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　郑燮
恨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郑燮二十岁为秀才，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进士及第。这首《沁园春》，是他中举之前落魄时的作品。此篇以“恨”为题，抒写的是愤世嫉俗的感情。上片专写自己愤世嫉俗的狂态，下片转写自己穷困潦倒的处境以及决不与清政府钳制舆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相妥协的“颠狂”个性。

上片以“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三个排比句开篇，词人长期积聚于心的抑塞不平之情，如大河决口，挟千钧之力，滚滚滔滔，喷涌而出。一句责备花，说自己面对的不是解语花，不能慰藉自己的痛苦感情；一句指斥月，说月无所事事，无所关心，不会倾听自己痛苦的心声；一句抨击酒，说酒已失去酒德，再也不能“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了。作者在《自遣》诗中说过：“看月不妨人去尽，对花只恨酒来迟。”本来，花、月、酒都是自我遣兴、排解忧愁的好友良朋，而当词人受到恨情重压时，花、月、酒这些遣兴之物，通通失去了它们原来的作用。从诗人对花、月、酒的这些看似无理的责难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有多么的痛苦。

为了发泄恨情，宣泄内心的痛苦，除了责难花、月、酒之外，郑燮还有惊世骇俗的举动：“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他要进行破坏。“把夭桃”四句，是要破坏装点生活的美好事物。“夭桃”，繁盛艳丽的桃花，这里指花儿盛开的桃树。他要砍断赏心悦目的桃树，破坏风景，宰杀消遣逗乐的鹦鹉，当下酒菜。“焚砚”三句，是要毁坏与仕途、艺术前途有重要关系的物品。“椎”，敲击。他要毁弃自己的书画、文章等作品，还要将砚、琴之类文具、乐器通通烧掉、砸坏。他的这些过激行为，表明他对周围环境与个人前途的彻底失望，也表明了他对世俗社会决不同流合污的决绝态度。

郑燮心中十分明白，自己的这些愤世嫉俗的举动，决不是一般文人做得出来的。他说明自己这样做，是有家族传统的影响的。上片最后三句“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说的就是这层意思。郑姓的郡望在荥阳，所以叫“荥阳郑”。后二句用唐人白行简的传奇《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荥阳生的典故。荥阳生赴长安赶考，爱上妓女李娃，“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每天与歌舞杂耍人员凑在一起，征歌逐舞，吃喝游乐。后来，乐极哀来，流落街头，“以乞食为事”。郑燮每喜自称是荥阳生的后代，他在《道情十首》的开场白中，还说过“我先世元和公公”这样的话。“元和公公”，指元人石君宝的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的男主人公郑元和。石氏此剧系据《李娃传》改编。这正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礼法的蔑视。

下片，先为自己写照：“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骨相”，古代相术的一种，通过观察人的骨骼、形貌推论人的命和性。“席帽青衫”，指贫寒文士的穿戴。这几句说，自己生就一副难以改变的孤单寒苦的骨相，头戴席帽，身着青衫，瘦骨伶仃，模样可笑。

接着说自己处境的困顿：“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蓬门”，指代贫寒的居处。这几句说，自己常年蛰居于破巷之中，门前冷落车马稀，长满秋草；常常在雨湿窗棂的静夜里，独自伴着孤烛，形影相吊。

更有甚于生活上的贫困的，是精神上受到的压抑与摧残。词人不禁悲愤地喊出：“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清朝统治者为了压制汉族人的反抗，大兴文字狱。郑燮目睹的文字狱，即达十余次之多。他的朋友学者杭世骏，因条陈“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而被罢官。文字狱甚至殃及死者。他的同学书法家陆骖，即因文字狱而惨遭戮尸。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远害全身，不得不从已刻好的《诗钞》书版上铲去十余首含有反抗情绪的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终于按捺不住悲愤的感情，对钳制恨口的“天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钳”字前着一“还”字，表明这是“天公”在使自己骨相单寒、处境潦倒之外，在精神上对自己的又一迫害。“难道”三句揭示了恨情、恨态的根源，在一般的愤世嫉俗之中注入了更多的政治内容，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客观上也是为同时代众多生活在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的文人吐出了长期憋在内心深处的一口恶气。这几句是篇中最有思想深度，也是最见胆识的词句。

结拍“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语气转而变得舒缓，而在舒缓的语气中，更显出自己与现实决不妥协的坚定。“颠狂甚”，是世俗对自己的评价。词人接过这种说法，表明自己将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不会改变自己以迎合世俗。他表示要用上百张用墨线打格子的“乌丝栏”纸，委曲详尽地记录下自己的凄苦而又清纯的感情。

综合上下片来看，对于此词最可留意的有两点。一是词中所写到的狂态狂情，无不打着作者郑燮鲜明的个性烙印(斫桃树、煮鹦鹉、焚砚烧书等做法，都是郑板桥式的)，但在这种种狂态背后的愤世嫉俗的感情，却又非郑燮个人所独有。能够如此直率、大胆、无所顾忌地指斥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所谓“天公”)，这也是郑板桥式的，但其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则又代表了广大文人以至普通老百姓的共同心声。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此词相当充分地体现了郑燮所追求的沉着痛快的风格。郑燮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说：“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这首作于中年的《沁园春·恨》，就是这样一篇“沉着痛快”的代表作。三个排比句组成的开篇，“把”字领起的两组对称的句子，连用的一组动作性极强的及物动词“斫”、“煮”、“焚”、“烧”、“椎”、“裂”、“毁”、“抹”，这一切，如急风骤雨挟万钧之力呼啸而至，痛快淋漓。而“颠狂甚”三句的结尾，笔势转而舒缓，词作的冲击力，至此而化为一种持久的韧性，犹如陡然泻落的瀑流转而化为一片汪洋，又给人以一种沉郁、厚重而又持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