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德拜访郭沫若

然而，只有胆量也是不够的，你共产党凭的是什么？我陈铭德是一个老牌的国民党员，我为什么要为你们去冒那样的风险呢？

其实，陈铭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仅是国民党，他还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你想，一张报纸在那样复杂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办得那么红火，那么受欢迎，那么赚钱，没有这样一个领军人物怎么可能呢？

可以说，陈铭德将报纸看成是一个代民立言的工具，而不是进行党争和索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所以他几乎是“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那样一个人。陈铭德后来在他自己写的《我的简历》中这样写道：“从我最初办《新民报》一念而起，想以超党派立场，以舆论力量监督当权派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所以在陈铭德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新民报》积聚了很多无党无派的进步人士，报社同仁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党籍。

但是，无党无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虽然没有党派，但是思想还是有倾向性的。他们虽然拉了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加入他们的董事会，网罗了大量国民党高官做他们的靠山，但是暗中陈铭德也和共产党的一些高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交情，报社之中也有共产党的秘密渗透。

生活是现实的，而未来是不确定的，政治也是不可靠的，每一种选择都不能确定有十足的把握。国民党和共产党谁能成为问鼎中原的胜利者？鹿死谁手？没有人是算命的先生。对于一个信奉“无党无派”的人而言，在两股强大力量的中间游走是艰难的，做到泾渭分明也是不可能的，这是那个时代对这种非官方报人的特殊要求。所以陈铭德有接触共产党的需求。

《新民报》与共产党最早建立联系的人是郭沫若。

早在1936年，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与郭沫若就已经相识了。

当时，陈铭德和邓季惺到日本购买轮转印刷机的时候，特地到千叶县拜访了他们倾慕已久的这位四川同乡。当时，郭沫若在大革命的时候写了一篇着名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追杀，最后逃亡到日本，生活非常凄苦、寂寞。就在郭沫若政治上寂寥、生活上失意的时候，陈铭德和邓季惺远道而来，专程拜访，使郭沫若非常感动，并当即答应为《新民报》撰写《留东时代》。虽然后来由于他百事缠身未能如愿，但是后来郭沫若还是没有辜负朋友的期望，于1937年6月给《新民报》寄来了《读实庵字说》一文。这篇文章是与陈独秀讨论中国社会进化的专论，《新民报》从7月1日到7月7日，连同郭沫若的信一起连载了七天。

卢沟桥事变之后，郭沫若在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还没有取消的情况下，毅然回国，投身抗战。郭沫若7月27日到达的上海，8月1日《新民报》就刊出了上海通讯《郭沫若访问记》。8月8日，又刊出了郭沫若离开日本时所写的一首诗：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日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历，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是一首极其具有煽动性的诗篇，对鼓舞人们的抗战热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9月下旬，郭沫若不顾蒋介石的刺刀和黑枪，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京。陈铭德和邓季惺也毫不含糊，很讲朋友义气，他们将郭沫若接到自己家中款待。当时，日本人的飞机经常飞临南京，陈铭德和邓季惺在自己的寓所外面也挖了一个防空洞，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郭沫若就和陈铭德、邓季惺一起躲到到防空洞里，高兴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防空洞里一边啃螃蟹一边饮酒呢！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决非一般的关系了。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正式出刊。在出刊的初期，当时远在武汉的周恩来对《新民报》表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兴趣，立刻向郭沫若了解《新民报》在重庆发行的一些情况。郭沫若马上给陈铭德和邓季惺二人去信，了解情况，同时向他们通报了《新华日报》准备在重庆出版的消息。在去信的时候，郭沫若又赋诗一首：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

寄语巴渝诸好友，复兴责任在双肩。

表达了郭沫若对友人的思念，也表达了郭沫若期望国家复兴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