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汉斯·施尼尔是德国波恩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他的父母是新教徒，支持希特勒政府，为人悭吝异常，装腔作势，汉斯厌恶他们。他憎恨战争，对纳粹分子在战时和战后的行为极度反感。汉斯21岁的时候，与家境贫寒的玛丽相爱私奔。为了谋生，他做起小丑演员，凭借刻苦和天分，几年来也干出了不小的名堂。玛丽是个天主教徒，她一直希望汉斯能皈依天主教并和自己举行婚礼。汉斯却讨厌这些形式，他觉得自己真心爱玛丽并把她当成妻子对待，这就已经足够了。玛丽终于抵挡不住天主教朋友的怂恿，抛弃了汉斯，嫁给齐普纳。失去玛丽的汉斯一蹶不振，无心练功和演出。小丑职业干不下去了，他不愿听从父亲的安排，而是流浪街头，成为弹唱乞丐。

【作品选录】

我到厨房去切了一块面包，抹上黄油，然后走进起居室，拨了贝拉·布罗森的电话号码。我只希望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激动得直打战——没有回家去，而是去找他的情妇。她看来会服侍父亲上床，给他冲一个热水袋，再给他一杯加蜂蜜的热牛奶吃。母亲在别人不舒服的时候总是絮絮叨叨地谈什么要振作，要坚强，而且近来她认为冷水是“独一无二的灵丹妙药”。　

“我是布罗森，”她说。我真高兴，她身上没有发出任何气味。她有一副好嗓子，女低音，热情而亲切。

我说：“我是施尼尔——汉斯——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她亲切地说，“我是多么——多么同情你呀。”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当她往下讲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你要知道，”她说，“所有评论家都是愚蠢的、自负的和狂妄的。”

我叹口气。“我要是能相信你说的那些就好了，”我说，“我就会舒服一些。”

“那你就相信好了，”她说，“相信它。你还想象不到，具有坚强的意志去相信什么会有多大的帮助。”

“如果有人称赞我，那我该怎么办呢？”

“哦，”她笑了起来，把“哦”音变成悦耳的装饰音，“那么你就相信，他是由于一时的诚实而忘记了自己的狂妄。”

我笑了。我不知道该称呼她贝拉呢，还是叫她布罗森夫人。我们还不太熟悉，再说怎样称呼父亲的情妇，眼下还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书可供参考。最后我还是称呼她“贝拉夫人”，尽管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的名字非常别扭。“贝拉夫人，”我说，“我目前处境非常困难。父亲刚来过我这儿，我们什么都谈到了，但没有来得及谈钱的问题——而且，”我感到她脸红了，我认为她是很诚实的，她同父亲的关系肯定同“真正的爱情”有关，提到“钱的事情”使她感到尴尬。“请听我说，”我说，“忘掉你脑子里现在的一切想法，不要觉得难为情。我只求你帮个忙，要是父亲同你谈起我，——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能提醒他我急需钱用。要现款。马上就要。我已经一文不名了。你在听吗？”

“是的，”她说，声音轻得叫我害怕。接着我听到她的鼻息声。

“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坏女人，汉斯，”她说，现在她放声哭起来，“一个唯利是图的人，跟许多人一样。你肯定会这样看我的。哦。”

“绝非如此，”我大声说，“我从来就没有认为你是这种人——真的没有。”我害怕她会谈起她的灵魂和我父亲的灵魂，就她那强烈的啜泣声来看，她是非常多愁善感的，而且她甚至可能会提起玛丽。“真的，”我说，语气并不十分坚定，因为她竭力把唯利是图的人说得一文不值，使我产生了疑心，“真的，”我说，“我一向相信你那高尚的情操，从来就没有把你看成是坏人。”这是实话。“再说，”我很想再称呼她一次，但我就是叫不出贝拉这个难听的名字，“再说，我都快三十岁了。你还在听吗？”

“在听。”她叹息着，在戈德斯贝格啜泣，听来就好像是坐在教堂忏悔室里似的。

“你就转告他我急需钱用。”

“我看，” 她有气无力地说，“直接跟他谈这事恐怕不太妥当。他家的事情——你明白，我们都很忌讳——不过还有一个办法。”我默不作声。她的呜咽渐渐平息下来，又变成轻微的抽搭声。“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让我去接济贫苦的同事，” 她说，“这钱完全由我支配，如果——如果我把你当作眼下有困难的同事，把这一小笔钱给你用，你看好不好？”

“我确实是一个有困难的同事，不仅是眼下，而且至少半年都是如此。不过，请告诉我，你说的一小笔钱是什么意思？”

她清清喉咙，又“哦”了一声，不过这一次没有装饰音，说道：“那笔钱通常是用来救急的，比如有人死了，有人生病了，或者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是说，这不是长期津贴，而是所谓临时补助。”

“有多少？”我问。她没有立即回答，我在试图想象她的模样。五年前，玛丽拖我去看歌剧，我曾见过她一面。布罗森夫人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伯爵勾引的农家女，我真佩服父亲的眼力。她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女人，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丰满的胸部，她倚在一间农舍上，靠在一辆大车上，最后又靠在一把草叉上，用优美洪亮的歌喉抒发纯朴的感情。

“哈罗，”我叫道，“多少？”

“哦，”她说，这次又拖上了一个尾音，不过非常微弱。“你的问题太直率了。”

“我是为情势所迫，”我说。我愈来愈担心。她沉默的时间愈长，从她嘴里说出的数目就会愈少。

“好吧，”她终于开口了，“数目在十到三十马克之间。”

“要是你编造有一个同事非常困难，比如说，遭到一次严重的事故，那能不能得到为期数月的每月一百马克左右的补助呢？”

“亲爱的，”她低声说，“你总不至于要我去骗人吧？”

“不，”我说，“我倒真是发生了意外——而且我们不也是同事吗？不都是艺术家吗？”

“我试试看吧，”她说，“不过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上钩。”

“什么？”我叫道。

“我不知道能否使他相信。我不会胡编。”

她根本用不着说这话，我已开始认为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愚蠢的女人了。

“那么，这样好吗？”我说，“你设法帮我弄点戏约，就在本地的剧院——当然是演配角，我擅长演台词不多的小角色。”

“不，不，亲爱的汉斯，”她说，“我是不善于搞这种鬼把戏的。”

“那好吧，”我说，“我只还想对你说一句，小数目也是受欢迎的。谢谢你，再见。”没等她来得及再说什么，我就把电话挂上了。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从她那里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她愚不可及。她说上钩时的语气使我觉得可疑。她把这笔“接济困难同事补助金”干脆纳入自己腰包并非不可能。我真替父亲叫屈，我倒希望他有一个漂亮而聪慧的情妇。我一直还后悔没有给他机会为我煮咖啡。那个笨婆娘说不定正兀自在笑着，像一个不得志的女教师一样偷偷地摇摇头，看着父亲走进她的厨房去煮咖啡，然后又虚伪地满脸堆笑，对咖啡赞不绝口，就好像他是一条衔来一块石头的狗。我忿忿地离开电话机，走到窗前，打开窗户，俯视下面的街道。我真害怕有朝一日还是得接受佐默维尔特的提议。蓦地，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马克向街上扔去。就在这一瞬间，我又感到后悔起来。我盯着它看，看不见了，但又好像听到它落在刚驶过的电车顶上了。我从桌上拿起那片抹着黄油的面包，一面吃一面向街上望去。这时已将近八点了，我来到波恩已快有两个小时了，已经和六个所谓的朋友通过电话，也和我父母谈过话，此时不但没有多一个马克，反而比来时还少了一个马克。我想下楼去把那个马克从街上捡回来，可是马上就要到八点半了，利奥随时都有可能打电话来或亲自前来。

玛丽正得其所哉，她正在罗马，在她的教会的怀抱中，正在考虑该穿什么衣服去觐见教皇。齐普纳一定会给她搞一张杰克琳·肯尼迪的照片，还要给她买一条西班牙黑丝披巾和一块面纱，因为严格地说，玛丽现在俨然是德国天主教会的“第一夫人”了。我打算去罗马并且也请求觐见教皇。他也有点像一个聪明年老的小丑，而且丑角也发源于贝加莫；我要找根纳霍姆证实这一点，他是无所不知的。我要向教皇说明，我同玛丽婚姻的破裂其实是因为没有举行世俗的婚礼。我要教皇把我看作亨利八世的对立面： 亨利八世主张一夫多妻制而且是个信徒，我主张一夫一妻制而且不信教。我要告诉他，德国天主教会的“领导人”是多么狂妄和卑鄙，叫他别受蒙蔽。我还要给他表演几个节目，就像“上学”、“放学回家”之类轻松愉快的节目，而不是表演我的拿手好戏“红衣主教”；这个节目会使他感到不快的，因为他本人就当过红衣主教——而他是我最不想得罪的人。

我一再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我脑海中呈现出觐见教皇时的具体情景，看见自己跪在那儿，以一个不信教者的身份请求他赐福，瑞士籍卫兵站在门口，还有某一位面露有点使人感到恶心的笑脸的大主教在场——我几乎相信自己已经见过教皇了。我要告诉利奥，我已到过教皇那里，觐见过教皇。刚才那几分钟里我就在教皇那里，看到他的笑容，听见他那动人的农民声音，对他讲贝加莫地方的小丑是怎样变成闻名于世的小丑的。利奥在这种事情上是一丝不苟的，他总说我在说谎。每当我遇见他，问他：“你还记得我们一起锯木头的事吗？”他总是火冒三丈，大声叫道：“我们没有在一起锯过木头。”从一种毫不足道而且笨拙的方式上来说，他并没有错。那时他大约六七岁，我八九岁，他在马厩里找到一块木头，是围篱栅桩时剩下的，他还在马厩里找到了一把生锈的锯子，要我跟他一道把那块木头锯断。我问他为什么要锯断这根破木头，他说不出什么道理，就是想锯；我不以为然，利奥为此哭了整整半个钟头。事过很久，一直到十年以后，有一天我们正在上德语课，武尼巴德神父给我们讲莱辛的时候，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想起利奥当时要干什么： 他就是想锯锯而已；在那一刻，他想和我拉锯。经过十年之后，我突然了解利奥了，体会到他的欢乐、他的期待和他的激动，体会到当时使他激动的那一切。我的感受是如此强烈，因此在课堂上竟情不自禁地做起拉锯动作来。我仿佛看到利奥面向着我，他高兴得满面红光，我把那把生锈的锯子推过去，他又把它推回来——一直到武尼巴德神父突然抓住我的头发，我才“清醒”过来。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我和利奥真的在一起锯过木头了。——他对此简直无法理解。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如今他已无法理解人们马上要做某些看来愚蠢的事情的心情。甚至母亲有时也会心血来潮，想要做些什么： 坐在壁炉前玩纸牌，亲自下厨房做苹果花茶。她肯定会一时兴起，想坐在漆得又光又漂亮的桃花心木桌旁玩纸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但每当她有这种兴致时，我们却都没有这种兴致，于是就会出现不愉快的场面，母亲装出一种不被理解的样子，要求我们尽服从的本分——十诫中的第四诫，但是之后她又会发现，同只是为了尽本分而玩牌的孩子一起打牌谈不上有什么乐趣，于是一气之下就哭着跑回自己房间。有时她也用一些小恩小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许给我们一些“特别好吃、特别好喝”的东西——但是结果往往又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夜晚。母亲使我们经历过许多次这种夜晚。她不知道，我们大家之所以这样坚决拒绝玩牌，是因为那张红桃七一直还在，每次玩牌它都会使我们想起亨丽黛，但是谁都没有对她讲过，后来每当我回想起她渴望在壁炉前同享天伦之乐的愿望而未能如愿的时候，我总幻想着我单独陪她玩牌，虽然两个人玩牌总是很无聊。我确实同她玩“六十六分”和“打仗”，我喝着苹果花茶，甚至还加了蜂蜜，母亲——打趣地用食指威胁地指一指——居然还给了我一支烟抽，而利奥坐在后面什么地方弹他的练习曲去了，父亲找“那个女人”去了，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女仆在内。玛丽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这些“谎言”的，因为不管我对她讲什么，她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虽然在奥斯纳布吕克时那个男孩我倒是真的看见了的。有时情况又恰好相反： 对于我真正经历过的事情，我倒觉得不真实、不实际，例如那次我从科隆到波恩去同玛丽的那帮姑娘谈论圣母玛利亚。别人称之为并非虚构的事情，我倒觉得纯属子虚乌有。

我离开窗口，打消寻找落在下面尘土里的那个马克的念头，走进厨房，又切了一块面包并抹上黄油。吃的东西已剩下不多了： 还有一罐豆子、一罐李子(我不喜欢吃李子，但莫尼卡哪能知道呢)、半个面包、半瓶牛奶、约四分之一磅咖啡、五个鸡蛋、三片咸肉和一瓶芥末。起居室桌上的烟盒里还有四支香烟。我觉得非常悲哀，因此放弃了日后能够恢复练功的希望。我的膝盖肿得很厉害，使我的裤腿有一种太紧的感觉，头也疼得几乎无法忍受，这是持续不断的针刺般的疼痛，我心灵上从来没有这样颓丧过，再加上“肉欲”的折磨——而玛丽却远在罗马。我需要她、她的肌肤和放在我胸口的那一双手。正如佐默维尔特所说的，我“同肉体美具有一种生动而真实的关系”，我喜欢像我的芳邻格莱伯赛太太那样漂亮的女人围在我的周围，但是我对这些女人并无“肉欲”的要求，而这使大多数女人感到恼火，虽然如果我有这种要求并企图加以满足的话，她们一定会去报警的。这种肉欲确实是件复杂而又残忍的事情，对于那些并非一生一婚的男人来说也许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对我这种主张一生一婚的男人来说则又必须永远被迫作出潜在的失礼举动，大多数女人如果感觉不到她们所知道的性爱，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就连布洛特太太这样老实巴交的虔诚的女人，也经常有一点被冒犯的感觉。有时我甚至能够理解报上经常报道的那些色情狂的心情，我一想到还有所谓“夫妇义务”这种事就会感到惴惴不安。如果一个女人由于国家和教会有明文规定而去干这种事情，那么这种夫妻关系一定是非常荒唐的。怜悯心是不能加以规定的。这一点我也想要跟教皇谈一谈。他了解的情况肯定不是真实的。我又搞了一片抹黄油的面包，然后走进前厅，从大衣口袋里取出火车经过科隆时买的那份晚报。晚报有时还有用处，它能像电视一样使我感觉空虚。我翻阅着报纸，浏览了一下大标题，直到发现了一则使我不禁哑然失笑的报道： 授予赫伯特·卡利克博士联邦十字勋章。卡利克就是那个曾经检举我是失败主义者而且在审讯中坚持从严惩处的小子，那时他曾别出心裁地想要动员孤儿院的儿童参加最后的决战。我知道他已经成了一个名流。报上说，他获得联邦十字勋章是由于“他向青年传播民主思想卓有贡献”。　

两年前，他为了同我和解，曾邀请过我一次。那个名叫格奥格的孤儿在演习火箭筒时死于非命，这事我能原谅他吗？他告发我——一个十岁的孩子——是个失败主义者，坚持要求从严惩处，这事我能原谅他吗？玛丽认为不能拒绝一次旨在和解的邀请，于是我们便买了一束鲜花去了。他拥有一幢漂亮的别墅，邻近艾弗尔山，有一位漂亮的太太和一个孩子——他们得意地管他叫“囡囡”。他的妻子有某种迷人的地方，使你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活人还是个玩偶。我坐在她身边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抓住她的手臂、她的肩膀或是她的腿，以确定一下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玩偶。她在交谈中说来说去离不开这两句话：“啊，多好”和“啊，多可怕”。起初我觉得她很乏味，但后来被她迷住了，对她讲各式各样的事情，就像把硬币投入自动售货机那样——只是为了看看她的反应如何。当我告诉她，我的祖母刚过世不久——这不是实话，因为我祖母十二年前就去世了——，她说：“啊，多可怕！”而我觉得，如果有人死了，你可以说上一大堆废话，但绝对不会说“啊，多可怕”。然后我又告诉她，有个名叫胡默洛的人(其实并无此人，是我灵机一动瞎编的，为的是把某些正面的东西投入自动售货机)刚刚获得名誉博士学位，她说：“啊，多好。”然后我告诉她，我弟弟利奥改变了宗教信仰，这时她犹豫了片刻——而这个犹豫在我看来几乎像是生命的迹象；她用大而茫然的娃娃眼望着我，想弄清楚此事该属于哪一类，结果她说：“可怕，不是吗？”我总算已做到使她的表达方式有所变化。我建议她干脆把那两个“啊”字省略，只说“好”和“可怕”；她格格地笑了，又给我添上一些芦笋，然后才说：“啊，多好！”后来到了晚上，我们还见到了那个“囡囡”，一个五岁的男孩，他那副样子满可以在电视广告中露脸。那种宣传牙膏式的机械动作，爸爸，晚安，妈妈，晚安，向玛丽鞠一躬，向我鞠一躬。我奇怪为什么电视公司至今竟然还没有发现他。后来，当我们坐在壁炉旁喝咖啡和白兰地时，赫伯特谈起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然后他又取来一瓶香槟，感情变得激动起来。他请求我原谅，甚至跪下来请求我给予一种如他所说的“世俗性的赦免”——我真忍不住，想朝他屁股踢一脚，但我却从桌上拿起一把干酪刀，庄严地授予他民主主义者的称号。他的妻子嚷道：“啊，多好！”当赫伯特感动不已地重新坐下时，我便大谈特谈起犹太美国佬来。我说一度我曾以为我的姓施尼尔(Schnier)同“乞讨”(Schnorren)这个词有渊源，但是后来却证明它出自于“裁缝”(Schneider， Schnieder)，不是由“乞讨”这个词而来。我既非犹太人，又非美国佬，然而——这时我突然打了赫伯特一记耳光，因为我想起，他曾经硬逼我们同班同学戈茨·布赫尔拿出他是雅利安人后裔的证据。戈茨陷于困境，因为他母亲是意大利人，老家在意大利南部的农村——要到那里去调查她老一辈的情况，哪怕是搞到同雅利安族沾上一点边的证明，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戈茨母亲出世的那个村庄已被犹太美国佬占领。那几个星期对布赫尔太太和戈茨来说是非常难过的有性命之虞的日子，最后戈茨的老师想出一个主意，从波恩大学请来一位种族专家作出鉴定。这位专家确定戈茨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地中海人种”，可是赫伯特·卡利克并不罢休，又编造出一套谬论，说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叛徒，一直到战争结束，戈茨没有得到过片刻的安宁。我正想就犹太美国佬发表我的高谈阔论时，这些往事又呈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就给了赫伯特·卡利克一记耳光，把我的香槟酒杯扔进壁炉，又把干酪刀丢进去，拉着玛丽的胳膊就走。那里叫不到出租汽车，只好步行，走了好久才到达公共汽车站。一路上，玛丽一面哭着一面说，这不符合基督教精神，而且也不近人情，可是我说，我又不是基督徒，我的忏悔室还没有开张呢。她又问我是否对赫伯特转变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感到怀疑，我说：“不，不，毫不怀疑——恰恰相反——不过我就是不喜欢他，而且永远也不会喜欢他。”

我打开电话簿，寻找卡利克的电话号码。我今儿有兴致找他在电话里聊聊。我蓦地想起，后来我曾经在我家的在家会客日又遇见过他一次。他一边同一个犹太法学博士谈论“犹太人的精神”，一边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我摇摇头。我为那位犹太法学博士感到难过。他老态龙钟，胡子雪白，非常慈祥，天真得使我为他担心。当然，赫伯特对他所认识的人都讲，他过去是个纳粹分子和反犹主义者，“但是历史使他睁开了眼睛”。可是就在美国人进军波恩的前一天，他还在我家庭园里指挥着那帮孩子操练，并且对他们说：“只要犹太猪猡一露面，你们就给他一家伙。”在我母亲举行这些在家会客日时，最使我恼火的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流亡者的天真。他们为所有的懊悔和大吹大擂拥护民主政治的表白所感动，以至于经常出现热烈拥抱、握手言欢的场面。他们不明白，恐怖的秘密隐藏在一些小事情里面。为政治错误、通奸、谋杀、反犹这种大事情悔恨是轻而易举的，可是谁会去原谅这样一个人，谁会理解那些小事情呢？我还记忆犹新： 当我父亲把手放在我肩上的时候，布吕尔和赫伯特·卡利克瞪眼望着我父亲的样子，赫伯特·卡利克气急败坏地用指节叩着我家的桌子，用那无情的眼光看着我说“一定要严办，一定得毫不留情”的样子，或是他抓住戈茨的衣领，不顾老师温和的抗议，把戈茨拉到全班面前说：“看他——谁说他不是犹太人！”我脑袋里装着太多的场合，太多的细节，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赫伯特的眼睛并没有改变。当我看见那位老而愚蠢的犹太法学博士和赫伯特站在一起，毫不介意往事，让赫伯特给他端来一杯鸡尾酒，并且听任赫伯特胡扯一通犹太人精神的时候，我真感到担忧。这些流亡者也不知道，没有几个纳粹分子被送上前线，阵亡的几乎都是其他的人，像住在维奈肯家隔壁的胡贝特·克尼普斯和面包店老板的儿子贡特·克雷默，他们虽然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头儿，但仍被送上了前线，因为他们“政治上不紧跟”，没有去干那种令人厌恶的监视别人的勾当。卡利克这个人是永远不会被送上前线的，因为他跟得紧，过去和今天都是如此。他是一个天生的紧跟者。实际情况和流亡者所认为的完全不同。当然，这些人只会用诸如有罪或无罪、纳粹或非纳粹这种简单的分类法去看人。

从前，区长基伦汉经常去玛丽父亲的小店，自己从架上拿一条香烟，既不给烟票又不付钱，点上一支烟，坐到玛丽父亲面前的柜台上，说：“马丁，把你弄到一个舒适的、不那么差的小集中营去住住如何？”玛丽的父亲说：“猪总归是猪，你的本性难改。”他们两人打从六岁起就认识了。这时基伦汉就会怒气冲冲地说：“马丁，你可要识相一点，别太过分了。”玛丽的父亲就会说：“我还会更过分： 你给我滚。”基伦汉就会说：“我要把你送进集中营，找一个坏的，而不是好的。”这种情形时常发生，要不是省长伸出“保护之手”，玛丽的父亲早就被抓走了。至于省长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一直搞不清楚。他自然没有对所有人都伸出保护之手，他就没有保护过皮革商人马克斯和共产党人克虏培。他们都被杀害了。这位省长如今混得挺不错，他开了一家建筑公司。有一天，玛丽遇见了他，他说自己“过得还不坏”。玛丽的父亲常对我说：“只要想一想，我竟然还多亏省长那猪猡才得以活命，而且我还得立下书面证明来证实他救过我的命，那么，纳粹统治究竟有多么可怕，就可想而知了。”

(高年生、张烈材　译)

注释：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妻子。

位于意大利。

《圣经》十诫中的第四诫为孝敬父母。

一种纸牌戏，类似中国的打百分。

【赏析】

1972年，伯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赞这位德语作家“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二战结束以后，伯尔的小说引领当时的“废墟文学”，着重描写西德在“经济奇迹”时期社会的复杂情况和人们的种种遭遇。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揭示了隐藏在繁华背后的罪恶，洞察了攀缘于恭顺祥和之上的毒蔓。《小丑之见》即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不顺从文学”的重要代表作。

这部小说的标题体现了一种反讽性。通常小丑的语言和动作是滑稽无理、蠢笨迟钝的，小丑的功能是用来游戏人生、娱乐生活。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某些人的嘴脸，某个宗教的弊端，某类问题的实质，却要通过“小丑”汉斯尖锐言明，清晰道来。

节选部分里，汉斯打算(当然只是一时憋闷产生的想法)去觐见教皇，向他申诉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不公平待遇。就因为不是天主教徒，就因为没有给玛丽形式上的婚礼，汉斯简直成了众矢之的，始终遭到天主教徒们的非难与陷害，直至被金克尔、佐默维尔特等人间接拆散了他深爱着的家庭。作家伯尔通过小丑汉斯的命运，讽刺、抨击了教会的清规戒律和种种弊端，特别是某些教士一边表面遵守迂腐而不合理的制度，一边虚与委蛇，暗行无耻亵神之事。小说中，玛丽的父亲老德尔孔是少数受到汉斯尊敬的人，因为这个老人经常咒骂“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性道德”，并对“教士们在婚姻问题上玩弄骗人的把戏”感到气愤。在这些观念上，汉斯与他心有戚戚焉。那些伪善的教徒认为，只要没有一纸婚书就谈不上名正言顺，就得不到承认和祝愿，而对于男女之间是否存在诚挚的感情这一真正神圣的因素则漠不关心。

汉斯对玛丽的爱是诚挚、火热而忠实的。他尊敬、爱护她，一直把她当作妻子来对待；他与她计划着未来的岁月，憧憬着生儿育女的美好图景。他是一生一婚制的信奉者，生活态度非常认真。节选部分中提到，尽管他思念玛丽的温存，忍受着“肉欲”的折磨，但是严肃而庄重的道德观念让他不能接受没有爱情的性关系。他没有像父亲那样去找一个情妇，也没有到烟花柳巷放纵自己。这样一个堪称洁身自好、端正纯情的男人，在教会人士的眼中却成了无耻之徒，成了色情狂和通奸者，甚至是诱拐女性的强奸犯。怎能怪汉斯的胸中愤愤不平？这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不仅仅是对他的误解，更是对他的诬陷和伤害。其实，那些教士们并非不知道，那一纸结婚证明，那虚妄的宗教仪式，和一生一世的忠诚与恩爱无关，但经过这样一番形式上的“洗礼”，似乎就得了某种特权，又省去了一些麻烦。汉斯辛辣地指出，那些不爱妻子的丈夫或不爱丈夫的妻子，为了履行义务和遵守职责而发生性行为，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本质上都与强奸、卖淫无异，却理直气壮，这才是荒谬至极的罪恶之事呢。

以汉斯的个人经历和体验为主要描写对象，伯尔在小说中对“肉欲”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探讨，借此严厉地批判和抨击天主教及整个基督教在面对人类的天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冷酷与虚伪。节选部分中，汉斯回忆起小时候弟弟利奥要自己和他一起锯木头的事情。“没有什么道理，就是想锯”，这句话里暗含着深意。“锯木头”象征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即使没有道理，也是自然存在，只有得到满足，才能获得心灵的愉悦。长大以后，汉斯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拒绝利奥的要求会让他哭上整整半个钟头。而时至今日，利奥也已不再是那个能够为自己的本能欲望自由吁求的人了。他进入神学院，成了一名刻板、死气沉沉的教士。小说中写到，神学院里的菜谱都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哪些食物能够压制人的肉欲，厨房就做哪些菜。这很像汉斯从前上寄宿学校，老师们让他们这些处在发育期的小伙子拼命地踢球，累到无精打采，从而把已经萌芽的肉欲打进地狱去一样。强行压抑、剥夺欲望，不管是肉体的渴求，还是精神的期待，都会让人不像人。因此在小说后部分，父亲提出为汉斯提供资金，进行为期一年的面壁练功，汉斯断然拒绝了。他不能接受那苦行僧一样的修炼生活，他宁可做一个乞丐，一个愿意唱什么就唱什么，愿意在哪里唱就在哪里唱的自由人。

汉斯是作家喜爱、同情并理想化的人物。他率真、善良、清醒。尽管他不信教，不进教堂，但是从始至终他都能公正地对待别人的宗教信仰，并表现出可贵的理解和尊敬。小说中写道，在汉斯最困难的时候，几个天主教的穷朋友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与那些道貌岸然的高级教士相比，汉斯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上帝的使者。他从未要求玛丽不信教，甚至在玛丽自身对天主教产生失望和怀疑情绪，发生信仰危机的时候，他以真诚的帮助使她重新坚定起来。他还以最实际的行动支持玛丽，给她付钱去教堂，支持她大手大脚地布施。对汉斯而言，“玛丽之为天主教徒，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我想使她保持这种天性”。可是，那些天主教徒却没有同样的胸襟，不允许一个不信教的人保留自己的天性，做出自己的选择。两相对照，优劣立现，泾渭分明。

节选部分中汉斯提到了赫伯特·卡利克博士。这个人曾经是纳粹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战争期间，他指挥一群孩子接受如何使用火箭筒的训练，结果导致一个小男孩被炸身亡，他还曾计划动员孤儿院的儿童上前线参加决战。可是没想到，这个叫嚣着要消灭犹太猪猡的人，在战争结束以后竟然成为社会名流，获得了联邦十字勋章。他装出忏悔的嘴脸，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主义者。汉斯眼看着他哄骗慈祥天真的老犹太法学博士，真是又气又急，恨不得当面戳穿他的面目。

除了卡利克博士外，类似的还有布吕尔和施尼茨勒这两个人物。前者在战争中带头高唱“忠心爱国”歌曲，并认为拒绝捍卫神圣的德意志土地的逃兵都该枪毙，战后却被公认为“政治历史清白”，荣升为教授。后者在战争中说服汉斯的母亲将16岁的女儿亨黛尔送上前线，把汉斯送进少年团，效忠于元首，而战后“外交部简直离不了他”。 作家提醒人们注意，战争的遗毒依然在空气中弥漫，那些纳粹分子、漏网之鱼，他们乔装打扮，换了证件，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罪行，逃避了法律和道义对他们的审判。可是他们的本质和斑斑劣迹还在，军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思想还在。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应该永远刻在人们心头，永不忘记。即使事过境迁，也依然意识到，射杀了人们的枪炮会再造出来，那些打枪放炮的人还活着，并有了叫“囡囡”的下一代接班人。

所有这些，恰恰是让作家担忧的地方，也是小说中汉斯始终无法释怀的忧虑。可是作为一个小丑，人们不会把他的言论当真，更何况阴霾散开的世界让人们逐渐淡忘了炮火的味道，大家不再警惕、紧张地守望四周，松懈的神经完全忽略了滑稽表演里的真相，小丑的嬉笑怒骂成了纯粹的消遣。小说对“小丑”这一身份的设定是别具匠心的，充分体现了作品中人物的悖谬处境。伯尔指出，非艺术家的休息时间正是小丑的工作时间，同样也正是人们放弃思考、小丑揭示真相的时间。但可叹之处在于，并没有人相信小丑。人们认为小丑所说的只是噱头、玩笑，是夸大其辞，甚至胡言乱语。小丑的忧郁也成了笑料，人们不承认那是真实的伤悲，却仅把它当作又一次粉墨登场的表演罢了。这恰是现实生活中真理难以为人所洞悉的深刻悲剧。

小说在时间维度的处理上别具匠心。主体情节发生在短短3小时之间，但同时安排主人公汉斯一再从现在出发，回到过去，越回越远，一步步回溯了6年光阴，直到17年前；同时又让他进入未来，想象玛丽结婚后生育孩子、参加社交、主持家庭等场面。于是，这眼下3小时、过去的6年、17年前、未来等4个时间段浑然一体地融合起来。作品语言诙谐，引人发笑。讽刺得切中肯綮，挖苦得痛快酣畅，斥责得犀利有力。而在描写、抒发汉斯对亨黛尔的怀念、对玛丽的眷恋、对利奥的疼爱等处时，又别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味道。评论家认为《小丑之见》是部人见人爱的作品，应该说恰如其分。

(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