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德里·伊拉斯莫(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尼德兰人，神学家、思想家，是十六世纪初西欧最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

1466年10月，伊拉斯莫出生在尼德兰鹿特丹一个神甫家庭，父亲叫罗杰·杰勒德，哥哥叫彼得。四岁时，他和哥哥一起在古达的一所初级学校上学;不久，他又就学于德文特的一所教会学校，这是北欧最先受到文艺复兴影响的学校之一。1475年至1484年，他曾在乌得勒支大教堂参加儿童唱诗班。在德文特期间，他学习了文学，文学写作从此成为他一生中的爱好。

1484年左右，他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离开人间。他和哥哥都是非婚所生，于是寄于监护人照应之下。伊拉斯莫本想去大学深造，但监护人执意将他兄弟二人送到塞尔托亨博斯的一所教会学校。两年后学校所在地发生瘟疫，他又回到古达。监护人再度说服他们从事宗教职业，彼得去了锡昂的一所修道院，伊拉斯莫则入了离古达不远的斯泰因的奥古斯丁教团。这个教团宗教气氛不浓，修道活动也较少，这使他有时间阅读文学著作，交结喜爱文学的僧侣。他对宗教的态度是虔诚的，尽管思想机敏，好发问题，但至少在那时他满足于修道院隐居生活。他这时的作品有《鄙世论》，认为修道士的生活是最舒适、最符合伊壁鸠鲁的所谓快乐的。1492年4月25日，他获得神甫职位。

伊拉斯莫才华灼灼，得到康布雷主教亨利的赏识，亨利是布鲁塞尔宫中的教长。1494年左右，伊拉斯莫获许离开斯泰因，任亨利主教的拉丁文秘书。当时主教正欲访问意大利，这是文艺复兴发祥之地，伊拉斯莫久盼一游。但是这次出访并未成行。伊拉斯莫很快感到宫廷生活比斯泰因修道院的隐居更加乏味。他的朋友这时建议他到巴黎攻读神学，猎取博士学位。1495年8月，他得到主教资助，就读于巴黎蒙太古学院。在未到巴黎之前，他曾撰写《非蛮论》，以对话体形式，流露出对僧侣的轻蔑，对宗教生活中人们崇拜圣徒遗骸等陋习的鄙视，表现了年青的伊拉斯莫对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追求。

不久，主教停止了对他的资助。这样，他只得靠教一些德国、英国的青年学生维持生计。他为这些学生编写对话体教本;他后来的名著之一《家常谈》就是在这些教本的基础上增写改编而成的。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关于写作技巧和治学方法的小书。他在法国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经济拮据，工作繁忙，几乎使他无暇读书治学。幸而这时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英国男爵威廉·布朗特。1499年，男爵邀请他访问英国。伊拉斯莫欣然前往。

在英国，他以男爵客人的身份，结识了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还结识了其他人文主义者如约翰·科勒特等人。他与莫尔交谊尤密，他的传世名作《愚颂》就是后来再访英国时作于莫尔的寓所之中。伊拉斯莫访问了牛津，科勒特当时正在牛津作关于《罗马书》的讲学，伊拉斯莫与他就神学问题的交谈甚为契合。科勒特力荐伊拉斯莫在牛津执教，但伊拉斯莫对教授拉丁文圣经不感兴趣，且牛津又不能满足他学习希腊文的愿望，于是离去。

1500年1月，他回到巴黎，继续攻读神学，经济来源全靠所授学生的学费。这时他开始编写《格言集》。这是一本从古典著作中精选出来的格言，意在使学习拉丁文的人有个范本，并使他们熟悉古典文化。1502年到1504年，他住在卢文。这时他的朋友中，有未来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1503年，他发表《基督战士手册》，提倡革新基督教，强调教徒个人内心信仰，反对教会中流行的繁文缛节。他怀着对古典文化的极大兴趣，发愤学习希腊文，终于掌握了它。1504年底，他带着《瓦拉新约圣经注释》一书手稿回到巴黎，次年出版。

1505年，他再度访英。这一次，罗彻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带他觐见了国王。他很快得到了一个机会，以御医巴普蒂斯塔之子的家庭教师身份，访游了文艺复兴圣地意大利。1506年9月，他在都灵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508年，他编撰了一本新格言集，命名为《格言千汇》，收录了3，000多条格言。由于他这时已通晓希腊文，创立了一种新的风格，使这本书更多地表现出知识界的雅致多趣，既聪睿而又深奥。书中生动的轶事更富于吸引力，作者从此声名大振。

1509年，伊拉斯莫再度应邀访英，《愚颂》一书就是在这次访问期间写成的。在《愚颂》中，作者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采用讽刺的手法，把“愚蠢”人格化，假“愚蠢”之口，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类代表人物如国王、教皇、主教、僧侣等的愚昧无知、贪婪欺诈、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还嘲笑崇拜圣徒遗物、朝拜圣地和出售赎罪券等宗教活动，反对教皇过问政治，抨击经院哲学和宗教偏见。《愚颂》于1511年写成后，流传甚广，既是伊拉斯莫个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欧洲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愚颂》对教会黑幕的揭露，对人文主义思想的阐发，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宗教改革的思潮。

1511年至1516年，伊拉斯莫几度往来于英吉利海峡两边。这一时期他最重大的贡献是完成了希腊文新约全书的编纂工作，该书还附有他自己的拉丁文译文。他以历史的眼光、理性的态度看待圣经。他印行的希腊文新约全书第一次指出，天主教唯一认可的拉丁文版圣经不仅是第二手的，而且有谬误。这个发现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极大震动。俗界、教界的惊诧，划破了许多世纪以来天主教会统治下的神圣的宁静。

1516年，查理五世任命伊拉斯莫为参事，同年秋天，他从英国回到布鲁塞尔。1517年春，他最后一次去英国。1518年春，他回到巴塞尔。同年，他写了《基督教君主教育》，指出，统治者应该从道德上对臣民尽责，政府的目标是使民族的道德进步，凡贪黩、战乱以及不公正的税收，都是应当避免的。

1521年11月起，伊拉斯莫定居于巴塞尔，担任弗罗本的出版社总编辑和文学顾问。弗罗本擅长经营管理，伊拉斯莫则精于文学编撰，二人珠联璧合，加上一些得力助手，编译并出版了一系列基督教早期神父的著作。不久，这个出版社便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出版社。1524年，伊拉斯莫的《论自由意志》发表，这是一本与路德论战的著作，反对路德的信仰得救学说，宣扬重振道德的宗教革新。1528年，对话体的《西塞罗派》一书完成，表达了对学习古典文化的看法。伊拉斯莫认为，亦步亦趋地摹仿古典著作是无用的，学习古典文化并不是要人们作它的奴隶;古典著作是一个宝藏，其价值在于能阐明基督教这个宗教，向世人灌输纯洁的道德观念。

1529年，伊拉斯莫为了避开当时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移居到布雷斯高的弗赖堡。1535年再度回到巴塞尔，这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在病中口授《论教会的纯洁》。1536年7月12日，伊拉斯莫逝世，终年70岁。

伊拉斯莫生活的时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最盛期，封建主义逐步瓦解、衰退，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发展。伊拉斯莫不仅深深地被当时高涨的人文主义思潮感染，而且以其自身的思想、著述较深刻地阐发了人文主义。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把人文主义在文学艺术中表现出来的世俗气息、理性色彩带入了欧洲思想界，因此他成为当时人文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

伊拉斯莫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道德伦理规范看待宗教和政治问题。他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并不一般地反对宗教。他反对的只是那种贬抑人的理性、否定人世、否定自然界、且已腐化堕落的宗教。他以人文主义思想解释宗教、倡导宗教革新，比较隐晦、然而无误地表示对教阶制的不满。他认为宗教是对现实世界人的正当生活的指南，而不是毫无谬误的教条。他十分强调宗教是现实世界的道德伦理规范，而不是对彼岸世界永生的信念。他否认宗教的超自然因素，以人的眼光看待宗教，于是否认圣礼的玄秘和功效，反对教会中流行的各种仪式，不承认教会是唯一求得救赎的场所。他认为圣经是神学的唯一源泉，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种伦理规范，因此他提倡教徒个人内心的信仰，实质上是提倡教徒在宗教信仰上的个人理解。这样，对他而言，信仰就不再是进入彼岸世界的曲径，而是通向现实世界的桥梁。他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传播真理的神学教师，在“基督的哲学”中可以看到一个理性和仁爱相结合的人生，这就无疑把神性的耶稣化为人性的耶稣。甚至上帝在伊拉斯莫心里也并非完美无缺。他用曲折的手法，说上帝遴选的国君往往远非英明伟大，不少人实则愚不可及，这在本质上就是否定上帝的全知全能。他还借人格化的愚昧之口，怀疑全能的上帝能否听见或听懂神甫们虔诚的祈祷。他几乎要说神就是人塑造的。他说：“对任何我们惧怕或渴望的事物，我们就为之树立起神祇，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

伊拉斯莫还在各种场合，描述了符合人文主义者道德规范的国王形象。他认为，国王应该是正直的人，以身作则;立法执法，但不得超越法律;国王必须为公众谋福利，不谋私利;必须诚实，并对官吏是否诚实负责;应该懂得用发假誓、弑君弑父的方法来获得王位是不正当的;国王还必须是基督徒，国家的政策应以基督的训诫为指导。这样，从伊拉斯莫对国王的人格、国王与法的关系、国王与臣下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国王应当是符合理性原则的，廉洁奉公，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这样的国王当然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所盼望的统治者。然而，从他对国家政策与宗教的关系的论述看来，则暴露了他的政治见解中旧的一面。他实质上是认为宗教高于政治。伊拉斯莫的这种看法，是与他同罗马教廷的密切联系分不开的，这也影响到他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态度。

伊拉斯莫承认国王的重要性，但这是基于国王负有重要的职责。作为一个人，国王同普通人一样，凡人所有，他皆有之，如同《愚颂》中指出的，包括愚昧这种秉性在内。在某种意义上，愚昧之所以被伊拉斯莫大加颂扬，除了借题发挥针砭时弊之外，还蕴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这就是在愚昧面前人人平等，上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教皇、红衣主教，下至学者、商人、普通老百姓，概不例外。愚昧与智慧虽然相反，但同为自然的人所有，因此人人都无法回避自然所赋予人们的一切秉性。

伊拉斯莫同样以人文主义的道德观反对战争和暴政。他说：“战争是可怕的，它适于野兽而不适于人类。”“战争是瘟疫，它引起性格的全面败坏;战争是罪恶，最坏的人往往打胜。战争是邪恶的，它与基督毫无共同之处。”他的批判锋芒有时异常尖锐。他说：“人民建立了城市，王公们将其摧毁;市民的勤劳创造了财富，残暴的贵族们都将其掠夺;平民官制定了良好的法律，国王们却将其践踏;人民热爱和平，而他们的统治者却挑起战争。”

伊拉斯莫对教会堕落的揭露批判，也是他整个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从经院神学的无聊命题到修道士好色嗜酒;从红衣主教的贪得无厌到教皇的滥施淫威，无一不在鞭笞之列。他尖锐地抨击教会出售赎罪券，认为一个人如果只要从他偷窃以至巧取豪夺得来的财富中拿出几枚小钱，就能把他的欺骗、谋杀、诡诈、虚伪等罪赎洗干净一笔勾销的话，那么所谓赎罪无疑是新的犯罪。他大声疾呼：“基督教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的，依靠血而壮大的，依靠血而扩大的。”伊拉斯莫对教会的批判，直接为宗教改革运动开辟道路。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常为后人引用，说：“伊拉斯莫生了蛋，路德孵出了小鸡。”由此可见，尽管伊拉斯莫没有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他在客观上对宗教改革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伊拉斯莫的思想的局限性，恰巧也是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宗教改革的问题上。他心目中的宗教改革不过是一种重振道德的运动。他害怕动乱，既寄希望于教育民众，也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纠正各种社会弊端。他不主张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始终是温和的、妥协的，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对路德的学说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他与路德在神学问题上争论，客观上有助于天主教会。他不仅不参加宗教改革运动，而且还一直与罗马教会保持关系。他虽然不满意教阶制，相信教廷权力纯粹是由历史原因造成;而不是象《马太福音》中宣称是“来自基督之亲赋”，但是，他仍然认为由以教皇为首领的教阶制来领导教会，还是有其现实的必要的。这是明白无误地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的妥协。

尽管如此，伊拉斯莫的著作由于揭露和批判了教会的黑暗，仍然吸引着无数的读者，并对他们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人们获得反对罗马教会的思想武器。因此，在他身后，他的著作被教皇保罗四世列为禁书，他本人也被宣布为异端分子。但是，教廷对于他的贬斥，正是历史给予他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