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的定位

历史意义——或者说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猜中价值估量的等级制。因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人赖以生存下来，这是对这些价值权威和现实作用力的权威关系的“预知本能”。欧洲人要求自己具备特色的东西，对我们产生了有魔法和异想天开的半野性的后果。欧洲也因为阶层和种族民主主义的膨胀而陷在里面。首先，19世纪的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它称为这个世纪的第六感官。所有形式和生活方式相互交织的文化历史，都因为那种在我们“现代灵魂”中的混合而涌现出来。于是，我们本能地向后退，而我们自己则成为了大混乱的品种。最后，就像前面提到过的，“精神”便在这里看出了漏洞。

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半野性，使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找到秘密的出口，就像从未占领过某个高贵时代一样，是通向未完善的文化迷宫与在世间存在过的半野性的出口。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文化最可观的部分仍然存在于半野性的状态，那么“历史意义”就意味着为所有感官和本能所用，并且为一切审美和味觉所用：因为，它可以借此证明自己是一个高贵的感官。例如，我们喜欢享受荷马：这或许是我们得到的最幸运的便宜，我们通晓荷马史诗，但是所有拥有高贵文化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法轻易地掌握荷马。举个例子来说，17世纪的法国人，如圣埃福莱蒙德，他就指责荷马的广泛精神，甚至包括伏尔泰的尾声。这个非常确定，随口就可以说出肯定或否定，在遇到一切陌生种类时表现出来的迟疑、退缩，对生动的好奇以及那种对所有高贵而容易满足的文化的、恶劣意志的、非审美的胆怯，没有勇气去承担崭新的一幕，也就是对自身的不满和对异物的称赞：因为，对于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说，这一切决定了他们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东西决不会成为他们的财产，或者是他们的猎获品——对这样的人而言，没有哪种意义会比历史意义、低三下四的无政治权利的平民式的好奇更令人难以感悟。

莎士比亚和令人惊奇的西班牙-摩尔-萨克森的综合审美者也没有什么区别。一个老雅典人因为与埃西路斯的友谊而为此笑了个半死，或者作呕。可我们——却正因为接受了这种粗野的光彩，这种最柔弱、最粗糙、最艺术的东西的杂凑，变得诚恳亲昵。我们可以把他看做是自己保留下来的艺术的狡猾，并且减少我们因逆向蒸汽和英格兰庸众邻居所受的干扰，这一点倒很像那个不勒斯的科尔索岛：因为在那里，我们同我们的所有感官都死心塌地，像受了蛊惑一样，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尽管庸人聚集宿营的阴沟是空的。

我们是体现着“历史意义”的人：因为，我们自身就带有一份美德，这是毫无争议的——我们无求无欲、忘我无我、勇敢、谦虚、客气，充满自我克制、充满牺牲、耐性十足、阿谀奉承……总而言之，我们也许并不“香甜可口”；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这种体现“历史意义”的人难把握、难感觉、难回味、难追求的东西，会令我们认为是一种偏见，甚至将它看做是敌对的东西。

事业上和人身上的高贵，正体现在每种文化和艺术的完善之作以及接近成熟之作，并且包括平湖般的目光和满怀喜悦的自满，这些都是自我完善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荣光和冰冷。或许，我们所说的历史意义的美德，与善良审美同处一种程度，但是最起码它也是处在最佳审美的必然矛盾之中，而我们恰巧可以模仿小的、短的以及在最低级的幸运场合下人的生命的圣化，这一点就像它们自己可以在这里或那里骤然四射的光芒一样，但是在我们这里却表现得如此恶劣、迟疑，似乎还带有一丝勉强。因为，那种目光和奇迹，在那种伟大的力量面前，主动站立在深不可测、漫无边际的事物面前——那里，因为突然发生的抑制和石化，因为我们正巧站在一块没有停止抖动的地面上，而出现了一种细腻的快乐。“尺度”这个词语，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欲望——对无限、不可推测的事物的欲望，就像骑在狂奔的骏马背上的骑手，当无限之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自然撒开缰绳。现代人，就像半个野蛮人——当然，大多数人也都这样——正处在危险的地方，而那些半野蛮人也正处在我们的极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