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　高启
自述
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
何事匹马尘埃，东西南北，十载犹羁旅？只恐陈登容易笑，负却故园鸡黍。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雨。

高启是由元入明的著名诗人，这首词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作者时年二十五岁。高启是南北朝时北齐皇室的后裔，出生于江南水乡苏州。他自少即深为自己的北方血统而自豪，其《赠铜台李壮士》诗云：“我祖昔都邺，神武为世雄。”而东南经济文化城市苏州，又为诗人文学的成长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然而诗人身居元末乱世，目睹政治腐败、官场污浊、天下大乱的局面，虽有济世大志，亦知无法伸展，加之其豪放不羁的性格，不愿受官场和世俗礼法的束缚，十八岁与吴淞江边青丘周氏完婚后，即隐居于此，自号青丘子。二十五岁时，嘉兴名相士薛月鉴至吴淞，特地前来拜访，并说高启“脑后骨已隆，眉间气初黄”，不会久隐山林，必将飞黄腾达。诗人当即写了一首《赠薛相士》，表示不愿出仕。然而薛相士的一番言语不能不触动其内心深处济世报国的志向。于是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和选择在心底不断碰撞，由此而挥笔写下了这首“自叙”胸怀的词作。

上片开篇，暗用东汉班超典故。据《后汉书》本传载，班超未发达之前，曾有一位相士替他相面，说他“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果然立功西域，封为定远侯。词人借此自喻，并点出写作此词的缘起——相士相面。然而又不无遗憾地点出“有谁曾许”，充分表现了青年词人一方面如当年的班超一样胸怀大志，一方面又对当世无人认同自己的雄心奇才而不平。一个“笑”字，以旷达的胸襟自我解嘲，为不平之气平添了几分和缓的音色。“壮志平生”以下五句，用一个“还”字与前反接，抒写自己平生壮志，以及为此而自负的心情。“纷纷儿女”，指那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凡庸之辈，词人以之为羞，不与此辈为伍。“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生动有力地描述自我形象，对“壮志平生”作进一步的挥发与刻画。由此，一个志在报国、豪迈英爽、能文能武的青年形象，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歇拍两句，笔锋陡转，点明不伸壮志、隐居不仕的原因。“黄鹄”，即“鸿鹄”，典出《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用以喻指志向远大之人。词人为何收敛雄心、隐居青丘呢？因“风云无便”！这四字与“未容黄鹄轻举”相呼应，虽较为笼统，但也能使人意识到政治时世方面的原因。苏州地区当时正处于张士诚统治下，诗人清醒地看到张氏政权的黑暗面，以及割据江浙一隅、难以自保的现状，因而明智地双翼不举、韬光养晦。然而胸中的壮志并未消歇，心中常常充满着大志不伸的苦闷与遗憾，而今经薛相士骨相之说的触动，似火上浇油，这种痛苦愈加强烈。于是下片转向倾吐心灵的苦闷了。

开头三句，词人以否定性的自问句概写自少年名世以来至今十年间的行踪与处境。高启十六岁前后居苏州北郭，十八岁完婚后隐于青丘。廿一岁时，张士诚占领苏州，其重臣饶介爱重词人才华延为上客，常出入饶介幕中，与诗友饮酒赋诗，豪纵自乐。两年后出游吴、越，曾来到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和元朝军队混战争夺的杭州、绍兴一带，目睹了战乱带给人民的巨大苦难，对张士诚的地方割据政权愈加失去了信心。因而他无法找到能够安身立命的入仕之途，仍然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过客。“羁旅”，即是此意。一个“犹”字，将由此而带来的遗憾凸现而出。

中间五句，用前人之典，极写内心的矛盾与困惑。先用三国时人陈登之故事。据《三国志·魏书》本传所载，陈登字元龙，身为湖海之士，多豪气，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名重天下。一日，只知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的许汜去见他，他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许汜卧下床，以示对许汜的不屑与嘲笑。高启用此，表示自己的志趣气概与元龙相同。不过要嗤笑那些碌碌无为、只知经营个人安乐窝的世俗之徒是容易的(这也正是上片“羞比纷纷儿女”之意)；但走陈元龙那样的入世之路，又恐怕辜负了自由自在的乡间隐居生活。“故园鸡黍”，兼用《论语·微子》“(荷筿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典实和孟浩然《过故人庄》诗意，突出了田园生活的美好安逸。因而，是面对“笛里关山”，还是面对“樽前日月”， 词人处于两难境地，内心充满了苦闷，只得“回首空凝伫”。此处“笛里关山”，用陆游《关山月》“笛里谁知壮士心”诗意，指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干一番大事业的心意；“樽前日月”，则指安居林下、饮酒自乐的生活。

结拍二句，收结全词，自慰自勉。词人经薛相士一番言语的触动，而念时光飞逝，一事无成，不禁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然而身具豪气的词人终究比较洒脱，年纪也毕竟还轻，对未来仍抱着莫大的期待，因而用否定的语气自我慰藉：“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雨。”这样，与上片的“壮志平生”相呼应，在伤感中依然洋溢着一股自勉向上的雄奇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