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7月7日，星期天，保尔·魏尔伦上街去给患病的妻子玛蒂尔达买药，药店就在附近。在短短的路程中，他不幸遇上了韩波。韩波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魏尔伦弃家出走，同他一起去比利时旅行。魏尔伦于是未去药店，却和韩波径直到了火车站。玛蒂尔达徒然满巴黎找了他三天，走遍朋友家，甚至停尸间都去找过了。后来才知道丈夫同《醉舟》的作者一起，到邻国比利时去了。

上街买药——我这里要记述的一件往事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诗人魏尔伦。看来，有些作家的妻子假如病了，是不宜打发丈夫出去买药的。

不过，我得从另一处讲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我们住在日什科夫区胡斯大街一栋简陋楼房的一套简陋住所里。这栋破旧房屋地处转弯角上，我们那套住所有个莫大的也是唯一的可取之处： 阳台和厨房的窗户都对着维特科夫山开阔的山坡。山坡上，从铁路边缘起，长着成片成片的金链花，春天开出浓密艳丽的黄色花朵，虽然不香，但波浪似的满山都是，景色绝美。弗拉尼亚·什拉麦克曾写过一首优美的咏金链花的诗。金链花谢了以后，铁路两侧洋槐花的甜香便涌进了我家的窗户。整栋房屋、阳台和晦暗的小院子都弥漫着这股甜香。一堵高墙把小院子同铁路的路基隔开。高墙已断裂，墙边建了一些堆煤的木棚屋。春天的芳香在这里很需要。院子又小又阴暗。战争期间，房客们在这儿养了一群母鸡，它们徒劳无益地用小爪子刨着石头地面，啄食墙上的灰泥。在这里，大白天也不时有耗子跑出来同母鸡分食房客们从阳台上扔下的残羹剩菜。到了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母鸡便一只只奔到院门旁边，耐心地等待着谁走来给它们开门，然后一窝蜂拥向楼梯，惹人发笑地一级一级蹦上楼去，准确无误地找到各自的楼层和家门。即使快要下蛋了，母鸡也一级一级地蹦，然后慌慌张张钻进家里，接着整座房子便回响着它那欢乐的母性的歌声，歌唱它创造了奇迹： 一个小小的，但在战时却非常珍贵的宝贝儿。

若问母鸡养在哪儿？或者在厨房里，或者绝大多数都在那间狭小、幽暗的食品储藏室里。这里的一扇窗户对着臭烘烘的天窗，无法储存食物。不过，战争期间谈得上什么食物啊！

我家一间小屋的窗子朝着嘈杂的街道，正同金天使饭馆隔街相望。饭馆的镀金浮雕挂在它的门额上。那座房子里住着弗朗基谢克·绍埃尔，日什科夫区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和善的人，晚年还写过一本书，记叙他不平凡的一生。

战争结束了。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回国后不久，就同他从俄国带回来的第二个妻子搬进了绍埃尔家。有个从来都喜欢故弄玄虚的人说她是公爵夫人。她看上去不像。我们两家的窗户遥遥相对，我们能看到他们家左面的后屋和舒拉太太——日什科夫的街坊们都这样称呼她，总见她蛮有兴致地瞧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捷克人的生活。

隔了一座房子住着我的同学和朋友伊万·苏克。我只要站在阳台上吹一声口哨，苏克就会出现在他家的阳台上。我们两个常常一块儿玩台球。苏克住的那座楼里有一家小饭馆。不知为什么，大伙儿管它叫“顽石饭店”。那里的一位房客是个玩台球的行家，待人和蔼，他教会了我们玩台球的门道。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有时也上这家饭馆里来。他待不长久，这里离他的妻子太近了。妻子总是徒劳无益地想把哈谢克留在家里。一次，有人问哈谢克为什么不上金天使饭馆，他不以为然地说那里要爬楼。实际上，金天使饭馆只有三级台阶。

一个夏天的晚上，哈谢克衣冠不整地走进了饭馆。他只穿了件衬衫，趿着拖鞋，裤子用手提着。他坦率地告诉大家，说妻子舒拉把他的皮鞋、背带和外套全都锁起来了。他这是上药房去买药，妻子患病，医生开了药方。他随身带了个酒瓶，说是就便捎瓶酒回去。没等店主人把酒瓶灌满，也没等站着把一杯啤酒喝尽，他就同我们玩起台球来了。他玩得非常糟糕。喝完第三杯啤酒之后，他下了决心，说非去买药不可了，舒拉在等着哩，酒瓶嘛先放在这儿，等他买药回来时取走。他没有回来。

两天后，有人果断地在敲我们家的大门。门外站着面有愠色的舒拉，她气冲冲地问道：

“雅娄谢克在哪儿？”

后来她对着我的母亲哭了一会儿，抹抹眼泪走了。

不，哈谢克并没有遇上什么韩波，也没有跑到国外去。一个星期之后他回家了。带回一瓶啤酒，可是没有药。反正药也不要了。他的妻子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健康得过头啰！他大笑着补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里，哈谢克趿着拖鞋，没穿外套，在夏天的布拉格久久地游荡，当然去了所有可能去的饭馆，在朋友和伙伴们中间——他们丝毫没看重他的创作——写了满满一练习本的《好兵帅克》。他伏在桌子一角写稿，写完几页就由伙伴中的某一个送去给出版商西内克。出版商按交稿数量，付给他相应的稿酬。当然一个克朗也不会多给。哈谢克以此打发一天或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若不愿意对着空杯枯坐，就得提笔再写。

这等样的创作条件不禁令人产生疑问： 假如哈谢克有个清静的环境，坐在书桌前舒舒服服地写作，他的这部作品可能会是什么样呢？然而，这是永远无法解答的、致命的“假如”。有可能假如哈谢克不是在泼洒着啤酒的桌面上，在酒肆饭馆的喧闹声中，在一群贪杯的朋友之间，为了挣几十个克朗买啤酒而从事写作的话，这部作品也许不会问世，哈谢克就不会是誉满欧洲的哈谢克了。

大家知道，哈谢克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舒拉太太也去世了。哈谢克的忠心耿耿的朋友、很有耐性的弗朗基谢克·绍埃尔也去世了。唯有帅克，这个胖乎乎、性格外向、绝对不懂得粉饰现实的循环性精神病患者——正如封·德拉切克教授给帅克作的诊断中所说的——却活在人间，快活地不仅朝着普津姆前进，而且几乎远行全世界，走向他从来没有打算要去的地方。

(杨乐云　译)

注释：

魏尔伦(1844—1896)： 法国诗人，印象派诗歌的代表。魏尔伦意志薄弱，曾偕同诗人韩波流浪到英国和比利时。后来交恶，魏尔伦枪击韩波，被判处两年徒刑。

韩波(1854—1891)： 法国诗人。著名长诗《醉舟》是他的后期作品。

弗拉尼亚·什拉麦克(1877—1952)： 捷克诗人。

雅娄谢克： 雅罗斯拉夫的昵称。

普津姆： 捷克布杰约维采附近的一个小镇。

【赏析】

拖鞋是为了舒适自然而在家里穿的，但是哈谢克却穿着拖鞋、提着裤子在外面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他流连于各个小酒馆或饭店，与朋友们喝酒打球，用来付账的却是这期间在桌子一角边写边交付出版商的长篇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一书的稿酬！这就是誉满欧洲甚至全球的讽刺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奇特经历，当然也就是《好兵帅克》诞生的传奇故事。我们和塞弗尔特一样，忍不住去猜想： 假如魏尔伦的妻子没有生病，魏尔伦也许也不会穿着拖鞋遇见韩波，从而远走比利时和英国吧。那么，假如哈谢克的妻子没有让他去买药，帅克是否还会诞生于世？

塞弗尔特笔下的哈谢克，生活在地地道道的布拉格，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塞弗尔特生活的日什科夫区。与魏尔伦和韩波那样惊世骇俗的故事相比，哈谢克的故事反而像温馨甜蜜的普通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这就是捷克的魅力，布拉格的魅力。塞弗尔特描述了一战之后人们生活的贫困——母鸡养在食物储藏室，每一个鸡蛋都如此珍贵。但是只要发生在布拉格，都那么富有浪漫色彩，更何况在那微风习习的夏日中的故事。我们看不到一战结束后困苦带来的愁闷，似乎这种轻松、温暖的惬意是布拉格特有的氛围，啤酒馆照样人满为患。哈谢克的幽默便是好兵帅克的快活，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人人知道哈谢克受到妻子的束缚，但他丝毫没有愧色地提着裤子、穿着拖鞋走进小酒馆，和人们随意谈笑。清苦的战后的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是他乐观向上的精神，物质的匮乏已经在他幽默的轻松的生活态度下化解了。因此哈谢克是一个真正的人，塞弗尔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轻松幽默、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随意，他对待生活的随意和惬意，与人们想象中的伟大的捷克民族主义战士的面目相差甚远，但是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将民族主义的感情以最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帅克正是哈谢克的化身，他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为捷克民族独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现实没有那么轻松，好兵帅克的出版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哈谢克对奥匈帝国的鄙夷、讽刺和捉弄，对侵略者的嘴脸和普通民众的愿望像漫画一样强劲有力、栩栩如生的勾画，让帅克的形象深入人心，跨越了捷克民族的界限，进入了世界文坛。

哈谢克和魏尔伦一样穿着拖鞋出走，成就其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这种行为本身当然是偶然的，但是却表明艺术创作需要自由的空间。皮鞋与拖鞋相比是正式场合的穿着，但是创作不需要条条框框的限制，严正的规矩必然破坏艺术家的生命和创造力。因为拖鞋的轻松和随意正是激发灵感的特殊因素，无论这个空间多么喧闹，作家心中保证了空间的私密性。很难想象西装革履地坐在写字台前创作的艺术家，艺术不需要装模作样，需要真诚，需要真性情。不受任何形式束缚的创作才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所以，哈谢克的创作激情在小酒馆那污浊的空气、吵闹的噪音中被激发，而魏尔伦则冲破了皮鞋的牢笼与韩波结伴流浪比利时与英国，在众叛亲离中唱出了心灵之歌。

斯人已逝，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是永恒的，他笔下的帅克“却活在人间，快活地不仅朝着普津姆前进，而且几乎远行全世界，走向他从来没有打算要去的地方”。

(石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