而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共性。胡迪尼是著名的脱身术大师，他接受人们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束缚，然后一次又一次成功地从这些枷锁中逃脱出来。他抗争的并非是来自肉体上的禁锢，而是精神上的绳锁。他公开展示他能从重重束缚中逃脱获得自由的本领，但是丝毫不能从中得到满足，“他总是死而复生，死而复生”，似乎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从这囹圄中解脱出来找到生命的价值。皮尔里的北极探险和他一再无法确定确凿的北极点所在处，显示出的是人们在混乱中寻求和平安宁的努力。“皮尔里俯卧在地上，用一盘水银，一只六分仪以及纸张和铅笔，计算着自己的方位。他对测量结果不满意，在浮冰上向前走一段再进行观测。依然不满意。整整一天，皮尔里在冰上来回走着，忽而这里一英里，忽而那边二英里，不停地进行测量，始终感到不满意。”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因为年轻时一次暗杀行动失败“失去”情人后，一度迷失了方向，但她依靠自身的努力冲出了一条属于她的血路，她一次又一次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甚至在被捕时都高声疾呼：“压迫者是财富，我的朋友们。财富是压迫者。”美丽多情的伊芙琳·内斯比特在经历了情人遭丈夫谋杀，还得为丈夫做伪证以求得到一笔赡养费后，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风风雨雨过后的平静恬淡生活将会让她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探寻她的人生意义。甚至是被多克特罗捎带提及的西奥多·德莱赛也成为一个不断改变坐椅摆放位置来明确自己人生方向的人，“他断定这把椅子摆错了方向，便欠身用双手搬起椅子向右移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一时他相信椅子调整好了，但随即又断定还是不对。他又向右转了一下，然后坐稳了试试。然而那把椅子仍显得别扭。于是他又转了一下，直到最后他将椅子整整转了一圈，仍然未找到合适的角度”。

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呈现着各自独特的意义之外，也与虚构的家庭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在虚虚实实中进一步展示出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所做出的种种挣扎。

“父亲”、“母亲”与“小男孩”组成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爱国主义世界里。“父亲”经营着制造国旗、彩旗、花炮等表达爱国热忱产品的家族生意，“母亲的弟弟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他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围绕伊芙琳·内斯比特这个名字的丑闻”，“男孩”“对于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的事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一次意外事故使真实人物胡迪尼闯入了这户虚构家庭的生活，“他那谦逊、近乎平庸的举止”使人们感到震惊，从此真实与虚构开始产生了频繁的交集。之后，“曾任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主席”的“父亲”参加了皮尔里的北极探险队，赞助皮尔里到达北极点。归来后的“父亲”发现原来这个自己熟悉的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被家庭和“新”国家“丢”到了一边，他的儿子在自己的兴趣世界中找到了快乐，他那原本懦弱的妻子把生意照料的井井有条，他们是如此自给自足，这让他感到万分沮丧与无助。相反，“母亲”在“父亲”缺席的期间发掘了自己的潜在能力，并茁壮成长，变得坚强而又主见。

小说中的第二个虚构家庭是由“爸爸”和“小姑娘”组成的犹太移民家庭。“爸爸”是个崇尚社会主义的街头艺人，“妈妈”因迫于贫困不得不卖身支付房租而被“爸爸”赶出了家门。伊芙琳无意中结识了这对父女，并迷恋上了“小姑娘”，开始体会到了平凡生活的乐趣与价值，但同时也接受了“母亲”的“弟弟”强烈而愚蠢的求爱。一次政治集会，埃玛揭穿了伊芙琳的真实身份。“爸爸”吃惊之余带着“小姑娘”逃往了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他不但是要逃脱伊芙琳对他们的束缚，更是为了找寻到生活的意义。“爸爸”代表了整整一代的欧洲移民，他们离家时一无所有，唯有的是心中那个“美国梦”，但是事业、贫困这些残酷无情的现实让他们感到了绝望。在劳伦斯市，这个家庭卷入了著名的1912年纺织工人大罢工。“爸爸”第一次将自己融入了美国活力的主流，“爸爸画了纠察线上踩着积雪、冻僵了的工人，画了蜷缩在木屋中的人家，后来又转为写标语： 大家为我，我为大家。他这时感到好受多了。”后来，他通过出售动画册来赚钱，最终成为美国早期的电影贵族。一路走来也曾有过气馁，也曾有过苦痛，但最终不断向前的意志和不灭的追寻生活真理之心，让他们渡过难关，看到了曙光。

“母亲”在花园里发现了一个被活埋的黑人婴儿，于是牵扯出了第三个虚构家庭——拉格泰姆音乐家科尔豪斯·沃克、萨拉和婴儿。沃克是一位靠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黑人艺术家。如果不是绿宝石岛消防站的队员们出于邪恶的种族主义污辱了他并损毁了他的汽车，那这一家人无疑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沃克为了维护尊严寻求法律补偿，但最终失败。萨拉因幼稚地向副总统请愿求助而惨遭毒打致死。悲痛至极的沃克杀死了几名绿宝石岛消防队员，炸毁了消防站，并组织了一个黑人青年战斗小组，同时受到埃玛激进影响的“弟弟”也加入其中，成为一名爆破专家。沃克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黑人，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暴力手段是被逼出来的，他的死“在萨拉死去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但是“目的何在？意义何在？”沃克终其一生都无法在这个种族主义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攻占图书馆后与政府间的谈判过程及其艰难，最后只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项协议是把截止时间延迟24小时。第二项协议是街道上的弹坑应盖上木板”。无知的众人以为协议达成就是政府的让步，于是“那些年轻人狂笑起来”，“他们彼此间大声叫嚷着”。但是沃克看清了眼前种族主义社会的真面目，也意识到武力只是徒劳，于是，他说“我本人将投降自首，但不包括我这些小伙子。我希望他们从这儿安全转移并得到彻底赦免”。一个无法实现种族和平共处的青年，带着悲伤选择了死亡，但是他不希望和自己拥有共同梦想的追随者也陷入绝境。他绝望了，但是他要他的下一代存有希望。

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共同生活在这爱国主义光环笼罩下的美国，移民在贫困中奋力挣扎，黑人在种族歧视中走上自毁，工人在罢工中流血……社会一片混沌，人们在挣扎中寻求生存。

拉格泰姆是1890—1915年间在美国流行的切分乐曲，是一种采用黑人音乐旋律，按照切分音法循环主题和变形短句等写成，着重强调节奏的器乐曲，钢琴是主要演奏乐器。其中演奏者在钢琴上常常左手是规则的强弱拍伴奏，右手则是演奏与左手伴奏向错位的切分节奏旋律以及更为复杂的节奏旋律，这与当时正处于变革时期的美国社会颇为相似： 一方面是一个繁荣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人们常常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是在户外参加游行、露天音乐会、炸鱼聚餐、政治性野餐、社交性远足，就是待在会议厅、杂耍剧场、歌剧院和舞厅里”，装配汽车流水线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移民蜂拥而至，电影开始崭露头角，一切都是如此变化无常；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阶级矛盾、劳资纠纷、种族主义以及男女不平等、战争阴影的逼近，让人沉重的喘不过气来，连古腾堡《圣经》也成为令人心烦的该死玩意儿。

书的引言用的是“拉格泰姆之王”斯科特·乔普林的一句名言：“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为了让叙述与拉格泰姆音乐的明快节奏相合拍，多克特罗用电影蒙太奇技法展开情节，没有因果的连续性，第一部第一章中，弯腰拾起贝壳的弟弟，城市的另一头穿水手服的小男孩，开着45匹马力的黑色波普的大名鼎鼎的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理了理背心上的表链的父亲，作者在变化不定和移动中拼贴人物与事件，让小说的节奏在跳动中准确踩拍，勾画出一幅20世纪初美国上流社会的众生相。另外，小说的四部分结构也与拉格泰姆音乐一般所有的四部分结构相符，既各有主题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随着极其沉重的喘息已经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一支曲子而已。”曲子结束了，但是对于和平与生命真理的追求是永远没有终点的。“一群孩子，他们都是好朋友，有黑有白，有胖有瘦，有富有穷，各色各样的淘气的小顽童在他们的街坊四邻中经历了种种滑稽可笑的冒险，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跟我们大家一样，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来的人。”这是每个走过拉格泰姆时代的人的感慨，也是走过了200年历史的美国社会所特有的一个隐喻。

(瞿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