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常宁叔家青衣·袁枚

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远出城。
知己那须分贵贱，穷途容易感心情。
漓江此后何年到，别泪临歧为汝倾。
但听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约》赴神京。

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二十一岁的袁枚赴广西探望在巡抚金鉷衙门里当幕僚的叔父袁鸿，五月初四到桂林，次日见巡抚，大受器重，居三月，金鉷荐其赴京参加该年秋季的博学鸿词考试。此诗即是袁枚离桂赴京时赠给为他送行的叔父家仆人常宁的。

作为一首赠别之作，本诗的特点不在其表现形式上的新颖，而在其感情的真挚、可贵。

首联写送者的身份与行为。“奴星”指这位叔父家的“青衣”(仆人)常宁，“六千里”是袁枚老家杭州至桂林的距离。不过这一数字不一定是确数，也许是用柳宗元《别舍弟宗一》中“一身去国六千里”这个现成词。言其身份，并非为强调他们的尊卑界限，而是为下文而作的必要交代。言距离之遥，可见诗人与常宁只是邂逅之遇，他们过去不相识，今后能否再遇亦未知。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常宁能殷殷相送，也更加可贵。“依依”语出《诗·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一向是用以状描别情的首选词汇。常宁舍不得诗人离去，所以送行一直远出城门之外。

次联是本诗中的闪光点，它道出了人际间一种十分可贵的感情。袁枚和他叔父家虽然也都是贫寒的读书人，但在常宁面前毕竟是主。然而诗人并不把这层主仆关系看得很分明，把常宁的远送看作仆人对主人的忠诚或应尽义务，而是将此看作是两心相知的外化表现。诗人在临别之际深为常宁的情谊所感动，更加感受到心灵相通的可贵，因而喊出了“知己那须分贵贱”这一摒弃了等级习见的充满人情味的可贵声音。次联的下句既是当时情状的反映，也是对常宁的含蓄的赞美。袁枚此次来桂林时，年方弱冠，既未有什么地位，生活也极穷困，来时的路费也是别人借给他的，刚到时自己的叔父都瞧不起他，可谓是穷途之客。这次虽然北上应考，成败亦未能逆料。在这种境遇中，常宁能与袁枚建立深厚的情谊，可见他不是个势利的仆人，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地感动着青年诗人的心。

第三联感伤后会难期，直抒惜别之情。写法可能化自前人，唐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中“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和卢纶《送李端》中“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等句都为类似的抒情方式。所不同者，袁枚之泪，是为这位仆人而洒。

惜别而至倾泪，这种别情应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了。然而诗到这里并不歇笔，在挥手道别的最后时刻，诗人又留给常宁一句话，要他等待自己的好消息。“郎君”是诗人自指；《僮约》是西汉王褒写的一篇游戏文，内容是与仆人订的契约，其中规定如果仆人愿意来，当完成哪些事。袁枚在这里是取其题意，谓一旦自己考试获售，便要把常宁接到京城去，在自己身边做事，以便朝夕相处。这一许诺不仅进一步体现了两人的相知相得，也使上文对别愁的抒写在几已饱和的基础上又拓进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