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约翰·高兰(John Gollan 1911—1977)，英国共产党前总书记，当代英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

高兰1911年4月2日出生在爱丁堡的一个工人家庭。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素有“北方雅典”的美称。高兰从呱呱坠地到初次离开爱丁堡，曾在那里度过20个春秋。

高兰的父亲同詹姆斯·康诺利有过接触。康诺利是爱尔兰早期的激进思想家，后来成为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著名领导人。1916年，他在都柏林领导爱尔兰公民军起义失败后被英军枪杀。康诺利当年曾在爱丁堡举办过各种政治讲座，传播其思想主张，而高兰的父亲是康诺利的热心听众，思想深受其影响。因此，高兰自幼在家里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由于家境贫寒，聪明伶俐的高兰，13岁便被迫辍学寻找工作。学徒满师后，在家乡当了多年的油漆工人，用血汗换取微薄的收入，饱尝了人间的不平和艰辛。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坎坷的个人生活经历，在他年幼的心灵上播下了仇恨黑暗社会的种子。

1926年5月4日，英国爆发本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总罢工。这次总罢工是为声援煤矿工人而举行的。罢工持续了9天，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了400万，几乎占当时英国有组织的工人的70%。罢工一开始，英国共产党就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号召工人阶级一往无前地给资本主义以最沉重的打击，并建议罢工行动委员会提出“不许降低一便士工资!不许延长一秒钟工作时间!矿井无偿地收归国有，确立工人对矿井的监督”的口号。保守党鲍尔温政府使用了种种手段来扑灭总罢工。由于英国工联理事会领导人的叛卖活动，这次总罢工失败了。许多积极参加罢工的工人受到迫害，全国在此前后共有1，200多名英共党员被投进监狱。高兰当时只有15岁，也参加了为罢工行动委员会散发宣传品的工作，受到这次斗争风暴的洗礼。他在第二年参加了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英国共产党。

高兰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苏格兰当局的注意。1931年7月的一天，正当他在兵营外面向士兵出售社会主义宣传品的时候，军警逮捕了他，并将他判罪入狱半年。消息传开后，工人群众组织游行请愿，要求当局释放高兰。8月初，“高兰辩护委员会”召开声援高兰的群众集会，与会者多达5，000人。与此同时，年轻的高兰在狱中也进行了英勇斗争，还利用各种机会向监狱看守宣传革命的道理，努力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32年初，高兰告别故乡，前往伦敦担任共青团机关报《青年工人》的主编。1935年，他当选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并连选连任到1939年。这期间，正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猖獗横行的时候，白色恐怖和战争乌云笼罩欧洲上空。高兰在英共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共青团组织，广泛动员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参加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声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和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正义斗争。1936年，英共组织英国支队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同佛朗哥军队作战。英国支队由1，500人组成，其中半数是英共党员和共青团员。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前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变本加厉纵容德、意法西斯的丑行，激起了英国人民的强烈愤慨。高兰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为领导共青团动员群众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当时，丘吉尔是英国保守党中为数不多的反对《慕尼黑协定》的政治家之一。他曾邀请一些青年团体的领导人举行座谈，高兰因在反战活动中享有一定声望而受到邀请。高兰在领导青年运动时同埃尔斯·梅德兰结识，结成终身伴侣。

1939年，高兰当选为英共东北地区委员会书记。1941年，他因工作需要重返爱丁堡，出任苏格兰地区委员会书记。同年，他被选进英共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后来又连选连任到1975年11月。他在苏格兰地区任职期间，对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撰写了《苏格兰前景》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根据苏格兰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抨击英国中央政府的某些政策，主张扩大苏格兰地方政府的权力，要求保持苏格兰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和习惯。这些思想主张曾引起广泛反响，直至战后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开展。

1947年，高兰赴伦敦英共总部，担任党的副总书记。两年后，他改任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1966年易名为《晨星报》至今)的副主编，前后历时5年，1954年，他在英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英共组织部长。

自1952年起，高兰受英共中央的委托，在总书记哈里·波立特的直接领导下，主持党纲《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修改工作。这个纲领自1951年问世至今，已先后作过4次修改。高兰始终同意波立特提出的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英共党纲写道：“英国的不同条件和历史以及世界力量的对比，使英国可能通过一条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议会本身就是过去争取民主斗争的产物，它可以而且也有必要改造成为根据占人民中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意志办事的民主工具。”1954年，高兰撰写出版《英国政治制度》一书。他在这本书里剖析英国的国家机构和政党制度，抨击保守党的统治，批评工党执政时推行的政策主张，阐释了英共纲领的基本思想。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英共受到巨大震动，党内思想混乱。同年5月，在英共执委员会会议上，波立特因年迈和体弱多病主动辞去总书记职务，并提名由高兰继任，得到会议的一致赞同。高兰当选英共总书记后，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英共再次受到冲击，党内分歧加剧，许多党员退党。在此期间，英共党员人数由1956年2月的33，000多人锐减到1957年2月的26，000余人。高兰领导下的英共面临着严重考验。

1957年10月，英共创办党刊《今日马克思主义》月刊。高兰对这个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工人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实问题的阵地十分重视，亲自担任刊物主编，直到1962年。1957年11月，高兰率领英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随后又参加了11月16日至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议。英共代表团返英后，英共执委会在听取高兰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之后作出决议，对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表示欢迎，强调这个宣言符合英国人民，特别是劳工运动的各个组织的感情和愿望。

1960年11月，高兰再次率领英共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通称“八十一党会议”)。会后，他称赞这次会议发表的声明，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马列主义文件”，是“马列主义观点的非常重要和大胆的发展”。他还表示，英国共产党人特别拥护和欢迎这项声明，因为声明中的观点体现了英共纲领的主要思想。

1963年2月，高兰偕英共政治委员会委员乔治·马修斯访华，同中国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中阐明了各自对国际共运面临的问题的不同看法。

1967年11月，高兰主持召开的英共三十大通过决议申明：“所有共产党，不管它们的大小影响如何，也不管它们是否参加了政府，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决议还指出：国际共运中的“单一的指挥中心已不复存在。任何关于恢复这种单一中心的企图，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或者是关于建立几个指挥中心的企图对于每个共产党以及整个国际共运，都将是有害的。”“国际共运中的事务，不能再通过召开试图制定对各党都有效的全面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的国际性会议来解决了。试图这样做同各个党、各党选举产生的领导和各党的代表大会的自主权是相冲突的。只有各个党才有权确定自己的政策和斗争方式。”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以高兰为首的英共政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先后发表声明，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表示“遗憾”，认为苏联犯下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次年6月，高兰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有75个党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他在会议结束时，以未受英共中央授权为由，没有在会议通过的《反帝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及一切反帝力量的任务》的文件上签字。

1974年1月，高兰偕英共国际部长杰克·沃迪斯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有20个党参加的“西欧共产党会议”。高兰在会上发言时宣称，与会各党都认为，尽管西欧各国存在许多相同的特点，但各党都要通过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还强调指出，目前全世界的反帝斗争要求国际共运保持高度的团结。

1975年3月，高兰因患肺癌，主动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并提名由较年轻的组织部长戈登·麦克伦南继任党的总书记。高兰告退后，除受党的挽留继续留在党的总部主持党纲的修改工作外，主要是为党报党刊撰写政治理论文章。

在高兰晚年抱病撰写的文章中，较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976年初为纪念苏共二十大召开二十周年而撰写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问题》。文章在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没有动摇的前提下，批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党变得越来越有行政色彩。文章联系国际共运自共产国际七大以来的历史变化指出，“在国际共运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共同目标之上的团结，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每个党都享有自主权，都有权为本国人民前进到社会主义提出自己的政策。”文章认为，不能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普遍运用到各党之间的关系上。党际关系和政策问题，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相互协商加以解决。一部分党将另一部分党“革出教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高兰在生前的最后一年里，不顾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继续伏案进行《危机政治》一书写作。1977年9月5日，高兰病情加重逝世。

1978年10月，英共把高兰生前未能完成的遗作书稿中的两个章节汇编成册出版，取名为《改良主义与革命》。高兰在头一篇里，分析和批评了英国工党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认为这种思想作为改变社会的一种战略，尽管带来了一些很重要的改良，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回避政治权力这个中心问题，因此，不但没有导致社会变革，反而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护。他在第二篇里试图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释英共目前奉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他强调说，英共的纲领是第一个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纲领，曾“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共产党情报局和(苏联)《真理报》予以全文刊登。当时哈里·波立特同斯大林在谈话中详细地讨论过这个纲领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在英国和平过渡的思想，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