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故事发生在1998年一个小镇上。主人公科尔曼是一个有着黑人血统的白人，他不堪忍受种族歧视带给他事业和爱情上的双重打击，所以与父母决裂，以犹太人身份参军，结婚生子，踏入社会。他后来成为大学教授，且入主雅典娜学院，风光一时。但是因为晚年在课堂中的一句玩笑，他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而被大学解雇。朋友也纷纷躲开他，最后连妻子也离他而去。不久，他与女清洁工福妮雅建立起情人关系。福妮雅经历坎坷，由于不堪忍受继父的骚扰而离家出走，年纪轻轻嫁给了越战老兵。两个幼子在火灾中丧生，福妮雅生活在恐惧和悲伤中。福妮雅遇到科尔曼后，生活才重现曙光。但是流言蜚语和传统道德的压力使他们困难重重，最后两人在车祸中丧生。

【作品选录】

这就是我星期六夜晚来和科尔曼做伴时经常看到的局面： 一场奇耻大辱正在吞噬着一个仍然精力充沛的人。落难的伟人，还在遭受着失败蒙羞的煎熬。有点类似你无意之间在桑·克雷门特撞见尼克松，或在佐治亚遇上还没有开始为失败苦行赎罪而当木匠的吉米·卡特时。一种非常哀伤的场面。可是，尽管我对科尔曼的痛苦，他被人极不公正地剥夺的一切，以及他似乎不可能停止痛苦，怀有深厚的同情，然而在那样一些夜晚，在仅仅啜饮了几滴他的白兰地后，我需要一些像魔术一样的东西使自己保持清醒。

但在这个我正描述的夜晚，当我们漫步走进他那间在夏天当做书房的，有纱门纱窗的，很是凉爽的侧面回廊时，他对世界的态度却是友好得不能再友好了。在我们离开厨房时，他已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啤酒，我们分坐在他当书桌用的长条搁板桌两边，桌子的一头堆放着作文簿，大约有二三十本，分成三摞。

“嘿，你瞧，”科尔曼说，他此刻沉静，开朗，焕然一新。“就是那东西。幽灵。昨天完成初稿，今天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通读一遍，每一页都叫我恶心。单看那笔恶劣的字就足以让我鄙视作者了。要我花一刻钟去看它都没门，更不用说两年的时光了……艾丽斯就因为这气死了？谁会相信？我自己都不再相信了。把那么冗长的东西变成一本书，让一个正常的人倾吐满腹牢骚，并写成个像样的东西，至少要花上两年多时间。而我又能得到什么呢，除了再花两年去想‘他们’？这倒不是说，我终于原谅他们了。别误解我的意思： 我痛恨那些杂种。我痛恨那些下贱的杂种，就像格列佛跟马一起生活以后痛恨整个人类一样。我是以一种真正的生物性能痛恨他们。不过那些马我总觉得有些可笑。你怎样？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总把那些马想象成管理这地方的新教机构。”

“你看上去挺精神的，科尔曼——只有那么一线微弱的过去的疯癫。三星期，一个月，不管多久以前，反正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沉陷在自己的血泊中，无以自拔呢。”

“就因为这个东西。但我读过了，一文不值，没事了。我不会像专业作家那样写。我写的是我自己，我想不出调度距离的绝招。一页又一页，还都是原始的东西。不过是一份自我辩白备忘录的蹩脚翻版。无济于事的辩白。”他微笑着说，“基辛格每隔一年能写下一千四百页这一类的东西，但我不行。虽然我可能在自我陶醉的瞬间显得很盲目自信，但我不是他的对手。我退出。”

大多数因为重读自己两年——抑或一年，甚至半年——的劳动所得，发现它无可救药地误入歧途，不得不将它送上断头台，而被迫中途搁笔的作者，都会因此而感到痛心疾首，生不如死，以至一般需要几个月才能渐渐缓过气来。然而，科尔曼仅以甩掉一部像他刚完成的那样拙劣的书稿，就不仅成功地从自己书的残骸中，而且还从自己生活的残骸中，游出水面，重获自由。摆脱了这本书，他现在似乎连一丝一毫清算旧账的欲念都没有了；彻底卸下为自己报仇雪耻，将对方作为凶犯绳之以法的狂热，他不再整日沉浸在蒙冤受屈的心理状态下。除了在电视上看到纳尔逊·曼德拉不等最后一顿可怜的牢饭在他肠胃里消化殆尽就原谅了他的牢头禁子以外，我倒还从来没有见过心态的变化竟然会如此神速地使一个遭受不白之冤的人改头换面。我想不通，而且，起初，我怎么也不相信。

“就这么一走了事，快快活活地说： ‘我不行。’甩掉所有的手稿，所有这些讨厌的——那么，你是否打算填平遭受凌辱而造成的虚空呢？”

“不打算。”他拿起纸牌和用来记分的拍纸簿，我们把椅子拖到搁板桌没有文件的一头。他洗牌，我签，他发。然后，在一种奇异的，由于表面不再敌视雅典娜的每个人——是他们蓄意地、背信弃义地，误判、虐待、玷污了他，将他投入到一场斯威夫特式宏大的厌世工程中——而产生的宁静的满足感里，他开始热情洋溢地回顾过去的好时光，那时他的酒杯斟满美酒，他可观的良知天赋都用在了寻欢作乐上。

直到我们坐下以后，科尔曼才告诉我那女人的事。“我有个女人，内森。我在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发生关系。我无法向你诉说它对我的影响。”

“我们刚跳过舞——你不必。”

“我原以为我不会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了。但当这样东西到晚年又回来了，突如其来的，完全出乎意料的，甚至是不想要的，回到你身上，根本无法加以稀释，当你不再在二十二条阵线上奋斗，不再深陷在日常混乱之中……当恰好这……”

“当她恰好还是三十四岁时。”

“而且是可点燃的。一个可以点燃的女人。她把性欲重新变成了淫欲。”

“无情美人，La Belle Dame sans Merci，已将你俘获了。”

“看来是这样。我说： ‘和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上床你感觉怎样？’她对我说： ‘跟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一起再好不过了。他的习惯已经固定，不可能改变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没有惊奇。’”

“她从哪儿学到的智慧？”

“惊奇。三十四年野蛮的惊奇给了她智慧。但是一种非常狭隘、反社会的智慧。也是野蛮的。是一个无所期求的人所拥有的智慧。那是她的智慧，她的尊严，但却是消极的智慧，不是那种敦促你日复一日埋头苦干的智慧。这是个几乎从出世以来就始终遭到生活无情碾磨的女人。凡是她学到的东西都是从那儿得来的。”

我想，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了……接着，我又想，我也找到了。一旦一个男人开始对你谈论性，他是在告诉你有关你们两人的事。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而且，不发生可能更好些，不过，如果你不能在性的问题上达到某种水平的坦率，并且还摆出一副姿态，仿佛从来没有受到过它的侵扰，那么，男性之间的友谊便不可能是完整的。多数男人一生都找不到这么一个朋友。并不少见。可是，一旦有了，一旦两人发现对这个决定男性本质的东西看法相同，不怕被对方裁决、嘲笑、妒忌，或取代，完全信赖对方不会出卖自己的信任，他们之间人性的纽带就会非常结实，一种出乎意料的亲密感也就会油然而生。这么做对他来说也许并不是家常便饭，我思量着，只是因为他在最痛苦的时刻找到我门上来，满怀着接连几个月我眼见着的戕害着他的仇恨，他才感到那种可以和某个曾在你重病期间守护在床头的人无拘无束交谈的自由。他并不是有着不可遏制的吹嘘的冲动，而是觉得实在无法将犹如新生般令人陶醉的欣喜埋藏在自己的心底。

“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我傍晚过去拿信，她在那儿，在拖地板。就是那个有时给邮局打扫卫生的瘦精精的金发女人。她是雅典娜总务部门正式雇用的工人。她在我曾当院长的地方是全日环保工。这女人一无所有。福妮雅·法利。她的名字。福妮雅的确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她什么都没有？”

“她有过一个丈夫。他拼命打她，结果她昏了过去。他们有个牛奶场。他胡乱经营，倒闭了。她有两个孩子。小供热器翻倒，着火，两个孩子都窒息身亡。除了她收在床底下的罐子里的两个孩子的骨灰，她唯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辆1983年的切维。我唯一一次见到她快哭的时候是当她对我说：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骨灰。’农场的灾难甚至把福妮雅的泪水都榨干了。而她生下来是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她是在波士顿南面一幢面积很大的房子里长大的。五间卧室都有壁炉，珍稀古董、传世瓷器——一切都是古老的，最好的，包括家族本身。她如果愿意，可以把话说得很像样。但她已经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跌到了社会底层，现在她是一只盛满乱七八糟豆子的大口袋，语无伦次。福妮雅被剥夺了属于她的权利。降级了。就她的痛苦而言，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化。”

“谁毁了她？”

“继父毁了她。上层资产阶级的罪恶毁了她。她五岁时，父母离婚。有钱的父亲发现美丽的母亲和人私通。母亲爱钱，又嫁给了有钱人。有钱的继父不让福妮雅安生。从一进门，就摸弄她。简直离不开她。这个金发碧眼天使般的孩子，摸她，捏她——在他企图操她时，她逃跑了。她十四岁。母亲不愿相信。他们领她去看心理医生。福妮雅告诉医生发生的事，而在就诊了十次以后，医生也和继父站到了一边。‘和那些付给他钱的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福妮雅说，‘每个人都一样。’母亲后来和心理医生上了一次床。这就是她讲给我听的关于她怎样被迫自谋生路，艰难度日的故事。从家里逃出来，从中学逃出来，跑到南方，又回到这里，搞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二十岁上嫁给这务农的，比她大，开牛奶场，越战老兵，一心以为如果他们努力干，生儿育女，把农场搞活，她就可以过上稳定、粗茶淡饭的日子，即使那家伙沉默寡言。尤其难得的是那家伙一副戆样。她以为她就是有脑子的一方，日子会好过多了。她以为这是她的优势。她错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只有烦恼。农场破产了。她告诉我，‘屋漏偏遭连夜雨。’而且不断打她。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你知道她怎样描述她婚姻生活的高潮吗？‘热牛粪大战。’一天夜里他们挤过奶，呆在牛棚里为什么事争吵，福妮雅抓起一大把热牛粪朝莱斯特脸上扔过去。他回敬一大把，于是双方开战。她对我说： ‘热牛粪大战可能是我们共同生活最好的时光。’最后，他们满头满脸都是牛粪，两人捧腹大笑，用牛棚里的水龙头冲洗干净后，回到屋子里去操。但好事做过了头。连牛粪大战百分之一的趣味都没有。莱斯特从来就没兴趣——据福妮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笨得连女人都操不对。’当她说我是完美的男人时，我告诉她，这可能是因为她先跟了他，再来跟我的缘故。”

“那么，自十四岁起就和生活中的莱斯特们用热牛粪斗，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三十四岁的她呢？”我问，“除了野蛮的智慧、吃苦耐劳、精明、怒火满腔、疯狂？”

“战斗生活使她变得很有韧性，在性的方面肯定如此，但没有叫她疯狂。至少我还不这么认为。怒火满腔？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呢？——也是一种无声的愤怒。愤而不怒。而且，对一个似乎生活完全与幸运无关的人来说，在她身上却找不到怨气——无论如何，她没有向我表露过。但至于精明，绝不。她说的话有时听起来蛮精明的。她说： ‘也许你应当把我当做碰巧显得年轻些的同龄伴侣。我想我就是的。’我问她： ‘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她说： ‘一些友谊。也许一些知识。性。快乐。别担心。就这些。’我有一次告诉她说，她比她实际年龄来得聪明，她对我说： ‘我笨得超过我年龄。’她肯定比莱斯特聪明，但精明？不。在福妮雅身上有种东西永远十四岁，她的精明也就不过如此。她和她的老板睡觉，雇用她的那家伙。斯莫基·霍伦贝克。是我雇用的他——管理学院的有形资产。现在他是个土木工程师。他雇她当勤杂工，还在招聘的过程中，她就猜到了他的心思。那家伙喜欢她。他被禁锢在一个毫无乐趣的婚姻中，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对她发脾气——他并不蔑视她，心想，你干吗还不安个家？干吗还到处溜达当婊子？斯莫基倒没有资产阶级的优越感。斯莫基的行为无懈可击，而且卓有成效——太太，五个孩子，婚姻美满，仍然活跃在校园里的体育英雄，深受全城人的爱戴和欢迎——但他有个天赋： 他可以跨越出去。你要跟他交谈的话，你是不会相信的。雅典娜广场先生摆好架势，表现得一丝不苟，尽如人意。显出一副百分之百真实可信的样子。你会以为他会想，这不是那个生活作风一团糟的愚蠢婊子吗？把她给我从办公室轰出去。但他没有。不像雅典娜所有其他的人，他并不迷信斯莫基神话，他并非不能这么想，对呀，这才是个真正的骚货，我想操的。而且，也并非不能付诸行动。他操了她，内森。叫福妮雅跟他一起上床，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也是勤杂工。操她们俩。整整干了六个月。然后，有个搞地产的女人，新近离婚的，当地市面上的时鲜货，她也加入进来。斯莫基的马戏班子。斯莫基的秘密三轮马戏班。但六个月以后，他把她甩了——把福妮雅剔出车轮战，不要她了。我是一直到她告诉我才知道这回事的。而她说出来也只是因为有天夜里在床上，她闭上眼睛对我叫他的名字。在我耳边悄声说： ‘斯莫基。’躺在老斯莫基身上哩。她在那个家庭组合里和他在一起，让我对正在交往的这位妇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抬了身价。实际上让我大吃一惊——这不是个业余的。当我问她斯莫基用什么办法吸引他的部落时，她告诉我，‘用他阴茎的力道。’‘解释一下。’我说，她于是告诉我： ‘你知道一个真正的骚货走进房间的样子，男人知道的吧？好吧，反过来也一样。对有些人来说，不管披着什么伪装，你明白他们在那儿要干什么。’在床上才是福妮雅唯一显得精明的地方，内森。一种自发的肉体的精明在床上当主角——配角则是犯罪的勇气。在床上没有一样东西逃得过福妮雅的眼睛。她的肉长着眼睛。她的肉看得见一切。在床上她是个强大的、连贯的、统一的人，她的快感在于超越界限。在床上她是个深不可测的东西。也许这是性骚扰的礼物。当我们下楼到厨房，等我炒好蛋，坐下来一起吃的时候，她是个孩子。也许这也是性骚扰的礼物。我有个目光空洞、思维紊乱、语无伦次的孩子做伴。这种情形在别处看不到。但不论我们在哪儿吃东西，它就出现了： 我和我的孩子。似乎这就是她身上仅存的女儿家属性。她在椅子上坐不正，她不会把两句话串在一起表达稍为连贯的意思。所有表面上的关于性和悲剧的冷漠都不见了，统统不见了，我坐在那儿，只想对她说： ‘靠桌子边坐好，把我浴袍的袖子从你的盘子里拿开，好好听我说话，见鬼，讲话的时候，看着我。’”

“你说了吗？”

“看来孺子不可教。不，我没有说——只怕维持不了现有的强烈感。我想到她床底下的罐子，她放骨灰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问她： ‘两年了。该埋了。如果你不能把他们埋在地底下，就上河那边，在桥上把骨灰撒掉。让他们漂走。让他们去吧。我陪你去。我们一道做。’但我不是这个女儿的父亲——那不是我正扮演的角色。我不是她的教授。我不是任何人的教授。从教人，纠正人，规劝人，考查人，启蒙人的这一切职责中，我已退了出来。我是个七十一岁，有个三十四岁情妇的老头；这剥夺了我在马萨诸塞州启迪任何人的资格。我在服用伟哥，内森。有着La Belle Dame Merci陪伴。我把所有一切的颠鸾倒凤和快乐都归功于伟哥。没有伟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没有伟哥，我就会对世界有一个与我年龄相称的看法以及全然不同的生活目标。没有伟哥，我就不会受情欲干扰，而拥有举止规范的年长绅士的尊严。我就不会做没意思的事。我就不会做不体面的、草率的、考虑不周的，而且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有着潜在危害的事。没有伟哥，我就可以继续在我的晚年发展一个有经验的、受过教育的、荣誉退休的，并早已放弃声色犬马享乐的老年人的那种客观、包容的视角。我就可以继续做深刻的哲理性总结，并一如既往地对青年人进行坚定不移的道德感化，而不至于将自己推回到不断出现的性冲动的紧急状态之中。感谢伟哥，我终于明白了宙斯缘何需要各种多情的化身。他们应当给伟哥起那个名字。他们应当叫伟哥宙斯。”

他对自己告诉我这些是否感到惊讶呢？我想有可能。但他激动得非说下去不可。此刻的冲动与他邀我跳舞时的是相同的。是的，我想，撰写幽灵已不再是对羞耻的反弹；操福妮雅才是。但还有别的什么在逼迫着他。那种把兽性释放出来的愿望，把它赶出来——半小时，两小时，不管多久，逼它呈现为自然的状态。他结婚已经很久了。他有儿有女。他是一所学院的院长。四十年来一直做着该做的事。他很忙，作为自然天性的兽性被关进了箱子里。现在箱子打开了。主任、父亲、丈夫、学者、教师、读书、讲课、改考卷、打分数，统统一去不复返了。七十一岁上你当然不再是二十六岁那头易怒好斗的野兽。但兽性的残余，自然天性的残余仍然存在——他与之相接触的正是这种残余。其结果是他很快乐，他对能和残余兽性相接触心存感激。他不仅是快乐——他心花怒放，而且由于心花怒放，已无法与她分开，已牢牢地与她结为一体。并非家庭所为——生物学对他不再有任何用处。不是家庭，不是责任，不是义务，不是金钱，不是共享的哲学或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不是关于伟大理想的伟大讨论。不是。将他与她结为一体的是使他颤栗的激情。明天他可能患癌症，一命呜呼。但今天他享受着这种激情。

(刘珠还　译)

注释：

济慈十四行诗《无情美人》。原文为法文。

【赏析】

罗斯是当代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晚年创作了《美国三部曲》，《纽约时报书评》曾将其中的《人性的污秽》评为年度“十大好书”。

故事从主人公科尔曼向邻居内森抱怨幽灵事件对他生活的打击开始。随着科尔曼的倾诉，我们探寻到了事件的真相。在种族观念极强的美国，主人公科尔曼是一个肤色极浅的非洲裔美国人。为了在社会中更好地发展，他隐瞒自己的种族，以犹太人的身份进入美国社会。科尔曼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寻找自己身上“具备一切灵动性的原始的自我”，“伟大先锋中最伟大的那个自我”。所以他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自我世界里，然而这个自我是被谎言所包装过的。我们从他身上虽然可以看到青年人锐意进取的精神，但是当一切不如意时，人性中那个卑劣的自我便开始抬头，他会不择手段地扫除阻碍实现自我的绊脚石，包括自己的种族、亲人和良心。而在这样一系列的背叛与认同的纠缠之中，他的秘密与自身的连结却更加根深蒂固，人性的污秽也随之暴露在读者面前。

本文节选的是科尔曼向朋友内森倾诉受幽灵事件的困扰，并且坦白了他与34岁清洁女工福妮娅的情人关系。在科尔曼的倾诉中，我们看到了科尔曼对于幽灵事件的愤慨。一次在课堂上他误用了“幽灵”这个带种族歧视倾向的词，遭到人们的指责。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原则下，科尔曼成了可怜的牺牲品。“就是那东西。幽灵。昨天完成初稿，今天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通读一遍，每一页都叫我恶心。单看那恶劣的字就足以让我鄙视作者了。要我花一刻钟去看它都没门，更不用说两年的时光了……艾丽丝就因为这气死了？谁会相信？我自己都不再相信了。”这件事令他的生活土崩瓦解，从云端直坠地狱。他被大学解雇，朋友纷纷躲开，最后连妻子也郁郁而终，儿女们甚至不愿意和他说话。然而在这些强烈的“种族歧视”的指责背后，又有谁知道科尔曼是非洲裔的秘密？虽然百口莫辩，虽然他心知肚明，但他还是没有说出真相的勇气。

不久，科尔曼遇到了清洁女工福妮雅。这个年龄只有科尔曼一半的女人，带给了科尔曼与众不同的体验。在与这个女人的交往中，她自然的野性激起了科尔曼内心本我的复苏。在摘掉面具的轻松感下，他向福妮雅讲述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与福妮雅一起时的科尔曼，是一个丢掉了枷锁、回到过去本我的男人。他好像回到了曾经鲜活的男孩时期，那个各种严肃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统领局面的时期。对曾经生活在成功、声誉和社会地位包裹中的成年科尔曼来说，这确乎是一种类似救赎的转机。“这性的污染物，救赎性的堕落，使得人类的理想幻灭，永无休止地提醒我们切莫忘记自己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在这样的氛围中福妮娅也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信任。于是两个孤独的人相互寻找慰藉，抚平伤口。但是，悲剧还要继续上演。他遇到了强烈劲敌，那就是福妮雅的丈夫莱斯特。这个越南伤残老兵，让福妮雅与科尔曼永无安宁。最后，在一起莱斯特蓄意策划的车祸中，两人同时死去。

在节选部分，通过科尔曼的叙述，我们了解了福妮雅坎坷的经历。她14岁时不堪忍受继父骚扰离家出走，后来在一起大火中失去两个幼子，于是她对生活感到绝望。福妮雅在科尔曼的学院做清洁工，生活困苦，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是没有人知道，对福妮雅来说，这种生活很大程度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清楚地知道这个文明社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堕落。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然性，她选择了目前的这种生活。她过着以性欲为中心的生活，不在乎道德。她承认自己的欲求是人性的污秽，然而她并不认为可耻。福妮雅对人性的深刻见解让科尔曼大感惊奇，这个在生活中陷入低潮、在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男人，深深地陷入了福妮雅的温柔乡。她认为“我们留下一个污秽，我们留下一串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污染、残酷、欺凌、谬误、粪便、精液……和反抗无关，和恩赐或救赎无关。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内心，与生俱来，无可描述。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不需留印记。污秽先于反抗，包围反抗并扰乱一切的解释与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净化行为纯属玩笑。”福妮雅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既无反感，也无轻蔑，更无谴责，甚至连悲哀也没有，仿佛只是道出了事情本身。她是社会冷静的批判者，这些言论温暖、慰藉了科尔曼受伤的心。对前夫的憎恨，对死去孩子的愧疚，对科尔曼的同情，构成了福妮雅的全部生活。这是个倔强的女人，在爱恨与情欲中，顽强地生活着。

小说除了人物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外，第三人称全景式的叙事方式也是作品的一大特色。小说另一主要人物、科尔曼的朋友内森是小说的叙事者。在和邻居的交谈中，内森得知了科尔曼的传奇一生。在内森的追踪和观察下，曲折的故事一一上演，谜底也被逐个揭开。内森带着观察家的任务走进了科尔曼的生活，也带着好奇揭开了这些外表光鲜的人物背后鲜为人知、肮脏丑陋的秘密，直至最后发现凶手却没有将他绳之于法。小说情节的生动性和曲折性也值得称道。作者通过出人意料的情节设置，展现主人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在一系列巧妙的情节安排下，我们看到了生活残酷的真实。科尔曼的具有讽刺性的人生转折，福妮雅的曲折的童年生活和婚姻，以及莱斯特跌宕坎坷的经历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采用独特的叙述结构，顺叙与倒叙并行。与科尔曼最后岁月的叙事并行的是对科尔曼早年生活的回顾，而且穿插了福妮雅以往的生活经历。小说语言华美，具有强烈的现代感，语言俏皮而不伤风雅，嘲讽而不露刻薄。

小说主题深刻，作者通过对人性污秽的刻画，揭露了人性污秽背后存在的社会污秽。科尔曼只是在课堂上说了一个spook(幽灵，但在美国英语中恰好又有“黑鬼”的意思)就被诬为种族主义者，黑人出身的科尔曼竟然去冒充犹太人，这些行为或污秽恰恰让我们看清楚了美国社会里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且根深蒂固。因此，科尔曼的行为还是多少让人有些同情。现代人类之所以面临这种身份危机是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了污秽。种族污秽迫使黑人变白人，道德污秽迫使人们隐藏真实身份去成为道德主义者。这个社会所倡导的道德不允许人们犯任何错误，否则便会失去一切。所以人们用尽所能来证明自己的高尚，而不管所用的方式是否道德。小说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秘密，因此他们被迫过着一种扭曲的生活。这就是罗斯为读者所展现的现代人类的身份危机。虽然科尔曼曾经想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却发现承认便意味着失去一切，是污秽的社会造就了科尔曼的污秽。污秽充斥着这个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能逃脱被污染的命运。最终他们变成了污秽的人，污秽的人负载着人性的污秽，这就是小说题目的真正意义。

在《人性的污秽》中，罗斯向读者展现了美国社会民众的生存状态。这篇具有哲学说理特点的小说带给我们不仅是文学上的审美感受，更有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