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完成统一日本事业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也是江户时代(1603—1868)封建统治体制的奠基者，日本史书上的“桃山时代”(1582—1598)即指秀吉的统治时期。
丰臣秀吉(原称木下藤吉郎秀吉，后称羽柴秀吉，1585年始用丰臣秀吉名)，出生于尾张爱知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早丧，八岁便开始了流浪生活，足迹遍及三河、远江、骏河一带，十八岁回尾张，不久，投奔织田信长幕下，充当地位低微的什役(称草履取)。以后，一直追随信长以民勇士卒(足轻)、民勇头目(足轻组头、足轻大将)名义，走上战场，并取得正式武士身份(士份)。1573年，由于历年军功，得近江北三郡食邑22万石，建统治据点于长滨(今滋贺县)，成为拥有“从五位”①贵族身份的地方小诸侯。
1577年，信长分兵三路，展开全国规模的统一战争。信长派柴田胜家征讨北部的武田氏，派泷川一益征讨东部的北条氏，而包括中国、四国、九州一带的西部，则由秀吉充任“西国营领”，负责这一主要战场的指挥任务。秀吉以姬路城为据点，先后平定播磨(兵库县)、备前(冈山县东南)、美作(冈山县北)、但马因幡(乌取县)五国，这使秀吉在信长诸将中拥有很高的地位。
1582年6月，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秀吉立即返师尼崎(兵库县)，组织声讨明智光秀的“山崎决战”。秀吉先于信长诸部将高举讨伐光秀、效忠信长的旗帜，这就为秀吉赢得了作为信长事业继承人的政治声威。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声威，秀吉又于6月27日，会诸主要将领于清州城，拥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织田秀信(织田信长的孙子)，这实际为秀吉自己取得统一政权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条件。同年10月，秀吉又在京都大德寺主持隆重的安葬信长的仪式，由于与秀吉有矛盾和出于秀吉的安排，不仅信长的老将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等均未参加，就连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三子(织田信孝)也未露面。这种安排，表明秀吉决心要排除一切妨碍他确立领导地位的障碍。1583年4月，秀吉终于发动了歼灭柴田胜家与织田信孝联军的“贱岳之战”。1584年4月，又发动了讨伐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雄联军的“牧山之战”。通过这两次战争，秀吉作为信长事业实际继承人的地位得以确立。
在取得统一政权的领导地位后，秀吉便连续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来完成信长未竣的统一事业。1585年，秀吉挥师10万，在扫荡纪州(和歌山大部及三重县一部)根来寺及杂贺僧徒之后，又攻略越后(新潟县)，进驻飞驒(歧阜县内)，平定本州中部的面北地区。1587年，又兴37国的兵力30万，席卷九州，直捣鹿儿岛，迫使岛津义久削发臣服。1589年，又集45国26万的兵力，分兵攻武藏(东京都，玉琦县及神奈川一带)、相模(神奈川)、上野(群马县)，包围小田原(后北条首府)，迫使北条氏投降。随后，又陈兵会津(福岛县内)，奥羽(东北地区)，至此，共平定38国(当时日本共分68国)。1590年，完成了统一全日本的大业。1593年，丰臣秀吉还把北海道正式划归日本的版图。
在统一过程中，秀吉建立了强有力的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完全凭借自己武力来实现统一的秀吉却十分注意借重天皇的名义，不断自我擢升为近卫少将、上参议、内大臣乃至从一位关白①、太政大臣，位列贵族顶端，使个人专制权力，蒙上天皇传统权威的神秘光圈。
秀吉作为天皇朝廷的关白，统辖军、政大权，但不承袭朝廷原有的政府机构，而是在关白之下，选择家臣中的亲信，组成分管宗教、司法、行政、财政、土木等事务的“五奉行”，处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务。后又自有影响的地方大名中组成“五大老”②，通过这个机构，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秀吉还重视扩大中央政权的财政基础，直辖全国封建领主地租总额的十分之一(有藏入地220万石)，直辖全国金银矿山年产的大部，直辖全国主要城市(包括京都、大坂、堺市、博多等近十座当时日本的大城市)垄断商工业的赋税收入，使中央政权拥有强大的经济手段。这样，秀吉便成了“言是法律、行是命令”的实际统治全日本的最高君主。
为了巩固统一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秀吉通过集权的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措施。
秀吉统治政策的最根本方面，是土地关系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从信长开始的，信长为了在占领区内筹办军需，征收地租(称指出)，从1569年起，便开始“检地”(土地清丈调查)。这种检地，也有否定庄园领主收租权的含义，但地区有限，且缺乏建设性措施。秀吉则在近江检地以后，特别在统一全国后的文禄年间(1592—1595)，不仅在全国进行检地，而且还逐步形成新的制度，史书上称为“太阁检地”(即秀吉检地，因秀吉让关白职于丰臣秀次后自称太阁)。秀吉正是以“太阁检地”为中心，确立了一整套对待地方大名和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为建立日本集权封建制奠定了基础。
实行“朱印地制度”，建立近似国有的大名领国制、强化中央政权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控制，是秀吉检地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这种制度，所有大封建领主(包括皇室朝廷及寺社在内)，都需拥有加盖秀吉印信的土地执照(即朱印状)，才能使自己领地的领有权生效。这种制度，不仅清除了庄园领主残存的一切权力，而且构成中央政权控制地方大名的权力基础。大名为了获得秀吉对自己领地领有权的承认，便不能不承担秀吉规定的一系列经济、政务、军事的义务。秀吉实行“国替制”，大名要服从中央削减、调换大名领地的处置;秀吉实行“城割制”，大名要按秀吉意旨拆毁许多具有军事意义的城镇据点;秀吉实行“军役制”，大名要按地租收入的多寡向中央提供军役。大名在领内开采非直辖的金银矿山，要向秀吉纳税(运上金);秀吉经营重大建筑工程，大名要提供伕役木石。还有防止大名间互相勾结的“禁私婚制”(未经秀吉许可的大名间的婚姻关系称私婚)及强制大名效忠中央的“人质制”(以大名家属与得力家臣为质)、“参觐制”(大名本人要移居秀吉政权所在地)等，都保证了中央政权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巨大约束力。所以，朱印地制度的推行，既意味庄园领主的土地领有权向大名领国制过渡，也意味大名领国制向近似土地国有制的江户幕(中央政权)藩(地方大名)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秀吉当权后的大名对自己领地领有权的不完全，决定了大名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独立权的不完全，统一后的大名完全丧失战国大名的独立自主的性格，统一后的日本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内乱频繁的动荡局面，当与秀吉对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有关。
土地关系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小农永久耕作权的承认。吉秀检地，规定全国田亩计算方法统一以300步为1段(前此一般以360步为1段);规定每段水旱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的不同租率和绝对纳租量(石盛);规定每段地租承担者即直接劳动生产者的农民(称一地一作人制);并规定地租主要应以实物缴纳(石高制)等等。这些办法，当然体现了加强封建剥削和维持自然经济的封建领主的意图，但重要的是，取缔了前此存在于农民与领主之间的层层剥削，限制了领主在征收地租时的任意盘剥，特别在法律上为了保证收租权而保障了小农的永久耕作权，使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农民从事生产的最低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有了保证，这无疑会提高小农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被长期战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秀吉从强化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小农的土地要求，这是从十四世纪起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持续近200年的农民运动高潮开始长期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秀吉虽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但不失为日本历史上最了解农民，熟悉农民并善于统治农民的封建君主。
秀吉对待商工业者的政策，则具有更多的进步因素。秀吉的统一运动本身，在客观上就具有促进商工业发展的因素。为了巩固不断扩大的占领区，秀吉在全日本彻底废除所有战国大名的边境税卡(关所)，甚至包括皇室、朝廷领内的关所(信长时没有被废除);修筑了联接全日本的道路桥梁;制订了航行全日本的船舶制度(1582年秀吉在岩屋便确定占领区的驳船都可随战争的发展驶出原来的“国”界);统一了全日本使用的度量衡(如36町为1里之制);铸造了全日本流通的货币(1588年始铸“天正大判”，1596年后铸造具有交换职能的“小判”和“天正通宝”)。这样，使商品流通、金融事业和水陆交通事业都有可能突破地方大名的领域经济的框框，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
为了夺取庄园领主所垄断的商工业赋税收入，为了分化中小商人和农民运动的联系，秀吉还继信长之后，在全日本实行称为“乐座”的废除商业、手工业封建行会的政策(当时日本商工业行会称为座)，既切断了一切商工业者与庄园贵族的臣属关系，也给行会组织外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以自由从业的机会。同时，秀吉在统一战争过程中为了争取统治区外的商品供应，还实行了称为“乐市”的市场开放政策，免除各种市场税，保证经营安全和商品的自由买卖。这种乐市、乐座的政策，对于室町时代以来的在战乱中萌发的商工业自由发展趋势给予了直接的推动。同时，秀吉还十分注意争取各地豪商对统一战争的支持，给豪商以大名的礼遇，依靠他们筹措军需物资、收集军事情报和开展劝降活动。而且，还直接任用了不少出身商家的文武要员(如五奉行之一的长东正家、侵朝日军先锋之一的小西行长等)，这对当时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有影响的。另外，在外贸方面，秀吉也曾允许西方商人来日贸易，并实行“朱印船制”，特许八家豪商以九艘海船从事海外贸易，使日本的外贸有了一个正常的渠道。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
当然，秀吉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并不是削弱封建统治，而是强化封建主阶级在全日本的封建集权统治;秀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同时又彻底解除农民武装(刀狩会)，剥夺农民离开耕地的自由(还住政策：使脱离土地的农民归还所住地方和耕地的政策)，要求农民只能世代务农(身份制)，重新给农民套上了一度松弛了的封建枷锁;在对待商工业者方面，秀吉虽不断制造废除行会、开放市场的自由气氛，但同时又不断通过御用的“商人司”、“职人头”(即手工业者的把头)把商工业者重新纳入统一王权的封建控制之下。事实上，标志日本室町战国时期商工业自由发展的自治城市，正是在信长、秀吉的统一运动中最后消失的。这一切都说明了秀吉统一政权的封建本质。
秀吉政权的封建性质在统一后的对外政策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在完成统一的次年(1591年)，秀吉为了转移封建大名在国内争夺封建领地的视线，亦妄图通过对外掠夺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下令准备侵略朝鲜。1592年，他起兵16万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占领平壤后，更妄图迁都北京，建立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及印度的封建大帝国。由于朝鲜人民的坚决抵抗及明朝政府出兵援朝，才使秀吉的侵略计划没有得逞，1596年议和，但未果，丰臣于1597年又派兵14万侵朝，亦受到中朝两国军队的打击。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逝，这场战争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