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哈尼(JulianHarney，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

哈尼出生在一个海员家庭里，从11到14岁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读书，后来当过印刷厂的学徒和书店售货员。

在青年时期，哈尼参加过反对报纸税的斗争，并因经售不纳印花税的报纸数度被捕。1836年，哈尼与木匠威廉·洛维特一起创建了“伦敦工人协会”。后来，他们提出了以实行普选权为主的六点要求，①命名为“人民宪章”;争取实现这一宪章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它是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独立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

威廉·洛维特是欧文的信徒。他认为宣传和教育是伦敦工人协会的主要任务，主张用合法斗争和道义力量实现宪章和各阶级的平等，成为宪章运动中的“道义派”。哈尼却认为工人阶级的敌人不会在道义说服的影响下作出让步，起义是保证实现宪章要求的唯一手段。1838年，哈尼等人与洛维特分裂，另建“伦敦民主协会”。该协会主要由最穷苦的码头工人和纺织工人组成，共有3千余名会员。他们要求在英国建立工人阶级掌权的民主共和国，主张土地、矿山国有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保障言论自由，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等等，并主张被压迫者在斗争中有权使用压迫者用来反对他们的一切手段。这一协会的活动“大大地加强了宪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宪章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①

哈尼热情奔放，又是一个极有口才的演说家。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巴贝夫学说的信奉者，对法国共和主义者马拉极为崇拜。哈尼认为工人阶级只有使用武力才能争取到权力，在伦敦民主协会会员证上印有“凡是没有剑的人，都应该卖了衣服去买剑”的词句，充分表达了哈尼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1839年初，哈尼同英国北部的宪章派组织“大北方联盟”的领导人奥康瑙尔接近起来。他们在第一次宪章派代表大会上反对以洛维特为首的“道义派”，主张采取武装起义的办法来争取宪章的实现。他们俩人成了“暴力派”的首领。

宪章运动在初期与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携手并进的。但到四十年代初，宪章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激进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竭力诱使宪章运动服从于他们的目的。对此，哈尼坚决反对。他在工人集会上再三告诫工人不要上资产阶级的当，力图保持宪章运动的独立性。1840年，哈尼参与建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它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及进行社会改造的要求。恩格斯认为“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①。这一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走向高涨。1842年8月宣布总罢工，掀起了宪章运动的第二次斗争高潮。罢工浪潮迅速席卷整个英国北部工业区。这次罢工遭受血腥镇压，1，500多名宪章运动积极分子和领导人遭到逮捕。此后较长时期宪章运动进入低潮，奥康瑙尔放弃了争取实现宪章的斗争，积极推行他的“工人回到土地上去”的反动口号。由于拥护他的口号，不少工人脱离政治斗争，一些地方的宪章派组织也逐渐瓦解。这时，只有哈尼和琼斯等少数人坚持宪章派的革命立场，继续为争取实现宪章而斗争。哈尼于1842年末任宪章派主要机关刊物《北极星报》的编辑，恩格斯是该报的撰稿人。哈尼在1843年结识了恩格斯，此后他的活动受到恩格斯的影响。

伦敦是四十年代欧洲革命流亡者云集的中心，但是宪章派人士与他们互不往来，彼此隔绝。唯独哈尼与革命流亡者保持联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1845年9月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国际革命民主主义组织——民主派兄弟协会。哈尼是该协会的创建人之一，并担任它的书记。这个协会以“人人皆兄弟”为口号，宣传社会平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同该协会保持联系，努力使协会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并帮助它的领导人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这一协会对当时一切最重大的革命事件都表示自己的意见;哈尼经常为声援其他国家的革命活动而发表演说和起草宣言。兄弟协会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恩格斯于1845年成为《北极星报》的常任通讯记者。他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向英国工人阶级介绍德国及法国无产阶级的状况，并指出了英国工人的任务。这对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教育，以及对于哈尼本人观点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847年，哈尼参加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使他同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接近。哈尼在对待行将来临的革命策略，以及波兰和爱尔兰等问题上，都与同盟领导人的观点一致。哈尼的思想在1847年末有了很大进步。他认识到，英国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是为那些厚颜无耻的寄生虫和骗子手们服务的;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应当成为革命斗争的伟大目标。在过去革命中，工人一无所得，而现在，应当是结束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了。

在1847年经济危机及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宪章运动重新高涨。要求实现宪章的呼声响遍全英国，宪章运动出现了第三次高潮。在1848年的头几月，哈尼积极地展开了各种活动。他揭露英国政府企图在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制造不和，强调指出：“法国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就是资产阶级”，从而宣传了国际主义精神。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3月初，哈尼同宪章派另一领袖琼斯到达巴黎，向法国无产者表示祝贺。他们同马克思一起组成了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将其所在地由布鲁塞尔迁至巴黎。

这时，哈尼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能够在“三天的工作”中夺取政权。哈尼几乎每天都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并给每期《北极星报》写文章，号召采取“法国式的做法”。1848年4月初，哈尼对即将举行的游行示威寄予重望。他预料，这次示威有可能产生像法国二月革命取得的那种结果。

但是，4月10日游行示威遭到镇压，大批宪章派领导人被捕，恐怖气氛笼罩全英国。工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受挫伤，宪章运动日趋低落。这次游行示威的失败，还导致了宪章派内部的分裂。以奥康瑙尔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使整个运动具有纯粹改良主义的性质。而哈尼继续坚持革命立场，领导着宪章派左翼对奥康瑙尔的右倾路线进行斗争。

在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日子里，哈尼完全站在巴黎工人一边。他宣布，红色共和国的旗帜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旗帜，宪章派和法国工人面临的任务和目的是一致的。《北极星报》详细报导了巴黎起义者的英勇行为。该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恩格斯称赞它是欧洲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1848年后，宪章运动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要么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个问题是通过宪章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斗争来解决的。后者的首领是奥康瑙尔，他只要求实行人民宪章和一些改革;前者的首领是哈尼和琼斯。哈尼认为，宪章派的旧口号“要求宪章，绝不退让”已经不够了，工人需要宪章，还需要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哈尼反对奥康瑙尔的斗争。《新莱茵报》于1849年3月6日刊登了哈尼给奥康瑙尔的一封信。该信捍卫了独立的革命运动的原则。随后哈尼同奥康瑙尔断绝了关系，退出《北极星报》编辑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个革命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比较倾向于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以奥康瑙尔为首的一派之间的分裂，由于同盟代表的帮助而大大提前了”①。

为了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哈尼于1849年6月创办《民主评论》杂志。他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并把巴黎无产者的口号“全民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作为这个刊物的口号。恩格斯为该刊撰写了题为《十小时工作制问题》的文章。这个杂志还以《革命的两年》为题连载了马克思所写《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部分章节。这些著作对提高宪章派的思想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时期，哈尼还力图恢复“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把它改组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团体。他于1849年11月参与制定了这一协会的新章程。该章程指出，“协会的目的是争取建立一个全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兄弟联盟”。《民主评论》成了该协会的机关刊物。此外，哈尼还为恢复宪章派组织而积极斗争。他于1849和1850年被选为全国宪章派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了加强宪章派的宣传工作，哈尼于1850年6月又创办了《红色共和党人》杂志。同年11月该杂志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哈尼在序言中指出，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在反动势力笼罩整个欧洲的情况下，革命报刊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取缔了，只有哈尼能够在自己创办的宪章派报刊上继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功绩，也是哈尼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1850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为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以迎接新的战斗，吸收哈尼参与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该协会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实行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同年秋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的深刻分析，指出欧洲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新的革命爆发，随即拟定了新策略，即要求培养和教育无产阶级骨干，长期积蓄革命力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便为未来革命做好准备。但是，这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发生了策略分歧和斗争。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猛烈攻击新策略，主张采取密谋手段，立即在德国发动新的起义;这种“左”倾冒险策略在运动低潮阶段是特别危险的，“同盟”不得不把维利希等人开除出去。在这场斗争中，哈尼是站在马克思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哈尼，认为他是英国宪章派左翼的一个领袖。但是，哈尼没有能够完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未能彻底克服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他的影响。因此在五十年代宪章运动低落和欧洲大陆上反革命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哈尼的不坚定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哈尼常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一起组织各种宴会、晚会、委员会等等。他爱好响亮的“革命”词藻和轰轰烈烈的场面，为此马克思给他起了一个“喝采公民”的绰号。哈尼的不坚定性到1851年更加明显。他一方面参与拟定宪章派的新纲领;另方面又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并在他主编的新杂志《人民之友》上刊登不少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提供讲台。马克思、恩格斯对哈尼的这种错误立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为了使他走上正路”。恩格斯写道：“一篇有分量的论战文章对哈尼的帮助总是要比任何辩论大些。”①

但是，哈尼拒绝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竟于1851年2月公然同维利希一沙佩尔阴谋冒险集团站到一起了。他们伙同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举办了纪念法国二月革命3周年的宴会，并对它大肆宣扬。宴会结束时，马克思的朋友施拉姆和皮佩尔遭到毒打。因此，马克思说：哈尼已变成了“普通的阴谋的工具”，“陷入民主派的泥坑”。②

1852年秋，哈尼打算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起创建英国“统一国民党”来争取普选权。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就长期脱离了工人运动。哈尼于1855年迁居泽稷岛，在那里住了7年。同年，他发表文章抗议英国政府驱逐当时住在泽稷岛的法国流亡者维克多·雨果，并前往雨果住地表示慰问。哈尼在泽稷岛期间创办了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小报《泽稷独立报》，有时从物质上支援一些陷于困境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哈尼于1862年移居美国，觅得一个秘书的职务维持生活。他于1869年从美国写信申请加入第一国际，并请马克思寄给他一本《资本论》第一卷，准备把它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自此他和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恢复了联系。

1888年，哈尼从美国返回英国，参加了纽卡斯尔《每周纪事报》的工作，直到死前都与该报保持联系。1897年，即在哈尼病危前数月，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代表社会党访问了他，同年，一些社会党人凑集200英镑赠送哈尼，对他的以往的贡献表示敬意。1897年12月9日，哈尼逝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