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天晓角　陈继儒

背水临山，门在松荫里。茅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谁姓，灌园者，陈仲子。

不衫不履，短发垂双耳。携得钓竿筐筥，九寸鲈，一尺鲤。菱香酒美，醉倒芙蓉底。旁有儿童大笑，唤先生，看月起。

是真名士，故能真风流。看陈继儒在这首《霜天晓角》里写的自己的住所(大约是他中年后隐居小昆山之所)，便可悟到这一点。他的住所，“背水临山”，与山水为伴，确是雅人高致；“门在松荫里”，也没什么院门，松树的绿荫就是院，门就在绿荫里，如此以松为院，更可见主人的自然之趣和孤洁之志；“茅屋数间而已”，平平淡淡的几间茅屋，正是主人的平常之心的体现。

山、水、松、茅屋，其高雅已如上所说，但是，这还是古人(古之隐士名士)用过的道具，还算不得新鲜，新鲜的在茅屋里。古人虽也住草堂，但外面固然可以朴陋，堂内却须有些显示名士不凡身份与独特气质的物事，陶渊明再穷，不也有一张“素琴”吗？然而，陈继儒却没有。“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墙是用土泥(“泥”，涂)起来的，窗口是用纸糊上的，床是竹编的(“曲床”，竹床)，桌是木制的，一切都是那么“土”，那么与普通农家民居无异，除了茅屋里到处摊着的书籍可证明主人是位读书士子外，全无一点“名士”痕迹。那么，作者为何要津津乐道地列数这些东西呢？他想藉此说明自己在此环境下悟到了什么呢？我们可看看他《晚香堂小品·花史题词》中的一段话：“吾家田舍在十字水外、数重花外，设土剉(瓦锅)、竹床及三教书，除见道人外，皆无益也。”这些文字颇可助我们理解本词。原来，在这些普通而平朴的东西里，隐含着一种“道”；这个“道”虽然难以确诂，但大约是指一种返朴归真、寓真趣于平实中的生活哲理，亦即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千百年来，真正的山人、处士，都以追求和体悟此“道”为毕生幸事，一旦得之，更无所求。当然，在附庸风雅的“名士”们看来，这些土玩意儿是不值一哂的、“无益”的；只有名人书画题跋在壁、尊爵器物满架，才是有益的——有益于提高他们的“名士”身价。

作者自是对这种“风雅”已了如指掌、不屑一顾，于是，他便以“见道人”的口吻淡淡地自报家门了：“若问主人谁姓，灌园者，陈仲子。”陈仲子是战国齐的高士，楚王聘他为相，他却携妻逃去，为人灌园。看来，作者对这位同姓的先贤景仰已久，此时脱口道出，已隐然以仲子后身自居了。既如此，那么与这位“陈仲子”为伴的，除了曲床木几，还能是什么呢？“灌园”之人，还要书画古器之类何用？

于是，在词的上片，我们便看到了一个人，他所住的环境，已泯灭了卖弄、矜持、标榜，一扫假名士的种种附庸风雅的酸气，纯然是一种平朴、古拙、自然的气象。接着，在词的下片，我们又看到这个人，他的衣食行迹，与这个环境是何等的妙合无垠。

“不衫不履”，他的衣衫是不整不齐的；“短发垂双耳”，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免了每日的洗沐之苦；这副模样，怎能与“衣冠中人”往来、怎能戴上头巾去干谒公卿呢？《虬髯客传》中以“不衫不履”形容李世民，是欲显其倜傥和豪放；而作者将其移来自拟，则透露出几分疏野清狂。

“携得钓竿筐筥(筥，圆竹筐)”，于是，这副模样他便只能去钓钓鱼、采采菱，过着自在、平常、“无益”的日子；但这正是他的所求，所以说来全无怨意，也看不到假名士在山中苦熬着等候征召的焦急相。他只是高高兴兴地烹好了钓来的“九寸鲈，一尺鲤”，煮好了采来的菱角，“菱香酒美”，在菱的清香中饮起酒来——只可惜，“予不饮酒，即饮未能胜一蕉叶”(陈继儒《媚幽阁文娱》)，一会儿他就醉了，醉倒在芙蓉花下，菱的清香尚未去怀，莲的清香又悄然入怀了……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这是李白在《襄阳歌》中自述的醉后情景。见了醉鬼又笑又叫，大约是儿童的天性吧？所以，相距千载的李白与作者，都在醉倒花下时给儿童尽情“大笑”了一番。作者只有一个儿童在旁，声势是不及李白的；但李白也有逊色于他的，因为他身边不是无知的“襄阳小儿”，却是个知他心意的可爱小童。这小童一副憨态，见了醉鬼不免“大笑”，可他又知道先生最爱皎洁的月色，因此先生天黑前醉着，他不去唤，等月亮上来了，他便忘不了“唤先生，看月起”。在此环境下，只一小儿是解人，悲哀乎？否也。看作者在篇末这兴趣盎然的一笔，足见他全无悲哀，只有自得。也许，他也正是只愿让一儿童了解他的心意，因为儿童最具天趣，非成人俗物可比。

这首词，比起那些“要眇宜修”之作来，真是“不衫不履”的了，一无辞藻，二无隽语，“土”气扑人。然而，若使王国维来论此词，怕也不能不承认词中有“境界”——一种真名士胸中自然浑成的襟怀气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