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一直想有一座乡间小屋，多处奔走后，终于在俄罗斯北部沃洛格达的村庄边找到了一座木屋。在这里，我认识了一辈子不加入集体农庄、始终与空泛口号格格不入的瓦夏爷爷，在这个村庄里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也认识了乐于助人、忠于职守、不谋私利的守林人秋科夫，但他喜欢喝酒和放荡，被人砍掉了鼻子。我还认识了尽管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却仍然无忧无虑、真诚待人的老太婆妞拉。在那里，我看到了奇怪且陌生的生活。懒惰、酗酒、对生命的漠视，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唯利是图等恶习在村民中泛滥。那儿一年比一年糟，它在默默地死去……

【作品选录】

在这里的村子中，大概就像在俄国各地的农村一样，剩下的老头儿很少。安度晚年的大多是老太婆，他们的老伴或者被战争，或者被酗酒，或者被监狱，或者被艰难的生活和疾病夺去了生命。但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残存的老爷爷们以他们沉着的气度和惊人的心灵美令人感到惊奇。

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快七十岁了，但是他的身体还很健壮，干活也还麻利。老爷爷好像什么都会干： 会盖房子，会细木匠活，会缝衣服，会做毡靴，会酿啤酒，会放牲口，会打猎，会修理任何一样工具——从割草机到拖拉机。和他的友谊是我的整个乡村史诗中一大奇迹。我那无助的样子以及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顽强愿望打动了老爷爷。

白天我就修理房子，整理围墙，割干草，修楼梯，爬到房顶上，铺设烟囱，做厨房里的餐桌和碗架搁板。晚上就到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那儿汇报我一天所做的事。老爷爷的老伴娜佳奶奶给我们倒上茶，端上当作点心的糖块，那是她自己用砂糖熬的。我们用盘子喝着“煎水”，嚼着糖块，然后我就和老人走出房间，来到晒台上，我们抽着烟，谈论着生活中的事。

我们的谈话很像爷爷和小孙子的谈话，小孙子总是用没完没了的“为什么？”和“这是怎么回事？”来折磨大人。老人一连几小时给我讲建立集体农庄以前的生活情况，那时他还是个半大小子，他讲到连接帕德切瓦雷同基里洛夫和卡尔戈波列的平坦大道，而现在这大道上却长满野草，无法通行了；他还讲到磨房、满载着鱼和兔子的大车；讲到斯托雷平的改革和集体化时毁坏了的田庄；讲到当年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令人称奇的人们，这些人在我看来都带有神话色彩。

“你那座房子是一个人建的。我的老师阿纳斯塔西·阿纳斯塔西耶维奇。”

应该说，在这一带能碰到一些令人感到奇怪的名字： 弗拉维翁、费洛费伊、加拉克季翁、杰库扎、卢费娜、玛涅法、阿道夫、维萨里昂、亚·阿列夫、阿夫里坎(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伊万·阿夫里坎诺维奇的父名是别洛夫造出来的，但是根本不是这样，贝克托沃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就名叫鲍里斯·阿夫里坎诺维奇)。

“一个人怎么能盖出这么一座大房子？”我表示怀疑。

“什么怎么？他用绳子把原木吊上去，慢慢地削砍。有一次他从好高的地方掉下来，只是狠狠地骂了几句，就又爬了上去。后来才发现断了两根肋骨，人们管那位老爷爷叫当兵的。从俄日战争到卫国战争，所有的仗他都打过。他的妻子死得很早，他就带着两个小女孩儿过了，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到底也没有参加集体农庄。有两次还把这房子给没收了，因为他不交税。”

“那他们到哪里去住呢？”

“随他到哪里去住，”瓦西里爷爷狠狠地回答道。“同志们可不管这种事。”

有时，我和他一起喝酒，一起坐到大天亮，这时娜佳奶奶就很不高兴。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喝醉酒话就多了起来。但是伏特加并不能使他变得愚蠢，而只能使他变得年轻一些。他常常回想起童年时代，吟出一些诗歌，说一些俏皮话、快板、谜语和故事。但是我的脑袋准确记住的只有他说的一个谜语：

“你知道我爹是怎么教导我的： 早上下地别首先和别人打招呼。”

“为什么呢？”

“那就要比别人起得都早，”瓦西里爷爷笑了笑。“那你就没人可打招呼了。”

我越是了解这个人，他的命运就越是令我困惑不解，令我忧伤。毫无疑问，他属于老百姓中那种肯定具有天赋的俄罗斯人，就像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一样，但是他的命运却被毁掉了。如果他年轻时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去了城市，又读了书，大概一生中可以获得许多东西。舒克申笔下的怪人，电影机修理员瓦西里·叶戈罗维奇·克尼亚泽夫说得对：“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名人都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当一个名人的肖像挂在黑框里的时候，你就看吧，这人准是从农村里出来的。”

但是，到四十岁以前，瓦夏爷爷还只有小学文化，那是他在乡村学校里读了四年书获得的。有一次，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接着读下去时，平时话语颇多的老人简短地说了一句：“我不想读。”

我同马拉霍夫的友谊在村子里显得很奇特。瓦夏爷爷是一个相当高傲的人，同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他骄傲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集体农庄的庄员，而他仍是一个自由人，他蔑视他们的奴性。他从来不把这想法说出来，但是可能连他自己都没往深里想这一点，不过他感觉到他比他们高出一头，比所有的人，包括集体农庄的领导和特派员们高出一头，应该获得别样的生活和对他的别样的态度。

他对社会制度的蔑视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他这个酷爱打猎的人，在州里推行了打猎证和打猎专利后甚至停止了打猎。老人无法容忍在他的祖先们世代打猎而不用向任何人打报告的土地上，还要去给什么人鞠躬，求他发准许证。新政权对他来说就像占领军的政权，他不想在任何方面向它妥协，虽然在特别犯难的情况下，人家也会叫他到锯木厂去干活，或者让他检查毁坏了的机器，他也去帮忙，暗地里却非常满意，因为没有他，他们就干不了。

在这之后，瓦夏爷爷开始咒骂集体农庄的领导，因为他们都是败家子：

“你数数吧，集体农庄里有近五十台拖拉机和康拜因。可吃粮还要从区里调拨。自从把农夫的马夺走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道路没了，粮食没了。可磨房为什么要毁掉呢？无利可图了吗？放屁！他们是要把农夫的腿脚捆起来。有马有磨房的农夫什么都不在乎。他自己就能过日子，自己就能决定他需要什么样的政权。可现在我们都靠同志们的施舍过活。他们高兴就给我们送粮食，不高兴就不送了。”

他自己在春天种马铃薯和葱时从来不去求拖拉机手。他牵过一匹集体农庄的马，把它套上，然后把地全翻上一遍。当他还有力气的时候，他们老夫妻俩还养着母牛、牛犊或小猪。他们的房子里有具有战略意义的火柴和食盐储备，我的这个单干的农民还准备随时脱离乡村商店的供给，实行自主的漂流。最近三十年来，他从未离开村子去过什么地方，任何力量也不可能迫使他挪动地方。他长进了这块生他的土地中，确切地知道他还将在这里死去。尽管如此，瓦夏爷爷绝不是一个和科技格格不入的人，他喜爱各种各样的机器，割草时也不是用大镰刀，而是用捷克的割草机，那机器经常损坏，而他则以令人羡慕的顽强一个劲儿地修理。

我觉得，他是那毁坏了的文明的碎片，自从我读完了别洛夫的《和谐》之后，我就希望在这里找到毁坏了的文明的遗迹。我出于美好的想法，往往想象着在俄罗斯的农村里我将遇到基督精神，但是，后来我忧郁地发现了恰恰相反的情况。帕德切瓦雷的居民们对宗教非常冷漠。当然他们也按自己的方式祈祷上帝，请求庇护，但是这更多地表现为家长对儿孙的担心，主人对菜园和牲口的担心，和迷信相掺混的信仰，而这在人失去了教会的教育后是经常发生的。在这方面是不能怪罪他们的。这一带大大小小的教堂在集体化运动中全都被毁坏了。直到不久前，离这儿最近的一个教堂也在沃洛格达，到那儿有一天的路程。对大多数村民来说，节日早就变成了只不过是喝酒的引头。瓦夏爷爷大概是奥西耶夫村唯一读圣经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圣经，严格地遵循古风。他非常骄傲，所以未必是一个好基督徒，在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某种《旧约》中的东西。如同不改变现在的风习对旧教派信徒们来说，就是忠于尼康以前的世代的标志一样，对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来说，不改变老习惯是对集体农庄前时代始终不渝的忠诚的标志。

他更多地生活在过去，而不是生活在现今，他不知疲倦地对我讲述过去乡间的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动不只是对所有农民都是公共的节日——复活节、升天节、三一节、圣彼得日和圣保罗日、预言家伊里亚日、变容节、安息节、尼古拉日和复活节，除此之外，每个村子里都有自己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安排在教堂建堂纪念日。在帕德切瓦雷，这一节日就是米哈伊尔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这个节日里(这个节日从时间上说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在所有田间劳作结束了很久之后的一天)，全村人聚在一起在有经验的老人们的指点下，酿制那种黏稠香醇的麦芽啤酒。年轻人在旁边跳舞，这些年轻人会得到可口的麦芽糖和甜饼，邻村的人会来做客，乡亲们互相用啤酒招待对方。青年男女在房子里通宵达旦地跳舞，拉着手风琴在街上游荡。虽然三十年代大天使米哈伊尔教堂已被毁坏，但是狂欢和喝啤酒还是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赫鲁晓夫在反神祇高潮中禁止用各种方式庆祝命名日为止。

瓦夏爷爷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的独生子一点儿也不像他，除了酒以外，小瓦夏对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小瓦夏住在邻村，有时也来找父亲，他们好像不是一家人似的。只是同样消瘦的面孔和深陷的眼睛表明他们的血缘关系。为什么瓦夏爷爷不把自己的丰富才智传给儿子一点儿，而儿子又一点儿也不接受父亲的本领呢，我搞不清楚。但是看来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芥蒂，而他们又没有尝试过互相亲近。老人只是在干活方面帮帮他——一起割草，挖土豆；当小马拉霍夫的母牛怎么也生不下来小牛时，瓦夏爷爷就去给母牛接生，但他们的关系没有再深一步。

老太婆也不理解自己的丈夫。关于土地、自由、政权、集体化等的谈话和议论对她来说是陌生的，会引起她的惧怕。乍看起来，她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有点爱嫉妒，忙忙碌碌的，喜欢打听。过了些时候，我从旁人那里惊奇地得知，娜佳奶奶一度曾是个酗酒的女人。对此就连坚强的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也无能为力。不错，好搬弄口舌的人说，是他自己教会她喝酒的，因为凭着他那赚钱很多的工作，他们家的伏特加多得满地流淌。

后来，娜佳奶奶戒了酒，对酒碰也不碰了。只是她那令人讨厌的琢磨人的眼睛还能说明她曾嗜酒无度。在她身上也能感觉到对度过的生活的不满，但这是另一种不满——不是丈夫那种对农民们的共同遭遇的不满，而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气恼。她曾认真地考虑过搬到城里去，甚至还参加过州里的市区房屋彩票竞买活动。她非常喜欢我和我的妻子，常常抱怨邻居们，还试着让我们了解乡村伙食烹饪的绝妙之处，而那绝妙的目的则是要把东西做得又便宜又不好吃，然而我大概被娇惯得太厉害了，无法适应只用鲜葱做成的汤。

那几年，我在不同的季节里都到那村子里住过很长时间。我悄悄地把东西搬进房子里： 有煤油炉和煤油灯、煎锅、炖锅、水桶、盆，在当地的商店里买了大床、折叠床和几张椅子，当时在那偏僻的地方，商品的状况要比京城里好得多。我从莫斯科带来了自行车和床上用具，把门窗搞得严实了一点，准备着即使不到这里来过冬天，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跑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正好是大家都在议论即将到来的饥荒，都在读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新鲁滨孙》的年代，我也没有排除将来不得不在农村里度过一段不确定的时间的可能性。

瓦夏爷爷总是支持我的活动。他劝我到集体农庄去多搞些地，把它们翻耕起来，围起来，因为他非常害怕这块土地会重新被夺走，所以趁它被夺走之前应当在四周打上桩柱，不让新的集体化运动得逞。有时他会谈到一些使我无言以对的话——谈萨哈罗夫，谈索尔仁尼琴，谈失宠的叶利钦——他浑身都充满复仇情绪。老人在读中央报纸、看人民代表大会实况转播时非常活跃，他为能活到共产主义体制垮台的日子而感到幸福。然而全村人却警觉地、仇视地对待变革和行将到来的集体农庄的垮台，没有这集体农庄，村里的人已无法想象自己会怎么样，瓦夏爷爷又处于一个人反对大家的状态了。

他不理解那些不想要土地的农夫，不理解那些没有成为农场主的农夫，这些人却依然在悄悄地偷窃集体农庄的东西。

“如果我年轻些。嗨，不是我的时代了，奥列沙，不是了，”他有一次向我嘟囔，回忆起当年他怎样被迫放弃了风动磨房，只因为磨房要交的税多得没边。

他这种执拗劲儿有时使我想起我已故的父亲。在乡间房子里的寂静中，在孤独之中，当黎明时在屋顶上跑动的乌鸦把我唤醒时，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凭良心讲，这座用他的钱、凭他的祝福买下的房子，应当是属于他的。

瓦夏爷爷和我父亲是命运根本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毫不妥协的反对派，他甚至拒绝从集体农庄的管理机构领取过节的五个卢布补贴，另一个则是具有三十年党龄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生活都没能把这两个人压倒，没能使他们堕落，也没能迫使他们背叛他们信仰的东西，同样这生活也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把这两个人搜刮空了。

我的父亲无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曾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就。他以优等生的身份从大学毕业，接着又读研究生。但是后来他生了女儿、儿子，需要考虑挣钱的事了。爸爸放弃了学业，到书刊管理总局去工作，在那里干了一辈子。公开性时代到来时，我还记得，我曾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书刊检查官而感到羞愧，现在我则因当时的羞愧而更加感到羞愧了。他不曾检查过作家们的书，而只是在《真理报》工作，也没有升官发财。党的环境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他忍受不了那种环境的无耻，并且一直忠诚地，我甚至要说骑士般地在为他当初选定的思想服务。因此他也像瓦夏爷爷一样非常孤独。我不记得他有过朋友。他同自己的同事们保持着相同的关系，但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在家庭里。不能说这太狭隘了，他白白地度过了一生。他是一个善良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但是我真正地理解这一点要到很久之后，当我自己成了父亲的时候。尽管如此，当我想到他最终干了多少无益的工作，而如果他选择另外一个天地，他又能做多少事，取得多少成绩时，我的心就感到无限痛苦。

我和他的关系相当奇怪。我就像年轻人常有的那样，总是在探索，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迷恋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切·格瓦拉到罗莫克里希纳。父亲大概不很满意我不太像他。不过他未必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看来他自己全都明白。但是对他来说，在六十岁时改变信仰可是一件野蛮的事，而我使他不满意的正是我那相当长时间的彷徨和缺乏内在的主心骨，但是我们未能真诚地谈论这一切。有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而结果就这样过去了。

他在书刊管理总局被解散前一年去世了，死于白血病，医生曾想制止病情的发展，推迟死亡，但是他就像老百姓所说的在两个月中就走了，而我觉得他的死另有原因。他厌倦了，不想再活了，因为当时当地，不管是他还是他的思想都没人需要了。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起作用，所以他走了，把自己的家庭留在另一个世界。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书刊管理总局的一位首长在葬礼上这样说，而在这以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的父亲和瓦夏爷爷能够见面，能够在他们年迈时好好谈一谈，那么父亲大概不会急着这么快地离开我们，并且会换一种眼光看待生活。

尽管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在我看来要比其他一切都重要。成年的子女来给父亲送葬——他们走在灵柩后面，说到底，这是对任何一位故人的命运的最好总结。

在他的晚年，我同他内心里并不接近，但是父亲的死使我感到我成了孤儿。瓦夏爷爷以奇特的方式帮助了我。我对这位以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人就像对一位亲人似的，把我和他连在一起的不只是相识的那几个月，而是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在他那方面，他也感觉到了，他不只是有兴趣也有可能同通情达理的人谈谈话，或者按照老人的方式教人一点智慧，而且还同我有一种血缘般的关系。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关系他很仔细地对所有的人隐瞒着，好像不好意思似的。当我们在街上或在商店排队买面包碰到一起时，瓦夏爷爷看我的目光是那样心不在焉和冷漠，就像看所有其他人一样。只是在自己家里他才变了一个样子，在他的眼睛里才闪动着温柔的神情。

他在修房子上帮了我许多忙，他用自己的千斤顶顶起下沉的房子，压抑着自己的傲气同电工们谈判，让他们把电线杆和电线引到房子里来，他修了一个澡堂，还骑着马到森林里去采集苔藓。晚些时候，我的另一位乡村朋友守林人萨沙·丘科夫相当怀疑地听完我夸奖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不贪钱财后，说道，瓦夏爷爷当然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他能够把一只小猫变成鬼，但他对钱却总是很贪婪，干活总是要双倍的报酬——自己的那份和机器的那份。这话使我感到非常惊奇，不过瓦夏爷爷可没有要过我一个戈比。

“没用，奥列沙，没用，”当我给他钱时，他说。我一下子没弄懂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他干的不是不要付钱的工作。而仅仅是小事一桩，不值得付钱。

回到莫斯科时，我常常往奥西耶夫村写信，并且常常收到娜佳奶奶的回信。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自己从来不写信，而娜佳奶奶总是详细地讲述瓦夏爷爷的情况和村里的一切。她的信写得非常动人，带着一种对我这种年龄和地位的人不相称的客气劲儿，尽管有点千篇一律。她在信中写到健康状况、物价，抱怨生活和邻居，向我们祝贺从圣诞节到伟大的十月节的一切节日。

您好，尊敬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马拉霍夫夫妇向您致敬。您的信收到了，谢谢关心。我们的身体还是这样但只是爷爷身体更弱了而我不相信因为一有酒他还是会大喝的但根据他的病情这是可以戒掉的。阿列克谢我们的集体农庄生活在贫困中大概处在垮台的边缘要被撤消了。好像什么新闻都没有总是谈商店，总是谈应该怎么生活。物价涨得很厉害但商店里的货架还是空的。黑面包一个卢布五十六戈比，白面包三卢布十二戈比反正什么都贵，工业商品也非常非常贵。但是我们就像海里的水一样已经很老了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只是听说一切都很贵。我们常常讲起你们，你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法帮助你们而且身体也不好。只是祝你们能度过这个困难时期。你们快点来吧那样我们就能好好谈谈了。祝你们幸福敬爱的好人。我们这儿只有一些坏老太太我们不想到邻居那儿去总是传闲话，所以我很少到谁那儿去。再说说伏特加。商店里五十卢布一瓶。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瓦夏爷爷的身体变坏了。父亲死后，我无法想象我还会再失去瓦夏爷爷。

(余一中　译)

注释：

即瓦西里·别洛夫，一九三二年生，俄国作家，伊万·阿夫里坎诺维奇是他的小说《司空见惯的事》的主人公。

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一九三八年生，俄罗斯作家，著有小说《新鲁滨孙》、《黑夜时分》等。

罗莫克里希纳(1836—1886)，本名伽达陀尔·查特吉，印度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

【赏析】

《乡间的房子》是一部带有散文笔调的中篇小说。作者瓦尔拉莫夫继承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农村题材小说的优秀传统，通过对“我”在乡下买房、修房、居住经过的记述，以抒情的口吻描绘了俄罗斯北方大自然的瑰丽景色，讲述了村民田间劳作、采摘浆果、泛舟捕鱼的生活情趣与风习。然而，奇怪的是，作者在小说的标题后，作了一个注解——心灵的故事。因此，这部作品不是纯粹的民俗风情美文，而是一部关乎民族心灵的小说。

小说勾勒出社会转型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动荡与种种世纪末现象。

瓦夏爷爷便是这种种现象在心灵的投射。“瓦夏爷爷是一个相当高傲的人，同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高傲，源自“他仍是一个自由人，他蔑视他们的奴性”。瓦夏爷爷咒骂集体农庄的领导，因为他们都是败家子；瓦夏爷爷是唯一读《圣经》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圣经》，严格遵循古风；他为能活到共产主义体制垮台的日子而感到幸福。“然而全村人却警觉地、仇视地对待变革和行将到来的集体农庄的垮台，没有这集体农庄，村里的人已无法想象自己会怎么样，瓦夏爷爷又处于一个人反对大家的状态了”。在那个远离城市的村庄里，毫无疑问，瓦夏爷爷是孤独的。

孤独的不只是瓦夏爷爷，还有一个具有30年党龄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忍受不了那种环境的无耻”，“他厌倦了，不想再活了，因为当时当地，不管是他还是他的思想都没人需要了”。

作者没有认同一辈子不加入集体农庄、始终与时髦口号格格不入的瓦夏爷爷，也没有认同为他当初选定的思想奋斗的父亲。但是这两个命运根本不同的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生活都没能把这两个人压倒，没能使他们堕落，也没能迫使他们背叛他们信仰的东西，同样这生活也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把这两个人搜刮空了”。作者也说道：“如果我的父亲和瓦夏爷爷能够见面，能够在他们年迈时好好谈一谈，那么父亲大概不会急着这么快地离开我们，并且会换一种眼光看待生活。”这两个命运根本不同的人，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虽然无声，但是对他们自己而言，却是一生最有力的抗议。他们也是那样坚定，坚定到宁愿一辈子孤独。然而，这种坚定背后，又隐藏着无奈。

被搜刮一空的又岂止是这两个孤独的人？被搜刮一空的，其实是一代人。秋科夫清醒时是一个金不换的人，但是喝醉了就变得让人难以忍耐，有一次因为喝酒打架还被人砍掉了鼻子；一个强壮的女人用斧子杀死了试图非礼自己的惯犯，民警局不但没有立案，还差点没向她道谢；一个拖拉机手欺骗一个不知是没有听清还是没有弄懂的老太婆，把三万卢布要作三十万，老太婆疯了一样找绳子上吊。“战争以后村里人不曾体会过的沮丧，在最近几年的冬天里笼罩着全村。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就好像杀人犯和强盗又从集中营里跑了出来，在变得人去屋空的毫无保护的村子里到处游荡”。

正如作品结尾时所说，“那儿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糟，没有孩子出生，人们在死亡，许多人自杀了。而那些活下来的人没有任何前途”，“农村在过着它自己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村在默默地死去……”

其实，通过瓦夏爷爷的嘴，我们也能或多或少地了解当时俄罗斯社会的情况。“老人一连几小时给我讲建立集体农庄以前的生活情况，那时他还是个半大小子，他讲到连接帕德切瓦雷同基里洛夫和卡尔戈波列的平坦大道，而现在这大道上却长满野草，无法通行了；他还讲到磨房、满载着鱼和兔子的大车；讲到斯托雷平的改革和集体化时毁坏了的田庄；讲到当年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令人称奇的人们，这些人在我看来都带有神话色彩。”在瓦夏爷爷的嘴里，现在和以前的一切都截然相反了。作者没有直接去描写当时俄罗斯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但是在这些看似平淡的字句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瓦夏爷爷的愤怒，或者还有更多的失望和忧伤。

同七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不同，瓦尔拉莫夫没有把乡村生活理想化。他站在世纪末的高度指出了俄罗斯农村政策的失误： 强制的农业集体化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毁坏了村民的个性，把农民推入了贫困和不文明的深渊；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取造成了农村居民生存环境的恶化；特权导致少数“公仆”可以对广大劳动群众巧取豪夺而不受惩罚。这一切成了整个俄罗斯的“心病”。

瓦尔拉莫夫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经典作家着力塑造优美女性形象的传统。优美的女性形象是拯救的力量，是激发男主人公个性发展、道德完善的动力，也是当今俄罗斯的象征。

例如妞拉，“她是一个干瘦的老太婆，但精力却异常充沛。她浑身是劲，步伐轻盈，像姑娘一样”。妞拉尽管遭受到丧夫失子的命运打击，却依然保持着淳朴、勤劳、善良的本性，“灾难并没有使妞拉变得凶狠起来，甚至也没有使她屈服，她不知是幼稚，还是习惯了这些灾难，反正她把这些都当作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妞拉以罕见的轻松忍受了这一切。她的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奇的生命力和坚强，这些正是其他人所没有的。“妞拉经历的事是那样多，换上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会一蹶不振。妞拉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喜欢生气，但是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她穿着靴子，迈着小鸟一般轻松的脚步，拎着装红莓苔子的小桶，在沼泽地里走着——她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在这段充满了诗意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朝气、坚韧的俄罗斯女性，妞拉脚下的那块沼泽地正是俄罗斯的现实社会，但正是这些如同妞拉一样美好的女性形象给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图景增添了许多亮色，也正是这些美好的女性形象给了俄罗斯民族以复兴的希望。

瓦尔拉莫夫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他不仅注意到故事的内容，还注意故事的形式。《乡间的房子》就是完美的例证。作者开篇就写道：“多年来，我一直想有一间乡间的房子。”于是，“我”不停地、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寻找。而在这座简陋的房子的辐射下，映照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些人物的悲欢中，我们看到了世纪末俄罗斯农村的真实图景。

(纪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