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代①后期开辟全国统一道路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是织田信秀的次子，生于尾张国(现爱知县)那古野城，幼名吉法师，十三岁时行冠礼②，取名三郎信长。
织田信长所处的十六世纪中叶前后半个世纪，是以下犯上、臣犯君的下克上为主要特点的战国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使日本由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重新走向统一，实现封建制度的重新改组。织田信长正是适应这种历史需要而成为日本重新走向统一事业的开创者。
织田氏的远祖是越前(现福井县)丹生郡织田庄的庄官，应永(1394—1427)初年被尾张守护(军政长官)斯波义重擢拔为尾张守护代。应仁之乱以后，斯波氏势力迅速走向衰落，尾张完全为织田氏所控制。织田氏不久又分为对立的两个系统，岩仓城的织田伊势守统治上四郡，清洲城的织田大和守统治下四郡。信长的父亲信秀是清洲织田大和守的三奉行(武家职称，奉主家命分掌一部分政务者)之一，地位较低，但从天文(1532—1553)初年起，其实力凌驾于主家之上，威制整个尾张，并同三河(现爱知县东)松平氏、骏河(现静冈县东)今川氏、美浓(现岐阜县)斋藤氏为争夺领地多次进行战争。信长就是在这种势力正不断扩张的武士家庭环境中培育成长起来的。
织田信秀在尾张虽然拥有绝大的优势，但并未真正完成尾张的统一。当1551年信秀逝世，十八岁的信长继承家业以后，岩仓与清洲的织田氏起来反对信长，信秀的家臣叛离信长的人也不少。骏河的今川氏也趁机侵占了尾张知多郡大部和爱知郡南部地方。信长在尾张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但是，从少年时期起就勤练武技、学习兵法、性格坚强的信长，以决死的精神，率领至多不过千人的步卒与骑马武士的小队伍，东征西战，到1559年为止，先后消灭清洲、岩仓两织田氏，杀掉企图分裂篡位的胞弟信行，降伏私通斋藤氏的异母兄信广，统一了尾张。他于1560年在桶狭间用三千人的少数兵力，大败入侵的由号称东海第一强豪的今川义元率领的骏河、远江(现静冈县西)、三河三国共二万五千人的大部队，收复了失地。尾张是由横跨木曾川、长良川、揖斐川等河流的冲积层形成的谷仓地带，与京都方面的商业交通相当繁荣，农村土豪力量较为强大。信长通过统一尾张的活动，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基地，直接掌握了农村土豪，积蓄了力量。桶狭间战役的胜利迫使三河的德川家康于1562年同信长结成同盟，解除了东顾之忧。因此，尾张的统一与桶狭间战役的胜利，实为信长走向统一日本道路的第一步。
信长走向统一日本道路的第二步是进军京畿地区。桶狭间战役以后，信长就立即着手进军京都的准备工作。要进军京都首先必须占领美浓。为了攻占美浓，1563年，把据点从清洲迁移到靠近美浓边境的小牧山，1566年又命木下藤吉郎秀吉在美浓境内墨股地方筑城堡。同时利用婚姻关系同美浓的邻国北近江(现滋贺县北)的浅井长政和信浓的武田信玄结成友好关系。在做了这一切准备以后，信长于1567年8月，进军美浓，占领斋藤龙兴的据点稻叶山井口城，并把据点由小牧山迁到进口城，改名岐阜，作为进军京都的根据地，同时开始使用刻有“天下布武”字样的朱印，公开亮出武力统一日本的旗号。
衰落的天皇朝廷与室町幕府的求援，又为信长进军京都披上了合法外衣。因为皇室领地多被地方豪族侵占，正亲町天皇于1564年授命信长帮助收回尾张皇室领地，1567年11月在给信长的敕谕中，又要求帮助恢复美浓、尾张两国的皇室领地，赞誉信长为“古今无双的将军”。1565年幕府将军足利义辉为三好义继等人所杀。义辉之弟义昭于1566年授命信长帮助恢复幕府。可是当时信长正忙于美浓战争，无暇顾及义昭的要求。当1568年春义昭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信长便立即派人把义昭从越前一乘谷迎到美浓的立政寺。先后平定北伊势(现三重县)与南近江，打通通往京都的道路，于九月奉义昭进入京都，破三好氏势力，再兴幕府，扶义昭就任将军，自己掌握实权。紧接着又征服畿内、但马(现兵库县北)与南伊势各领主，把农村土豪划为直属，扩大了常备军。1569年，信长以烧毁杀光相威胁，迫使自由城市堺市屈服于自己的统治。同年信长为了显示作为由田舍武士出身的新的统治者的权威，从他所统治的地区征调大批工匠、民佚，搜集各种奇石名木，花费大量经费，在二条城为义昭修建了华丽的将军官邸，对荒废不堪的皇居进行大规模的修复。
表面看来信长对义昭很尊敬，义昭对信长也很感激，要信长出任副将军或管领，甚至称信长为“御父织田”。可是不久围绕实权问题发生对立，信长首先拒绝担任副将军或管领，表示自己是主权者，不属于将军的家臣。接着又于1570年正月，完全剥夺了将军的实权。义昭不甘于做傀儡，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力量，就暗中策划信长的敌对力量起来反对信长。当时反对信长的有三股势力：一是拥有广大庄园领地、养有大批僧兵的寺社旧势力;一是和织田信长一样的战国大名(通过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扩张领地而成为辖据一国或数国的大封建领主)，特别是近江的浅井氏、越前的朝仓氏、甲斐(现山梨县)的武田氏、越后(现新潟县)的上杉氏、中国(本州西部地区)的毛利氏;一是本愿寺控制的北陆、东海、近畿各地的一向宗门徒起义①。这些反对势力在义昭的暗中策划下，结成了反信长的联合阵线。1570年4月，越前的朝仓义景，近江的浅井长政、六角义贤，同时举兵反对信长。七月，三好氏余党在摄津(现大阪府)起事，企图复辟。九月，石山本愿寺显如举兵支援三好氏余党，并号召各地一向宗门徒举事。此后近江、伊势、越前、加贺等地纷纷发生一向宗门徒起义。信长对京畿地区的统治陷于危机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四面受敌的局面，信长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分别消灭这些反对者。1571年烧毁了比叡山延历寺，夺取了该寺领地，一举摧毁了这一旧势力的最大据点。1573年打败了在宇治地方举兵的义昭，把他放逐到河内的若江，宣告了室町幕府的灭亡。紧接着又消灭了朝仓氏与浅井氏、六角氏以及三好氏的余党。1574和1575年又先后平定了伊势长岛、越前等地的一向宗门徒起义，与德川家康联军在三河长篠大败企图西上京都的武田胜赖军队。除了北越的上杉谦信、中国的毛利辉元和石山本愿寺以外，其他敌对者都被打倒。
为了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把统一的事业推进到全国，织田信长从1576年1月起，把岐阜交给他的嫡子信忠，开始在地当东海、东山、北陆三道要冲、接近京都、濒临琵琶湖畔的近江安土，修建新的安土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与政厅。这是一座以具有七层结构的天守阁为中心的、宏伟壮丽、坚固无比的城廓，花了三年多时间和无数人力物力才告竣工。信长以此为大本营，从1577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统一战争。信长于1577年亲自率军攻占本愿寺兵站基地杂贺，1578年打败支援本愿寺的毛利氏水军，1580年迫使本愿寺开城投降。1577年派羽柴秀吉(丰臣秀吉)进军中国，1579年趁北越上杉氏内讧的有利时机，遣柴田胜家进入越中(现富山县)。1582年3月，信长又亲自督阵与家康一起消灭武田胜赖于甲斐，取得甲斐、骏河、信浓、上野(现群马县)。织田信长的统一大业正在顺利地进行，却风云突变，1582年6月信长为了救援正在备中(现冈山县)作战的羽柴秀吉，亲率大军离开安土，住到京都本能寺内，于6月2日拂晓被部将明智光秀率乱军突然袭击而被迫自杀身死，史称“本能寺之变”。
织田信长虽因中途夭死而没有能完成日本的重新统一事业，但他扫除室町幕府与大寺社等旧势力，打破战国大名割据，统治了差不多占日本六十八国中一半的，以京畿地区为中心的三十余国，为统一全日本，奠定了基础。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信长自1568年进入京都以后，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具有确定形态的中央政府组织形式，但在事实上他是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的封建中央独裁者，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一扫中世分裂之弊，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
为了建立中央政权的财政基础，信长把一部分农村土地与主要城市划为直辖领地，最多的是在近江领有三十万石。象京都这样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由信长派所司代直接统治，固不待言。他还把重要的交通贸易港口城市堺市、大津、草律等，作为直辖领地派奉行或代官进行统制。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堺市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国内外商品，是信长政权的巨大财源，1569年1月，一次就向信长提供二万贯军用资金;而且还是由葡萄牙人传入日本的枪支生产中心地，在铸造业与刀剑的生产方面也具有“堺锻冶”的盛名。信长之所以能在长篠战役中以三千人的步枪队几乎全歼武田胜赖的强大骑兵队，首创以持枪的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给日本的战术与兵制改革带来巨大影响，是与信长把堺市置于自己的直接支配下有着很大的关系。信长对于金银货币材料非常重视，直接经营金银矿山。1569年出兵征服但马，把生野银山收为直辖领地，命代官进行经营管理，使之成为信长的重要财源。他在安土城中贮藏着大量的判金，就是用生野银山采掘的金铸造的。
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有必要解决十四纪以来复杂的土地关系问题。信长为了推进统一战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首先是没收反抗他的寺社与战国大名的广大领地，如比叡山的延历寺，和泉(现大阪府内)的槙尾寺以及越前的朝仓氏，近江的浅井氏、六角氏、甲斐的武田氏、伊势的神户氏、长野氏、北畠氏等等的领地均被没收。其次是从1568到1582年间，先后在近江、伊势、山城(现京都府内)、大和(现奈良县内)、和泉、越前、播磨(现兵库县)、丹波(现京都府内)、丹后(现京都府内)、信浓等国进行了“检地”即土地清丈调查，全部登记了东大寺、兴福寺、法隆寺、多武峰氏等大寺社以及其他庄园领主、封建土豪的土地，初步整顿了多元的土地领有关系，登记土地的计量单位也由过去用贯数表示的年贡量改为用石数表示的收获量。检地以后，由信长颁给领主以朱印状，承认其领有权，在原则上否定了庄园领主的土地所有权。信长把他所征服的地区留一小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其余大部分作为领地分给自己的家臣与降伏的原来领主。领有一郡一国领地的高级家臣又把其所领的一部分赐给其所辖的下级家臣，领有领地的家臣在其领地内实行一元化的统治，但要按领地数量的多寡负担军役，这就建立了一种新的以信长为顶点的统一的封建领地制度。
织田信长从中央集权与统一战争的财政、经济、军事需要出发，也很懂得利用商业、取得商人支持的必要。因此，他从进入京都掌握中央政权以后，就同豪商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推行了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信长一进入京都，堺市豪商之一药材兼武器商人今井宗久就送给他名贵的茶具，并在使堺市屈服于信长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信长也不仅热情地接待今井宗久的来访，而且还任命今井为堺市五庄的代官，授与其向通过五庄的咸鱼类征收关税权，以后又让其参与生野银山的经营活动。在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方面，他废除了阻碍商品流通的各国关卡，普遍修建道路，架设桥梁，规定主要交通干线的宽度为三间二尺(每间六日尺合1.818米)，道路两侧要栽植松树和柳树。更为广大商人所欢迎的是信长允许自由营业的乐市乐座政策，取消封建行会“座”的特权。他指定岐阜附近的加纳与安土城下町等城市为乐市，不承认特权的座，一切商人可以自由贸易，免除市民的苛捐杂税徭役。信长为安土城下町制定的十三条规定，成了日本近世初期城下町条例的规范。
织田信长的上述政策与措施，对于他的统一战争的胜利与中央政权的巩固，无疑地起了很大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建立中央专制政权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封建统治危机，重建封建秩序，以维持和巩固整个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因此他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例如他在检地以后，决定年贡额按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征收，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他废除了各领国内的关卡，却让京都皇室领地内的率分关仍然保留。乐市乐座政策也不是到处实行，在一些地方取消座的特权，而在另一些地方又让座继续存在，甚至新建了一些拥有特权的座。特别是他在镇压一向宗门徒起义的过程中，实行滥杀政策，仅长岛与越前两地被杀者就达五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充分暴露了他作为封建主阶级的代表对待农民的残暴态度。织田信长尽管具有这些局限性，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历史人物，对日本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是有较大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