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卡拉马佐夫一家是一个典型的“偶合家庭”。父亲费多尔出身贫贱，年轻时经常充当食客；但后来竟积累了十余万卢布的家财，做起放高利贷的勾当。他两次婚姻只是出于谋求财产或满足私欲。丧妻后愈发无拘无束，全不管孩子的教养，好色淫虐，无恶不作。他的三个从小被亲戚收养的儿子，后来为了各自的目的回到家中。长子德米特里一回家就因财产和情妇与父亲产生尖锐的冲突；次子伊凡是作为父兄矛盾的调解人回家的；三儿子阿辽沙做了修士，面对家庭纠纷，他竭力调和。老卡拉马佐夫早年奸污疯女丽莎留下的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因受了伊凡“一切皆可妄为”学说的感染，又为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恨情绪所驱使，利用费多尔和德米特里之间的不和，借机杀了费多尔，并嫁祸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被判了刑；伊凡因内疚自责而神经错乱；斯梅尔佳科夫自杀；只剩下阿辽沙继续用基督的爱去拯救这罪恶世界上的灵魂。

【作品选录】

四　叛逆

“我应该对你坦白一下，”伊凡开始说，“我一直想不通怎么能爱自己的邻人。据我看来，恰恰对邻人是没法爱的，只有离远些的人还可以爱。我有一回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关于圣徒‘慈悲的约翰’的故事： 有一个饥寒交迫的行路人，走到他的面前，请求给一点温暖，他竟和他同睡一床，抱住他，朝他得了什么可怕的病而流脓发臭的嘴里吹气。我相信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虚伪的自我折磨，一种由于义务而强做出来的爱，出于硬给自己规定的赎罪苦行。要爱一个人，那个人必须隐藏起来，只要一露面，爱就消失了。”

“这话佐西马长老讲过多次，”阿辽沙说，“他也说，一个人的脸常常会妨碍许多对爱还没有经验的人去表示他们的爱。但是人类中间仍然有许多爱，几乎和基督的爱相仿，这是我亲自有所体会的，伊凡……”

“我暂时还体会不到，无法体会，而且有无数的人也和我一样。问题只在于： 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人们的坏脾气，还是因为人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据我看来，基督的爱人是一种地上不可能有的奇迹。自然他是上帝。可是我们并不是上帝。比方说，假定我能够深深地忍受痛苦，但是别人却永远不会明白我受苦到怎样的程度，因为他是别人，而不是我，此外，也很少有人肯承认别人是受苦者，就好像这是一个什么官位似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承认吗？就因为，比如说，我身上有臭味，我的脸长得蠢，我有一次踩了他的脚。并且痛苦和痛苦也不同： 会使我有失尊严的那种屈辱性的痛苦，例如饥饿，还可以蒙我的恩主承认，但只要稍为高尚一点的痛苦，例如是为了一种理想，那就不成了，他很少能加以承认，因为，比如说，他会看着我，突然看出，我的脸和照他想象为了某种理想而受苦的人所应有的脸根本不一样。于是他就会立即把他给我的恩惠夺走，甚至还完全并非由于心存恶意。乞丐，特别是品行端正的乞丐，应该从来不在外面露面，而是通过报纸请求施舍。抽象地爱邻人还可以，有时甚至还得离得远远的，离得近就几乎绝对不行了。如果一切都像在舞台上，像舞剧中那样，乞丐出场的时候穿着绸缎的破衣，披着撕裂的花边，优雅地跳着舞向人乞讨，那还可以欣赏他们。不过只是欣赏而已，决不是爱。但这些话说得够了。我只是要让你明白我的观点。我本想谈一谈一般人类的痛苦，但不如先限于讲一讲小孩子的痛苦吧。这会使我的论据缩小十倍，但还是只限于讲讲小孩子吧。自然这对我是不太有利的。但首先，小孩子们在近处也可以爱，甚至是肮脏的，形容丑陋的都可以爱(不过我觉得小孩子是从来没有形容丑陋的)。其次，我所以不愿谈大人，是因为他们除去令人生厌，不值得爱以外，还遭到了报应： 他们偷吃了禁果，认识了善恶，开始变得‘像上帝’了。而且他们现在还在继续吃。但是小孩们一点也没有吃，暂时还什么错处也没有。你爱小孩么，阿辽沙？我知道你爱的，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只想谈他们。如果他们在地上也遭到极大的痛苦，那自然是受他们的父辈们的连累，受吞食禁果的父辈们的连累而受到惩罚的。但是这种议论是非现世的议论，是现世的人心所不能理解的。无辜的人不应该替别人受苦，何况还是这样的一些无辜的人！你会觉得我很奇怪，阿辽沙，我也会十分喜爱小孩。但你要知道，残忍的人，贪婪成性、欲火如焚的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有时也很爱小孩。孩子们当他们还是孩子时，比如说，在七岁以下的时候，是同大人们有天壤之别的： 他们仿佛完全是另一种生物，有着另一种天性。我认识一个在监狱里的强盗： 他在干他的营生的时候，有时夜间闯进别人家里抢劫，杀死全家，同时还杀死过好几个小孩。但是在坐牢的时候，却竟然出奇地爱他们。他从监狱的窗里成天望着在监狱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他跟一个很小的男孩弄熟了，他时常到他窗下来，结果竟和他十分要好。……你不知道我干吗说这些话，是不是，阿辽沙？我的头有点痛。我觉得忧郁。”

“你说话的神色很奇怪，”阿辽沙不安地说，“好像有点神经失常似的。”

“顺便说起，不久前在莫斯科有一个保加利亚人告诉过我，”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下去，好像没有听到他弟弟的话，“土耳其人和契尔克斯人因为害怕斯拉夫人大规模起来造反，如何在他们保加利亚境内到处行凶，烧杀淫掠，凌辱妇孺，把囚犯耳朵用铁钉钉在围墙上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然后再把他们绞死，还有其他种种的情形，简直没法描写。有时常听见形容人‘野兽般’地残忍，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也很委屈： 野兽从来不会像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老虎只是啃，撕，只会做这些事。它决想不到去用钉子把人们的耳朵整夜地钉住，即使它能够这样做的话。而这些土耳其人却津津有味地折磨孩子，包括用匕首从母亲的肚子里剖出婴孩，一直到当着做母亲的面把吃奶的幼儿抛向空中，再用刺刀接住。他们最感到甜蜜有味的就是当着母亲们的面。但还有这样一个使我十分感兴趣的场面。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吃奶的孩子抱在浑身哆嗦的母亲手里，四周围着一群闯进来的土耳其人。他们想出一个寻开心的主意： 他们逗弄婴孩，笑着，引他发笑，他们成功了，婴孩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土耳其人在离孩子的脸四俄寸的地方举起手枪朝他瞄准，男孩快乐地笑着，伸出两只小手，想抓手枪，忽然那个艺术家对准他的脸扣了扳机，把他的小脑袋打了个粉碎。……很有艺术性，不是么？顺便说起，听说土耳其人是很爱吃甜东西的。”

“哥哥，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阿辽沙问。

“我是想，假如魔鬼并不存在，实际上是人创造了它，那么人准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模子创造它的。”

“那么说，这也就跟创造上帝一样喽！”

“你真会抠字眼，就像《哈姆雷特》中的波罗尼亚斯所说的那样，”伊凡笑着说，“你把我这句话给抓住了；好吧，我很高兴。既然人是照了自己的模子创造出上帝来的，那么你的上帝还能好到哪里去？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些话。你知道么，我是某一类事件的爱好者和收集者。你信不信，我从各种报纸上、小说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碰到，便把某一些故事摘记下来，收集在一起。现在已经收集了不少了。土耳其人的事自然也在收集之列，但是他们全是外国人，我还有本国人的例子，甚至比土耳其人的还要精彩。你知道，我们这里更多的是鞭打，是树条和鞭子，这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因为用钉子钉耳朵的事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到底是欧洲人，但是树条和鞭子却是我们的，别人无法掠美。在外国现在似乎已经完全不打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风俗变好了，或是立了一种似乎不准许人打人的法律，但是他们用另外一种也和我们一样纯粹民族化的东西给自己找到了补偿，而且这种东西民族化到了似乎在我们这里也是不可想象的程度，不过从宗教运动时代起，好像我们这里也开始风行了起来，特别是在我们的上等社会里。我有一本有趣的小册子，从法文翻译的，里面说离今天不远，大约不过五年以前，在日内瓦曾经处决了一个名叫理查的坏蛋和凶手，好像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他在临上断头台以前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信奉了基督教。这个理查是私生子，还在六岁上就被父母送给了瑞士山地上的一家牧人，由他们抚养他，预备养大了拿他当人手使。他在他们家像只小野兽似的长大，牧人们什么也不教他，相反地从七岁起就叫他看牲畜，天寒雨雪时也几乎不给他衣裳穿，不给他东西吃。不用说，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犹豫和自责，相反地，还认为自己完全有权这样，因为理查是被当作物件似的赠送给他们的，他们甚至并不觉得有养育他的必要。理查自己供出： 他在那些年里像福音书里的浪子，哪怕拿给喂肥了卖钱的母猪吃的猪食他也想吃极了，但是连这也不给他吃，当他到猪群中去偷吃的时候，就要挨打，就这样度过了他整个的童年时代，一直到完全长大，有了力气，自己出去行窃为止。这野人到了日内瓦靠做零工赚钱，赚到钱就喝酒，生活得像一只畜生，结果是图财害命，杀死了一个老人。他被捉住，经过审理，判了死刑。那里是不讲什么温情主义的。在监狱里，牧师们，各种基督教团体的会员们，还有些慈善的贵妇人等等立刻把他包围了起来。他们在监狱里教他读书写字，开始给他讲解福音，感化他，说服他，纠缠不休，唠叨指责，软欺硬压，最后终于使他自己庄严地认了罪。他受了洗礼。他自己上书法院，说他做了恶徒，但终于是幸蒙上帝对他也赐给了光明，赐予了天福。这事轰动了日内瓦，所有日内瓦的慈善人士、虔诚教徒都骚动了。所有高尚的、有教养的人全跑到狱中，吻着理查，拥抱他：‘你是我们的兄弟，天福降到你身上来了！’理查自己惟有感动得哭泣：‘是的，天福降到我身上来了！早先我在童年的时代，一直为能吃到猪食而高兴，现在天福降到我的身上，我将在主的怀里死去！’‘是的，是的，理查，你应该在主的怀里死去，你流了别人的血，应该在主的怀里死去。你羡慕猪食，因为偷吃而被人痛打(你这样做很不好，因为偷窃是不容许的)，那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上帝，你并没有罪，——但是你杀了人就应该偿命。’到了最后的一天，身体衰弱异常的理查不断地哭，不住地反复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天，我要到上帝那里去了！’‘是的，’牧师们，法官们和慈善的贵妇们叫道，‘这是你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你正要到上帝那里去！’所有这班人全跟在载着理查的刑车后面，向断头台走去，有的坐着马车，有的步行。他们到了断头台那里以后，对理查叫道：‘死吧，我们的兄弟，死在主的怀里，因为天福也降到了你的身上！’于是理查兄弟在饱受了一番兄弟般的亲吻之后，就被拉上断头台，放在断头刀下，最后又兄弟般地砍下了他的脑袋，就为了天福也降到了他的身上。是的，这真是一件很有特色的事。这本小册子由俄国上等社会里路德教派的慈善家们译成了俄文，免费分送，供在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刊载，以便教化俄国农民。理查这件事的好处在于它具有民族性。我们这里对于只是因为他成了我们兄弟，因为天福降到了他身上就砍去他的头一点，未免觉得离奇，但是我要重复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东西，并不比他们差。我们在殴打的时候感到一种历史性的，直接的，十分亲切的享乐。涅克拉索夫有一首诗，说到农民用鞭子抽打马的眼睛，‘朝驯服的眼睛上’抽。这是谁都读过的，这是俄罗斯的特色。他描写一匹乏力的马，因为负载太多，拉着大车陷在泥里，拉不出来了。农民打它，恶狠狠地打它，打得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只是一味像喝醉了酒似的不停地痛打着：‘不管你怎么没有力气也要拉，死也要拉！’那匹驽马竭力挣扎着，而他却开始朝这可怜的畜生的眼睛上，哭泣的、‘驯服的眼睛’上狠狠地抽打。它发狂般地用尽力气挣扎，到底拉了过去。并且浑身哆嗦，拼命喘着气，歪斜着身子，跌跌撞撞地用一种又不自然，又很难看的姿势向前拉，——涅克拉索夫的这段描写真是可怕。但这只不过是一匹马，而上帝赐给我们马本来就是让我们鞭打的。鞑靼人曾经这样教过我们，还遗赠给了我们一根鞭子作为纪念。然而人也是可以打的。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老爷和他的太太就用树条揍过他们亲生的女儿，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关于这件事情我曾详细地作了记载。父亲对于树枝上有节疤这一点感到高兴，他说：‘可以揍得更结实些，’于是就结结实实地揍起他的亲生女儿来。我确切知道，有些打人的人越打越起劲儿，一直达到性虐狂，真正的性虐狂的地步，越多打一下，这情形就越发展。抽打了一分钟，接着又抽打了五分钟，十分钟。越打时间越长，抽得越急，揍得越结实。孩子喊着，后来喊不出了，只是喘着气喃喃着：‘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由于某种糟糕的偶然情况，这件事后来不体面地闹到了法庭。雇了律师。俄国老百姓早就把我们的律师叫做‘等人出钱雇的良心’。律师大声疾呼地替自己的主顾辩护说：‘父亲打女儿，这是家庭间十分普通的常事，为此竟弄到法庭上来，真是我们时代丢脸的事！’被说服了的陪审官们退庭了，作出了无罪的判决。旁听的群众因为那个折磨小孩的人被判了无罪，竟快乐得欢呼起来。唉，可惜我不在那里，要不然我倒要提一个建议，专门设立一个纪念这位折磨者的奖学金！……真是有趣的场面。但是关于小孩子们，我还有更好的故事，关于俄罗斯的小孩，我收集了许多许多的材料，阿辽沙。有一对‘很可尊敬的、有学问有教养的官宦人家’的父母，仇恨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你瞧，我还要再次坚决地说一句： 许多人有一种特性，那就是嗜好虐待小孩，专门虐待小孩。这些虐待者对其他的人显得甚至十分温和而善意，很像那些有教养、讲人道的欧洲人，却特别爱虐待小孩，甚至正是如此而爱着小孩本身。正是小孩子的柔弱无告这一点引诱着虐待者，小孩子们是无路可走、无处可诉的，他们有着天使般的信任心，这恰恰使虐待者的卑贱的血沸腾起来了。自然，每个人的身上都潜藏着野兽，——激怒的野兽，听到被虐待的牺牲品的叫喊而情欲勃发的野兽，挣脱锁链就想横冲直撞的野兽，因生活放荡而染上痛风、肝气等等疾病的野兽。这一双有教养的父母在这可怜的五岁的女儿身上施加了五花八门的虐待手段。他们棒打，鞭抽，脚踹，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直落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后来甚至虐待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 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把她整夜关在厕所里面，又责怪她夜间不说自己要大小便(好像一个惯于做着天使般酣畅美梦的五岁孩子，这样小就能学会自己醒来说要大小便似的)，就因为这事，竟用她自己的屎涂在她脸上，还逼她吃自己的屎，——而这还是母亲，她的母亲逼着她干的！这位母亲夜里听着关在厕所里的可怜孩子的呻吟，竟还能睡得着觉！你明白不明白，这个甚至还不太明白人家在怎样对待她的小小的生物，在肮脏处所，在黑暗和寒冷中，用小拳头捶着痛楚异常的小胸脯，流出善良温顺的痛苦血泪，向‘上帝’哭泣，求他保护她，——你明白这种荒唐事情么，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虔诚驯从的小修士？你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丑事，它是怎样造成的吗？有人说，没有这，人就不能活在世上，因为那样他就会分辨不出善恶。但如果分辨善恶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又要这该死的分辨善恶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全部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我不去说大人的痛苦，他们已经吃了禁果，那就随他们去吧，让魔鬼把他们捉去就是了，但是这些孩子，这些孩子！我是在折磨你，阿辽沙，你仿佛很不自在。如果你愿意，我就不说了。”

“不要紧，我也想受点折磨。”阿辽沙喃喃地说。

“还有一个场面，我只再说一个场面吧，这是很有意思，很具特色的，而且这是刚从一本讲我国古代史料的集子里读到的，不是叫《文献》，就是叫《文物》，需要查一下，我甚至忘记在哪儿读到的了。这事情发生在农奴制最黑暗的时代，还在本世纪开始的时候，——农民解放者万岁！在本世纪初，有一位将军，是交游广阔的将军，又是富有资财的地主，但他是那种在年高退休以后，就几乎深信自己已经因功获得对自己子民的生死予夺之权的人，当时是有这类人的，自然这类人在当时也好像已经不很多了。这将军生活在他那有两千个魂灵的领地里，妄自尊大，把一些乡邻全当作自己的食客和丑角看待。狗棚里养着几百条狗，几乎有几百个狗夫，全穿着制服，骑着马。有一个农奴的男孩，还很小，只八岁，在玩耍的时候不留神抛了一块石头，把将军心爱的一只猎狗的腿弄伤了。‘为什么我心爱的狗腿瘸了？’有人禀报说，是那个孩子向它扔石头，把它的腿打伤了。‘啊，是你呀，’将军看了他一眼，‘把他抓起来！’于是把他从他母亲手里夺了去，抓了起来，整夜关在牢房里，早晨天刚亮，将军就全副排场地出外行猎，他骑在马上，许多食客，带着狗的狗夫，猎人，全簇拥在他周围，也都骑着马。全体家奴都被叫来受训，站在最前列的是那个犯罪的小孩的母亲。男孩从监牢里被带了出来。这是秋天阴沉寒冷、雾气重重的日子，是行猎最相宜的天气。将军下令脱去男孩的衣服，于是他被剥得精光。他浑身哆嗦，吓得发了呆，叫都不敢叫一声。……将军下令说：‘赶他！’狗夫就朝他喊：‘快跑，快跑！’男孩跑了。……‘捉他呀！’将军厉声地喊着，放出所有的猎犬向他扑去。就在母亲的眼前捕住了猎物，一群猎犬把这孩子撕成了碎块！……那位将军后来好像被判应受监护。嗯……应该把他怎么样？枪毙么？为了满足道德感而把他枪毙么？你说，阿辽沙！”

“枪毙！”阿辽沙低声地说，带着失神的，把脸都扭曲了的惨笑，抬眼看着哥哥。

“好极了！”伊凡高兴地叫起来，“您既然这么说，那么……你这小苦行修士啊！原来你的小心眼里也藏着个小小的魔鬼哩，阿辽沙·卡拉马佐夫！”

“我这话说得荒唐，但是……”

“你这个‘但是’正好说对了……”伊凡说，“你要知道，修士，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有些事我们还是知道的！”

“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也不理解，”伊凡继续说，似乎在说着谵语，“而且如今我也不想去理解什么。我只想执着于事实。我早已下决心不再去理解。如果我想去理解某一事实，我就会立刻改变了这件事实，但是我决心执着于事实。……”

“你干吗老拖延着让我着急？”阿辽沙忽然悲哀地叫道，“你到底对我说不说？”

“我自然会说的，我正在把话引到这上面去。你对于我是很宝贵的，我不愿意丢掉了你，把你让给你那佐西马。”

伊凡沉默了一分钟，他的脸上忽然笼罩了愁云。

“你听我说： 我所以单单谈到小孩子，就为的是明显些。关于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其他人间血泪，我一句也不说，我故意缩小了我的话题。我是一个臭虫，我谦卑地承认我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切会这样。给了人们天堂，人们却想要自由，偷了天上的火种，他们明知道自己会遭到不幸的，可见人们是自作自受，所以也用不着怜惜他们。唉，照我看来，照我这可怜的、欧几里得式的凡俗脑子所能理解，我只知道苦痛是有的，应对此负责的人却没有，一切都是自己连锁引起的，简单明了得很，一切都在自动进行，取得平衡，——但这些全是欧几里得式的胡话，这我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不愿靠着这种胡话生活！光知道没有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是不能叫我心安的，我需要报复，要不然我宁肯毁了我自己。这报复不会出现在无限远的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而就在这地球上，就在我能够亲眼见到的时候，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愿意自己看到，假使到了那时候我已死去，那就应该让我复活过来，因为假使一切全发生在我不在的时候那未免太令人遗憾了。我受苦受难，可不是为了把自己、把我的罪恶和痛苦当作肥料，去给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我愿意亲眼看见驯鹿睡在狮子身旁，被杀的人站了起来，和杀害他的人拥抱。我愿意在大家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切是这样的时候自己也在场。一切地上的宗教全建立在这个愿望上，而我是有信仰的。但是这里还有孩子的问题，我应该怎样安排他们呢？这是我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要不厌其烦地再重复一句——问题是很多的，但是我单单只提孩子的问题，这是因为它最能无可辩驳地说明我想要说的意思。你听着： 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来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请你对我说说！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应该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为什么他们也要成了肥料，要用自己去为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人们对犯罪行为应共同负责我是明白的，对复仇也应共同负责我也明白，但是总不能要孩子们对犯罪行为共同负责呀，如果他们也为父辈们的一切罪行而和他们的父辈共同负责确是合理的，那么显然这个道理并非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我所无法理解的。有些爱开玩笑的人也许要说，小孩也总会长大成人，他们也来得及犯罪的，但是他并没有长成，在八岁时就被一群狗撕成碎块了。唉，阿辽沙，我并不是在亵渎神明！我也明白，一旦天上地下都齐声颂扬，所有活着的和活过的全高声赞美‘你是对的，主，因为你指引的道路畅通了！’的时候，这将是多么震撼宇宙的大事！当母亲和嗾使群狗撕碎她儿子的凶手互相拥抱，三人全含着泪喊叫‘你是对的，主！’的时候，不用说，人们自然是慧眼大开，一切都认识清楚了。但是难题就正出在这里： 我不能接受这个。而且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要抓紧采取我自己的措施。你瞧，阿辽沙，也许果真会发生那种情形的吧，——也许当我自己活到那个盛世，或者复活过来看到那个盛世时，我自己也会看着母亲和残害她儿子的人互相拥抱，而同大家一起齐声呼喊‘你是对的，主！’的吧？——但是不，我决不愿意到那时这样呼喊。只要还有时间，我就要抓紧保卫自己，所以我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这孩子用小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在臭气熏天的屋子里用无法补偿的眼泪祷告着：‘我的上帝！’所以抵不上，就因为他的眼泪是无法补偿的。它是应该得到补偿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和谐了。但是你用什么办法，用什么办法来补偿它呢？难道有可能补偿么？莫非是用报复的方法？但是我要报复有什么用？使凶手入地狱对我有什么用？在已经受够了残害的时候，地狱能有什么补救呢？既然是地狱，那还有什么和谐可言呢？我愿意宽恕，我愿意拥抱，却不愿人们再多受痛苦。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不愿使母亲和嗾使群狗撕碎她的儿子的人最终互相拥抱！她不应该宽恕他！如果她愿意，她可以为自己宽恕，她可以宽恕折磨者给她这个作母亲的所造成的极大痛苦；但是关于她的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她并没有宽恕的权利，不应该宽恕折磨者，就是孩子自己宽恕了，她也不应该！既然这样，既然她们不应该宽恕，那么和谐又在哪里呢？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而且可以有权利宽恕？我不愿有和谐，为了对于人类的爱而不愿。我宁愿执着于未经报复的痛苦。我宁愿执着于我的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的未曾消失的愤怒，即使我是不对的。和谐被估价得太高了，我出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把入场券退还。只要我是诚实的人，就理应退还，越早越好。我现在正是在这样做。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辽沙，只不过是把入场券恭恭敬敬地退还给他罢了。”

“这是叛逆。”阿辽沙垂下头来轻声地说。

“叛逆么？我不愿听你说这样的话。”伊凡十分诚挚地说，“不管一个人能不能在叛逆中过生活，但我是愿意这样生活的。请你对我直说，我要求你，请你回答： 假设你自己要建筑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谧，但是为这个目的，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这所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请你坦白说，不要说谎！”

“不，我不能答应。”阿辽沙轻声说。

“同时你能不能那样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筑的那些人会同意在一个受残害的小孩的无辜的血上享受自己的幸福么，而且即使同意了，又能感到永远幸福么？”

“不，我不能那样想，哥哥，”阿辽沙突然两眼放光地说，“你刚才说： 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宽恕而且有权利宽恕？但这样的人是有的，他能宽恕一切人和一切事，而且代表一切去宽恕，因为他曾为了一切人和一切物而流出了自己清白无辜的血。你忘记了他，而大厦正是建立在他的上面的，大家也正是对他呼喊：‘你是对的，主，因为你指引的道路畅通了。’”

“哦，这就是‘惟一的无罪的人’和他的血！不，我没有忘记他，相反地，还老觉得奇怪，怎么你许久不提出他来，因为你们在辩论的时候，照例总是首先把他提出来。喂，阿辽沙，你不要笑，一年以前我曾经写了一首诗。如果你能跟我一起耽搁十分钟，我可以讲给你听。”

“你写了一首诗么？”

“哦不，没有写，”伊凡笑着说，“我有生以来也没有做过两句诗。但是我想出了这首诗，而且记下来了。这是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你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哦，应该说是听众。真的，一位作者为什么要错过惟一的听众呢？”伊凡微笑了一下。“讲不讲？”

“我很愿意听。”阿辽沙说。

“我的诗题目叫做《宗教大法官》，——是一篇荒唐的东西，但是我愿意讲给你听。”

(耿济之译)

注释：

Polonius，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即农奴。

【赏析】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般被认为是作家一生艺术创作的总结，它几乎将作家曾经开拓过的所有主题都做了一番探讨。小说描写了卡拉马佐夫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给周围的人带来的痛苦。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和人们之间的畸形关系。作家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无情鞭挞了“卡拉马佐夫性格”；同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等问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小说中，作家着力刻画了这个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立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思考，通过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探讨各种思想立场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进而探讨俄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这样，思想就成了这部小说主要的艺术描绘对象。贯穿在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是“上帝存在，灵魂永生”。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成员围绕着这个问题，各自道出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表现出自己的生活立场，显露出“人身上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服苦役和流放生涯后，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放弃了年轻时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思想右转，成为正教教会和沙皇制度的拥护者。他认为基督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一切罪恶的唯一避难所”，没有宗教信仰是万恶之源，农民和东正教俄罗斯是根基。他特别激烈地攻击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和暴力革命，认为他们不相信基督，心中没有上帝，企图“用剑和血来达到联合”，这将导致人们互相残杀，结果是人类的毁灭。这些思想明显地反映在他后期的长篇小说《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

《卡拉马佐夫兄弟》被称为是一部“教会小说”(叶尔米洛夫语)。第五卷旨在描写脱离现实的俄国当代青年中那种极端的渎神行为和进行破坏的思想苗子，对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陀氏将他们与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进行攻击。但在“叛逆”一章中，陀氏却通过无神论者伊凡与弟弟阿辽沙的对话，对儿童苦难的深切关切(这也是陀氏创作的一个中心主题)，奏出了反宗教、反教会的最强音。伊凡列举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例： 土耳其人折磨孩子，虐待狂爸爸用鞭子起劲地抽打孩子，母亲逼孩子吃屎(就因为她夜里尿床)，农奴主让狗将男孩撕成碎片，揭露了现实的黑暗、残暴和荒唐，宗教教义的虚妄、虚伪性，抨击了宗教所宣扬的宽恕、顺从与忍耐的荒谬。

伊凡说爱别人是出于赎罪的动机，出于一种受义务硬性规定的爱，基督对人的爱是人间不可能出现的奇迹，问题在于人的本性就是恶劣。无辜的孩子要代替偷吃禁果的父辈受惩罚，这只是非现世的议论，是无法被现世的人心所理解的。无辜的人替他人受苦就已经不合理，更何况是无辜的孩子。他举出孩子受折磨的种种事例，指出宗教所宣扬的和谐抵不上孩子的一滴眼泪。如果孩子的苦难是为了凑满赎买真理所必需的苦难总数，那么整个真理都抵不上这样的代价。宽恕虐待残害孩子的凶手是不应该的，没有宽恕，和谐也将不存在。这里，伊凡不但揭露基督教的谎言和虚伪，并且也揭露号召容忍一切痛苦和折磨，容忍一切为将来天上的“和谐”而加诸人类的罪行的各种宗教道德的不道德。伊凡揭露了作为宗教的本原的一个基本谎言： 人类受痛苦是必要的，因为用痛苦可以购买将来的幸福；因而，一切眼前发生的事情——包括对孩子的最骇人听闻的侮辱与损害，都变成了最大的幸福。可是，人类的理智和良心却不能容忍孩子的痛苦。只有这个人性的道德是崇高和神圣的。陀氏借伊凡之口实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容忍人们的痛苦是不道德的。保留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未经平抑的愤怒，这才是合乎人性的、唯一人道主义的道德。这是一种充满反抗精神的、亵渎神明的人道主义，是为了使人们摆脱残酷的历史现实而对宗教空想提出的抗议。陀氏还使最富有基督教精神的、最柔顺的阿辽沙支持了他的观点。当然，作家在小说里描写伊凡的叛逆，为的是要把它扑灭、扼杀，用最强有力的论据来驳倒它。但在陀氏的通信中，他自己也认为伊凡用以反对宗教谎言的主要论据是无可辩驳的。不管他在后面的篇章中怎样力图驳斥伊凡的观点，结果是主人公的渎神论驳而不倒，陀氏没有完成他击溃无政府主义的“丰功伟绩”。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抽象的主题上，艺术家的陀氏也没有违背他的天职和良心，现实主义在这里取得了胜利！

伊凡是费·巴·卡拉马佐夫的次子，他是个大学生，他不像大哥德米特里是个热情冲动型的人物，而是一个冷静的无神论者。他崇尚理智，善于分析、思考，力图理解生活的意义。他不信永恒，否定上帝；作为无神论者，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浸透了“血和泪”。在“叛逆”一章里，他激动地向阿辽沙描述了大量人类社会人压迫人的事例。伊凡认为如果必须用孩子的生命来换取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不值得去换取的。因此，他表示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哪怕以后真的出现和谐。作者在这里本来是要借阿辽沙之口宣传宗教忍让的，但结果阿辽沙的宣传却显得软弱无力，造成了相反的效果。这里体现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伊凡的叛逆否定了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世界，表达了他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但他并没有信心去改造这个世界，他虽然渴望生活，却缺乏生活的信念。在他看来人类美好的理想早已被埋葬，在历史上看到的只有暴力和奴役。他对人类的前途十分悲观。这在《宗教大法官》一章中得到形象的体现： 伊凡说16世纪西班牙有个宗教大法官，他认为人是“软弱的和低贱的”，他们一旦获得自由，便会无所适从，善恶不分，互相争斗，引起纷扰和痛苦。只有用“恺撒的剑”去统治他们，才能维持安定。而且这种统治必须以基督的名义进行，以便蒙蔽人们。宗教大法官认为，一度向往的自由、基督的爱等崇高理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因此，当基督再度降临人间时，宗教大法官要他不要妨碍他的事业，将他撵走了。伊凡的宗教大法官是暴力、奴役的象征，是为所欲为原则的体现。伊凡从同情人类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苦苦追求美好的理想而不得，经受着内心的痛苦，后来成为无视任何道德原则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伊凡因为怀疑自己的理论诱导了斯梅尔佳科夫杀父而处于自责之中，终于精神失常。这一结局宣告了他个人主义世界观的破产。事实上，因为伊凡反叛宗教和教会，所以不可避免就会走上犯罪道路，这只是作家一相情愿的设计，伊凡的结局不符合他性格的真实和发展逻辑，而是反映了作家思想的局限。

伊凡的弟弟阿辽沙是个纯洁善良、温驯博爱的青年，是个梅什金式的人物。他表示“要为全人类受苦”；出于对摆脱“世俗仇恨”和爱的理想的追求，他当了见习修士。在小说中，他为大家信任和喜爱，他没有参与家庭的纠纷，却周旋于家庭成员之间，起着抑恶扬善的调节作用。这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作者企图通过阿辽沙的形象来宣传自己的爱和善的主张。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更何况，他在“叛逆”中，不仅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伊凡对上帝和世界的看法，还支持了无神论者伊凡的论点。

“叛逆”一章中伊凡的反叛深深打动了读者。伊凡的观点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事实基础之上的，陀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超越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赤裸裸地以无法抗拒的力量揭露时代的深重灾难。有论者指出，“作者对人类的热爱，他对蒙受创伤的心灵所寄予的深切同情，遮住了一切。不管他如何竭力维护黑暗，但他仍然是一盏明灯”。

(邱静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