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一揭《大公报》的老底
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通知吴冷西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处去。当时吴冷西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毛泽东和他主要谈了办报纸的事情，其中就有很长一段话说到了《大公报》，毛泽东对吴冷西说：“《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继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张继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作‘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
毛泽东这里说的《大公报》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大公报》。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熟悉《大公报》的呢？
原来，《沁园春·雪》在重庆引起这场“轩然大波”，《大公报》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了重庆，但是他却依然对《大公报》的一举一动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所说的“小骂大帮忙”也是有根有据的。
就在《新民报·晚刊》发表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十四天之后，11月28日，重庆的《大公报》也在第一时间公开转载了《新民报》晚刊上的毛泽东“咏雪词”和柳亚子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沁园春》和词。而且对毛泽东的“沁园春”还做了非常明确的标示，写作《沁园春·咏雪》，作者毛泽东。
我们知道，唱和《沁园春》，进而借机攻击毛泽东，这出闹剧是陈布雷一手主持的，是以《中央日报》为阵地的，但是真正在报纸上开唱和先河的却是《大公报》。
11月30日，也就是《大公报》发表毛泽东《沁园春·雪》之后的第三天，《大公报》又一次率先发表了崔敬伯的一首《沁园春》，《大公报》在发表这首词的时候在词的前面还像模像样地加了一段小序：
——倾者读报，见近人多作《沁园春》体，怅触衷怀，辄成短句，顶天立地之老百姓，亦当自有其立场也。
一夕风横，八年浴血，万里萍飘。看旌旗到处，惟余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殊，薪同桂贵，早与天公共比高。抬眼望，盼山河收复，忍见妖娆。
名城依旧多娇，引无数雄儿竞折腰。惜蒿里鹑衣，无情点缀；泥犁沟壑，不解风骚。千载良时，稍纵即逝，岂是颓梁不可雕？天醉也，看今朝如此，还看明朝。
很明显，词人在词中向人们描绘了国统区社会生活的一幅最黑暗的图画。用一系列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对中华大地的蹂躏，有力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没落和反动。
这就让我们有些犯糊涂了，一个《新民报》已经够让国民党和蒋介石头疼的了，难道在重庆那么险恶的环境里，在国民党统治根深蒂固的陪都里，能这么任由这些亲共分子“胡来”吗？
所以，我们有必要掀开《大公报》的底牌来瞧一瞧，看它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大公报》是中国创刊比较早也比较重要的一张报纸，它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1925年11月27日报纸被迫停刊。事情就是这么有趣，和《新民报》一样，后来，真正使《大公报》兴旺起来的也是三个人。常言说，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这三个人，一个是胡政之，一个是张继鸾，还有一个是吴鼎昌。三个臭皮匠终于要开张了，但是他们能凑成一个诸葛亮吗？
1926年的某一天，胡政之和张继鸾来天津与吴鼎昌聚会。三个人闲步街头，从《大公报》门前经过，见《大公报》的金字招牌高悬门额，而招牌下面的两扇大门却紧紧关闭，吴鼎昌就向胡政之说：“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它吗？”胡政之说：“你如果有意思，我当然愿意当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济汤’！”吴鼎昌说：“钱不成问题。难得继鸾也在这里，咱们凑合起来吧！”
就这样，吴鼎昌筹资五万元，一部分用作盘下《大公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周转。当时还商定，宁可将全部资金都用完也不增加新的股东，以免因股东意见不同影响事业的发展。
九个月之后，那时已经是1926年9月1日了，吴鼎昌、胡政之、张继鸾三个人接管的《大公报》重新开张。吴鼎昌被推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继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吴、胡、张成为《大公报》真正的三巨头。吴鼎昌对胡政之和张继鸾提出的经营方针、办报意见、人员使用从无干涉，听任二人主张。
新出版的《大公报》在创刊号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并且将它们作为社训来严格遵守。不党，就是说不党同伐异，不为任何党派所利用；不卖，是指不以金钱为报纸交换的条件；不私，是说将报纸作为社会的公器，同人不可将其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不盲，就是不盲从，不随声附和。在提出社训的同时，报纸又提出了一个“四不主义”，即不锦上添花，不落井下石，不与人共利害，不参与别人的秘密。
在开始的时候，为了赢得老百姓，为了提高报纸的销售量，这个社训和“四不主义”，《大公报》还是能够恪守的。然而，随着吴鼎昌地位的变化，随着蒋介石对胡政之和张继鸾的拉拢，《大公报》的立场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北伐之前，吴鼎昌是北洋军阀政府的盐业银行经理，是北方的大财阀，代表北洋军阀官僚资本的利益，与国民党是有很深矛盾的。我们知道，北伐的革命对象首先就是北洋军阀。而北伐开始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那个时候吴鼎昌对北伐中表现突出的蒋介石是非常痛恨的，在军阀政客的反蒋斗争中，《大公报》是站在军阀一方的。而且，蒋介石在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吴鼎昌和胡政之、张继鸾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报纸上揭蒋介石的疮疤。
九一八事变是《大公报》转变办报方针的一个分水岭。《大公报》对蒋介石的态度由过去的大骂不帮忙，转变为“小骂大帮忙”。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三天，张继鸾、胡政之主持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对九一八事变采取的态度。张继鸾继而宣布了他和吴鼎昌、胡政之商定的方针——“明耻教战”。张继鸾进一步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可以说这就是当时《大公报》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大公报》的“缓抗论”。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保存实力，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也制订了不抵抗政策，借口需要准备，压制立即抗战的主张。强调“先安内后攘外”。这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缓抗论”，二者不谋而合。
真的是不谋而合吗？表面上看，虽然二者的出发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表现在语言上确实是一唱一和的。针对《大公报》与蒋介石的这种唱和，老百姓极为愤慨，天津的读者甚至向《大公报》投了一枚炸弹。外地的读者也寄给张继鸾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南洋华侨指责《大公报》是“小骂大帮忙”。
那么，《大公报》和蒋介石是怎么勾搭到一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