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iedrich Lessner，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25年2月27日，列斯纳出生在德国魏玛南面不远一个名叫勃兰肯海恩的小地方。他的父亲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列斯纳年幼的时候就死去了。列斯纳的继父为人暴虐，对他很严厉。因此列斯纳的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乡下一个远亲家里寄养。列斯纳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由于经济原因和家庭纠纷，列斯纳只断断续续念了几年书，14岁就到魏玛去当裁缝学徒。4年学徒期满后，列斯纳成为一名裁缝帮工，依照德国手工工匠的传统，开始游历各地寻找工作。当时德国的手工业已经受到大工业生产的排挤，动荡不定，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行会习气，寻找工作比较困难。列斯纳走遍了耶拿、布勒斯劳、柏林、梅克伦堡等地，只能偶尔得到临时性工作。他在到达汉堡以后，才在一家成衣作坊找到了固定工作，在这里住了将近3年。

列斯纳在游历中亲身的困苦经历和对各地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广泛了解，使他对现实生活产生了许多疑问。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帮助的。汉堡时期是列斯纳一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1846年底，他在这里参加了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接受了威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积极投入工人运动。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是正义者同盟盟员、细木工玛尔田斯于1845年1月创立的。协会的大部分成员是手工工人，正义者同盟盟员。由于这个原因，协会受到当时在正义者同盟内部流行一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主义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魏特林主义。列斯纳曾经回忆说：“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大家都认为威廉·魏特林是了不起的。他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协会活动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什么是贵族政治、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映了“极其模糊，极不明确”的革命思想。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和魏特林的思想给列斯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中的讨论和魏特林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引起了我的观点革命化，大大地扩展了我的眼界，这是对我政治上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列斯纳怀着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决心走上了新的征途。1847年4月是列斯纳到魏玛服兵役的期限。但是他决心同大陆上一切往事诀别，不顾政府当局的追究，毅然离开德国，登上一艘去英国的轮船。列斯纳曾经自豪地说：“我从专制政体的士兵变成了一名革命的士兵!”

4月初，列斯纳带着玛尔田斯的介绍信抵达伦敦。他受到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和正义者同盟盟员的热情接待，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并且成为协会和同盟的成员。列斯纳在伦敦只居住了一年多，但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却使他从一个方向不明的热情的革命者转变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伦敦时期是列斯纳一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也是最重要的转折点。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跟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不同。这里有正义者同盟的著名领导人和活动家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这里的大多数盟员已经初步认识到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并且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于1847年春天应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邀请加入了同盟，并且开始了改组同盟的工作。列斯纳对他初到英国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述：“几天以后我找到了工作，就开始定期到协会去并且入了会。我还被吸收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当时这个同盟正在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魏特林的影响显然小得多，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声则已居于首位了。”

列斯纳在伦敦的革命活动中逐步清除了魏特林的思想影响，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列斯纳读到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书是使他“最初接受工人运动这一概念的一本书”。1847年夏天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同盟拒绝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移民村计划的决定都使列斯纳受到了剧烈的震动。用列斯纳的话来说，这“表明当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之下具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驳斥了一切乌托邦的企图。”

使列斯纳的观点完成彻底转变的是1847年11月29日到12月8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进行了10天的热烈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斯纳不是代表，没有参加大会，但是他了解会议的内容，而且期待着讨论的结果。从那时起，列斯纳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实拥护者和学生。1848年初，列斯纳为《共产党宣言》的付印做过工作，并且为此感到骄傲。

列斯纳第一次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7年底。这次会见所获得的深刻印象使他铭记终生。列斯纳写道：“当我看到马克思的时候，我立刻就感到这位非常杰出的人物的伟大和巨大优点。我开始深信，在这样的领袖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必然会取得胜利。”

1848年革命爆发以后，列斯纳已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在活动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1848—1849年的革命风暴时期，我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为生产资料公有化和为全人类的兄弟合作而热心奋斗的战士度过的。”列斯纳坚守岗位，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列斯纳在听到巴黎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消息后十分兴奋，迫切要求立即回到德国，投身革命运动。但是，他一时筹不到路费，直到1848年7月才得以成行。留居英国期间，列斯纳同其他盟员一道积极参加了宪章运动。他出席了宪章派的所有重大会议，并在4月10日的群众游行中走在队伍的前列。

7月，列斯纳到达科伦。因为他曾经拒绝服兵役，在德国不能使用原来的姓名，他设法托人在汉堡弄到一份署名弗里德里希·卡斯滕斯的证件，就用这个名字在德国开展活动。他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中十分活跃，并很快就成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名字从1848年11月6日起开始出现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1849年初，列斯纳被选为工人联合会新章程起草委员会和联合财务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又当选为联合会一个分部的主席。他还是《新莱茵报》的推销员和宣传员，经常在工作时间向工人们朗读那些令人“感到兴奋鼓舞”的文章。

列斯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在马克思、恩格斯被反动政府驱出普鲁士以后，列斯纳坚守岗位，继续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并曾为巴登起义队伍准备武器弹药。

1848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各地的组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新形势下的中心任务是参加各种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形成一支统一的革命力量。1850年2月，列斯纳遵照马克思的指示离开科伦到威斯巴登，进行恢复和改组当地同盟组织的工作。他的工作引起当地政府的恐慌。6月18日，列斯纳被勒令离开威斯巴登去到美因兹。他在美因兹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在美因兹的任务就是使该地同盟支部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争取工人为我们的目的进行斗争。”

列斯纳在美因兹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效。美因兹的同盟支部又恢复了活动，常常在城里秘密地张贴和散发传单。在美因兹还成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列斯纳就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1850年10月，列斯纳作为美因兹的代表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域代表大会，并受大会委托以特使身份去纽伦堡，改组当地的同盟支部。1851年6月18日，列斯纳在成衣作坊工作时被捕。

列斯纳的被捕是普鲁士警察当局精心策划的科伦审判案的一部分。这是普鲁士政府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大阴谋。警察当局为了从列斯纳身上找到“罪证”，对他进行了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连续监禁达5年之久。列斯纳英勇地经受了这一切，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他骄傲地说：“我当时年轻而愉快，只意识到我既然是一个无产者，所作所为就应当象一个无产者。”

列斯纳被列入科伦审判案的“罪犯名单”。他被控告的罪状有三条：一是散发唆使“叛国”的著作;二是冒名顶替;三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相勾结，企图推翻普鲁士国家制度。政府当局把列斯纳投入美因兹监狱，关进20人一间的牢房，1851年8月又把他转到单人牢房，加紧对他的监视。8月25日，科伦警察局长舒耳茨亲自到美因兹监狱，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迫使列斯纳供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情况。但是，他遭到了列斯纳的严词拒绝，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监狱。

1852年6月28日，列斯纳服刑期满，但就在出狱的前一天，普鲁士警察当局把他解往科伦继续审讯。列斯纳在宪兵的押送下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链徒步行走9天才抵达科伦，途中受尽折磨，两只手腕都磨出了血。而当列斯纳提出抗议的时候，总不免要遭到一顿毒打。

1852年10月4日，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科伦审判案，审讯一直延续到11月12日。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判列斯纳3年徒刑。他先后被监禁在格劳登兹堡和季尔别尔堡，一直到1856年1月27日才获释。无论在严厉的审讯期间和痛苦的囚禁中，列斯纳都坚贞不屈，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列斯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困苦……但是有这样一个思想鼓舞和支持我，那就是，我是为正义的事业而受苦的”。

1856年5月，列斯纳到达伦敦，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伦敦，他和其他革命家一道，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认真充实自己的知识。他经常到大学去听赫胥黎、丁铎尔、霍夫曼等名教授的讲课。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第一国际是比共产主义者同盟更为成熟，更为广泛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列斯纳是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之一。根据马克思的提议，1864年11月1日，列斯纳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在第一国际整个活动时期都是马克思的忠实助手，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坚决拥护马克思的立场。

在对待英国工联问题上，列斯纳曾经协助马克思、恩格斯争取工联伦敦委员会加入第一国际。他出席了这个委员会12月19日会议，并发言说明同第一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列斯纳还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在许多工人会社中进行工作，同工人一起参加了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他多次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出席选举改革运动领导机构的会议。

在对待爱尔兰问题上，列斯纳坚决维护马克思的立场，全力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运动。他在总委员会辩论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多次发言，强调爱尔兰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正义性。他认为，爱尔兰人有权“起义反对那些把他们从他们的国家排挤出去的人”。

列斯纳还积极投入了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他出席了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和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他在洛桑大会上坚持把原则问题列入议程，并在讨论所有制问题时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土地私有的观点。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对所有重要问题都发表了意见，坚持将土地所有制问题付诸表决。大会最后通过了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沉重地打击了蒲鲁东主义。列斯纳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国际的活动。他曾经写信给巴枯宁告诫他不要在国际内部组织新的党派。

在巴黎公社期间，列斯纳热情宣传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组织声援公社的活动。公社失败后，他协助马克思积极组织流亡社员的救助工作。

第一国际解散以后，列斯纳一直在英国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注意观察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坚决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列斯纳曾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文章，批判法国的可能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

列斯纳全力支持恩格斯创建第二国际的计划，后来他还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大会(1891年)和苏黎世大会(1893年)。

列斯纳属于少数能够活到二十世纪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曾经怀着悲痛的心情同自己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诀别，并为捍卫他们的事业而继续战斗。他亲眼看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此感到十分欣慰。他在1891年回顾第一国际布鲁塞尔大会以后所发生的变化时说：“近25年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觉得，这些年代所作的一切和为此而蒙受的一切损失都得到了补偿。”

列斯纳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普通的共产主义战士度过的。他默默无声地承担着平凡而又艰巨的工作。只要革命需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那些琐碎的工作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威望。他的扎实作风和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1910年2月1日，列斯纳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