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史的高峰期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从南宋词坛转型开始，词便从原来只是浅斟低唱、剪红刻翠的狭小范围，走向抒写国家沧桑巨变这一社会重大现实。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与北宋灭亡这一历史悲剧密切相关。“靖康之变”对北宋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的不幸了；然而对于宋词（主要是南宋词）、对于词人来说，又是不幸中之大幸。词人借助这沧桑巨变，将词推到抗金救国的前沿阵地，展现出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的巨大生命力与战斗力，人们对词这一“艳科”“小道”开始刮目相看了。从南宋开始，词才真正争得了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的位置，而这一位置的争得，又与伟大词人辛弃疾等的贡献、与词史高峰期的影响分不开。
当南渡词人辛勤营造南宋词坛的时候，一批在南渡以后出生的南宋词人也逐渐走上词坛，壮大了南渡词人的声势，继承了他们开创的爱国豪放词风，填补了南渡词人退出词坛以后的空白。这些词人虽然没有经历“靖康之变”与颠沛流离、四处逃窜的痛苦生活，但他们同样接受传统爱国思想的哺育，感受到祖国分裂的痛苦与屈膝事金的民族耻辱。所以，他们一登上词坛，便接过南渡词人沉重的历史使命，继续高举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旗帜。他们全面继承与发扬苏轼，特别是南渡后词坛日益高涨的爱国豪放词风，扬长避短，使思想与艺术渐趋完美结合。同时还着意于豪放、婉约二者间的相互渗透，使之互补共存。在豪放词质量提高的形势下，婉约词的创作也呈现出全新的面目。转型后的南宋词坛正向着词史的高峰起飞，这也是继南渡词人群出现的后南渡词人群（张孝祥、陆游等）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最终完成向词史高峰飞跃、冲刺并到达峰巅的词人，是在金人占领的北方起义反金并南渡的伟大词人辛弃疾。围绕辛弃疾并受辛词影响的词人也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爱国豪放词的创作，并扩大了其影响。本章将围绕词史高峰期相关词人及重要问题展开论述。
张孝祥及其他豪放词人
一、“骏发踔厉”“迈往凌云”的张孝祥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状元及第，同年赴试的秦桧之子因此失去抢占头名的机会，秦桧对此怀恨在心，并将其父张祁诬陷下狱，秦桧死后才得出狱。张孝祥历任秘书正字、校书郎兼国史实录院校勘、起居舍人，经张浚推荐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继又代张浚为建康留守。他极力赞助张浚北伐，反对“隆兴和议”，也因此受到投降派打击而被免职。后任荆南知州、荆湖北路（今湖北西南部与湖南北部一带）安抚使等职。
张孝祥与张元幹一样，明确继承苏轼词的传统，以抒写重大政治题材与反映爱国抗金思想而著称于世。有《于湖词》传世，存词224首。
苏轼开创豪放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 胡寅:《酒边集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宋］王灼:《碧鸡漫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 第85页。影响可谓大矣。但细审北宋词史，当时实无一人能羽翼苏轼或继承光大其所开创的传统。即如位列“苏门四学士”的秦观，在词的创作上走的也仍是“花间”、南唐的老路，受柳永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与东坡词判然有别。苏轼以后，称霸词坛的是被推崇为“集大成”的周邦彦。李清照《词论》中批判锋芒的主要指向，便是写“句读不葺之诗”的苏轼。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词坛的主要倾向。“靖康之变”以后，大批词人仓皇南渡，在国破家亡、四处漂泊、无以为家的形势下，他们写下了许多爱国忧民的豪放词，体现出词风的转变，使豪放词风得到继承发扬。但是，直到张孝祥的出现，才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发扬苏轼的传统。这在当时的一些资料中有充分的反映。如谢尧仁（张孝祥门下士）在《张于湖先生集序》中说：“先生气吞百代，而中犹未慊，盖尚有凌轹坡仙之意。”序中叙述张孝祥帅长沙时曾自作《水车》诗，问谢尧仁：“此诗可及何人？”谢答，此诗虽很像东坡，然尚有一二分之差距。序文最后说：“是时，先生诗文与东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而乐府之作，虽但得一时燕笑咳唾之顷，而先生之胸次笔力皆在焉。今人皆以为胜东坡，但先生当时意尚未能自肯。”又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张于湖》条，说张孝祥“尝慕东坡，每作诗文，必问门人：‘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虽失太过，然亦天下奇男子也。” ［宋］叶绍翁撰 沈锡麟 冯惠民：《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年版, 第72页。这两则记载，不免使我们想到苏轼当年在玉堂问幕士“我词何如柳七”那段故事了。张孝祥天分极高，襟怀开旷又执意与东坡争胜，如果他不是38岁弃世，在词的创作方面一定会有新的开拓与超越。
张孝祥学习、继承并发扬苏词传统，成绩显著。其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便是《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 “啸”《全宋词》作“笑”，胡云翼:《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4页。，不知今夕何夕。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治所在桂林），因受政敌谗害而被免职。他从桂林北归，途经洞庭湖，即景生情，写下这首名篇。这是一首寓情于景的抒怀之作，它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中秋节前夕洞庭湖雄伟壮阔、晴明澄澈的幽远画面，抒发作者光明磊落、冰肝雪胆般纯洁高尚的情操。上片写湖上美景。开头三句点地域与节候特点：这是一个接近中秋的、风平浪静的洞庭湖（包括青草湖）之夜。“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为词中妙句，它形象地概括出洞庭湖浩瀚无涯、优美而又平静的特点，衬托出作者泛舟湖上的乐趣，暗中逗引出词人以大自然之主人而自得的心境。“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三句，既是湖上夜色的补充，又是词人高尚人格的写照，同时还深隐着作者对南宋小朝廷腐朽黑暗政治的不满。“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其中含有多少难言的苦衷，但却以虚带实，含而不露，似合而起，自然引出下片。下片以“应”字领起，似承而转，直抒坦荡豪爽情怀。作者回忆“岭海经年”的薄宦生涯，无论用什么尺度来衡量，终感问心无愧。“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正是洁身自好、纯正无私的象征；这对谗害自己的政敌是一有力回击。在结构上又与上片“表里俱澄澈”上下呼应。“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二句承上，进一层抒发郁积于胸的堂堂正气：尽管屡遭谗害，险境环生，但自己依旧两袖清风，稳操航向，安坐舟中。不仅如此，词人还由此而产生另一种浪漫的幻想：“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是词中传神之笔，进一步展现了作者襟怀坦荡，识见超迈与乐观豪爽的性格，颇有居高临下，对投降派不屑一顾的磅礴气势。煞尾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收束全篇，更觉神余言外。全词悲而实壮，郁而超旷。
这首词画面开阔，意境优美，大气包举，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并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其特点有三：一是精当的比喻。“玉鉴琼田”用以形容波平浪静、水晶般透明的湖水，反衬“扁舟一叶”中作者人格的纯洁高尚。“肝胆皆冰雪”又继此生发，写出词人的俯仰无愧。二是奇特的想象。词中幕天席地、友月交风的意境固然来自现实，但如无大胆想象，断不会写得如此生动感人。至于挹江酌斗、宾客万象等境界，则纯系作者自己的想象自由驰骋的结果了。正是由于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事物写得惟妙惟肖、生动传神，才恰到好处地反映出作者的爱憎与对美的追求。作者正是通过想象这一心灵的眼睛去探察客观事物内部的奥秘，凭借想象这一心灵的翅膀向着审美理想的境界起飞。三是豪放的风格。古代描写洞庭湖的佳作层出不穷，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登岳阳楼》，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以其丰富内容与艺术魅力而流传千古。但描写平静的洞庭湖之夜，并把自己置身舟中来抒写豪情逸兴的诗文却不多见。同样，前人描写中秋之夜的诗词也所在多有（包括李白、苏轼咏月的诗词），但却很少有这首词中所刻画的开阔境界和丰富蕴含。这首词充分显示出作者艺术上的独创性。词中句句有人，笔笔含情，“情以物动，辞以情发”，在艺术上达到了内情与外景水乳交融的妙境。前人对此词评价甚高。魏了翁说：“洞庭所赋，在集中最为杰特。”（《鹤山集》，见引于《绝妙好词笺》卷一） ［宋］周密辑 查为仁 厉鹗笺点校:《绝妙好词笺》（上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页。王闿运谓此词“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有尘心”。（《湘绮楼词选》）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94页。这首词继承和发扬苏轼超旷豪放的词风是有目共睹的，虽不能说一定是超越了苏轼中秋词，但至少是各有千秋。
另一首《水调歌头·金山观月》虽也为咏月名篇，但境界与前首又略有不同：
江山自雄丽，风露与高寒。寄声月姊，借我玉鉴此中看。幽壑鱼龙悲啸，倒影星辰摇动，海气夜漫漫。涌起白银阙，危驻紫金山。 表独立，飞霞珮，切云冠。漱冰濯雪，眇视万里一毫端。回首三山何处，闻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还。挥手从此去，翳凤更骖鸾。
上片描绘长江雄阔夜景。首二句中的“雄丽”“高寒”，是全篇神骨。三四句以拟人手法，寄语月姊，借她一面宝镜把这月下长江看得更为清晰深透。接下来的三句展开想象，对“看”字层层补充、发挥。不仅“月姊”的“玉鉴”光照环宇，连词人的视力也由此得以增强，竟能穿透浩荡宽深的江水，看清“幽壑”中的“鱼龙”，听到他们的“悲啸”。虽然，词人置身金山之巅，却清晰地看见倒映水中的星辰摇动闪烁。大海一样宽阔的江面，升起夜雾，弥漫着、扩散着，无边无际，而词人却同样能将它穿透。于是词人又看到似乎是江水深处涌现出一座洁白如银的水晶宫（即金山寺），高高矗立在金山之上。下片承此写飞升的遐想。头三句，用屈赋词意，描绘自己超尘出世的神态。“表独立”，化用“表独立兮山之上”（《九歌·山鬼》）句意；“飞霞珮”，化用韩愈“乞君飞霞珮”诗意；“切云冠”，化用“冠切云之崔嵬”（《楚辞·涉江》）句意。短短三句，词人的自我形象便屹然耸立在高山之巅。继之，词人由表及里展示自我内心世界。“漱冰濯雪”即前首词里的“肝胆皆冰雪”和“表里俱澄澈”。正因为如此，这月下的一切，包括万里之外的细微事物，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回首三山”三句，由“眇视万里一毫端”的豪情进入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三山”，即古代传说中的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此刻，词人仿佛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仙人的话语笑声，竞相邀请他去那虚幻的世界遨游。结拍化用李白“挥手自兹去”（《送友人》）与韩愈“飞鸾不暇骖”（《送桂州严大夫》）诗意，表示告别这一现实世界，搭乘凤翼鸾车，向传说中的仙界飞升远游。
陈应行评张孝祥词说：“读之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予虽不及识荆，然其潇散出尘之姿，自然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也。”（《于湖先生雅词序》） ［清］永瑢 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这首词大约即属“非烟火食人辞语”之列。词人之所以产生飞升游仙的遐想，是与他金山观月时所得的审美高峰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于湖词》里，因登高望远而产生的高峰体验中，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审美境界，一是引发出对人生、历史乃至宇宙的哲理性感悟，另一种则表现为对现实的超越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前首《念奴娇·过洞庭》，是由大自然的壮美引发出词人精神上的超越。这首《水调歌头·金山观月》，则是由现实中的“山”和“月”，引发出词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在古代文化意识长期积淀过程中，“山”和“月”往往同“神山”“奔月”构成联想。尤其在月夜，更有效地增添了这种神秘色彩。面对雄丽的江山与高寒的月色，词人和美好的大自然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真不知自身所处是人间还是天上了，不期而然地进入一种飘飘欲仙的境界。这种发展是顺乎自然的。李白一登高山便说：“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苏轼也说“我欲乘风归去”。（《水调歌头》）从张孝祥这首词里似乎可以窥见李白和苏轼的某些影子。本篇写于张孝祥被罢职的第二年（1167）三月，即在他已经经历了宦海浮沉、仕途险恶之后。因之，词中所追求的另一世界，似乎可以看成是对南宋丑恶政治现实的鄙弃。这种情感在其他词篇中表现更为直接。如“此意忽翩翩。凭虚吾欲仙。”（《菩萨蛮·登浮玉亭》）“吹笛向何处，海上有三山。”（《水调歌头·为时传之寿》）
当然，并非所有描绘自然风光的词都如此“泠然、洒然”，超旷飘逸，有些词是写得自然亲切，别具感人韵味。如《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
又如《西江月·黄陵庙》：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波神留我看斜阳，唤起鳞鳞细浪。 明日风回更好，今朝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拟岳阳楼上。
上一首“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二句内含人生曲折与历尽沧桑的感悟，但词人的心胸却仍然十分豁达：“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以景结情，意余言外。后一首，从平静的千里秋江，幻想“明日风回”之后的景象；那时，露宿船中，听长风大浪的声响，美如仙乐《霓裳羽衣曲》，恍如置身水晶宫中。不仅如此，当船行经岳阳楼时，还要登楼远眺洞庭湖壮阔雄浑的自然风光。
在另外一些词里，张孝祥的审美体验则表现为面对现实人生的感悟，其中充满惆怅和忧伤，甚至带有某种悲剧色彩。
张孝祥的一生始终坚持抗金复国，但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妥协投降政策始终占主导地位，他的理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还常常因此遭受巨大挫折。宋孝宗即位之初颇有意于北伐，但廷臣态度不同。宰相中汤思退主和，而张浚主战。张孝祥登第出汤思退之门，汤也提拔孝祥。因张孝祥主张北伐，于是又深得张浚的赏识和推奖。张孝祥在孝宗召对时，极言国家委靡不振之弊端，认为“和战两言，遗无穷祸”。 《宋史》（第34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42页。建议汤、张二相同心协力，完成陛下恢复之志。当时有论者据此说张孝祥出入二相之门，“两持其说”，使他有苦难言。其实，张孝祥坚持抗金复国、统一中原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他的词作中就多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这首词是南宋爱国词中的杰作。上片描写江淮前线宋金对峙的严峻现实：大片中原沃土遭受异族铁蹄的践踏。下片抒写爱国壮志难酬：统治集团安于半壁河山的现状，中原百姓盼望的北伐已成空想，对此怎不令人义愤填膺！词人作此词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具体的针对性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主完颜亮举兵突破南宋淮河防线，直趋长江北岸。在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渡江时，金兵被虞允文击败，完颜亮至扬州为部下所杀，金退兵淮河息战。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主战派张浚任枢密使，出师江淮，收复宿州。这是南渡三十余年首次取得的振奋人心的战绩。孝宗慰劳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宋史》（第3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08页。但因将领失和，宋军在符离溃败。孝宗态度动摇，朝廷之中和议又起。张浚虽抗疏反对，但宰相汤思退力主和议，孝宗也倾向和议。张孝祥对此极为愤慨，乃有此作。上片从沦陷区的现实着笔：原来的大好中原，如今腥膻满地、胡骑纵横、笳鼓悲鸣，令人胆颤心惊。这一切全都是宋王朝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作者却以“殆天数，非人力”二句含糊带过。下片从沦陷区百姓盼望北伐成功起笔，融入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同时又以委婉的笔墨揭露南宋王朝的苟且偷安。“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干羽”是大禹时代的文舞之具，传说禹曾以舞干羽使有苗降服。干羽怀远，即不用武力而用显示善意的方法来招抚异族。这里指南宋放弃北伐而与金人媾和，讽刺意味十分明显。对此，几乎所有臣民，包括“中原遗老”“行人”以及“时易失，心徒壮”的词人和抗战派都深以为憾。词情慷慨，悲壮激昂，一气如注。词中多用短句和三字句，联绵而下，有效地增加了紧锣密鼓似的激壮声情。这首词一写成便产生了轰动效应。据《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引《朝野遗记》说：“张孝祥紫微雅词，汤衡称其平昔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却无一字无来处。一日，在建康留守席上作《六州歌头》，张魏公（张浚）读之，罢席而入。” ［清］沈辰垣：《历代诗余》（下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384页。刘熙载也说：“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艺概·词曲概》）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2页。陈廷焯说这样的词“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白雨斋词话》卷六）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12页。“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杨慎《词品》卷四）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9页。
同样，在得到前线胜利消息时，词人也会由衷地欣喜，他的词也会展示出另一番天地。如《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 此词《于湖居士文集》题作“和庞佑父”（见胡云翼:《宋词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页），《全宋词》从之。：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虞允文督建康诸军……以舟师拒金主（完颜）亮于东采石。战胜，却之。”（《宋史·高宗本纪》） 《宋史》（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06页。这就是前面曾提及的虞允文大败完颜亮的重大军事业绩。这是宋室南渡后首次大捷，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张孝祥当时虽身在宣城、芜湖间往来，而心却已飞到了鏖战得胜的现场。“风约楚云留”是身不由己，但城头传来的角声却抒发出激昂悲壮的战斗激情。自己像陈登一样，廓清天下的豪情由此更加昂扬。为了乘胜前进，在灯下抚看“吴钩”，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上片最后的“剩喜然犀”两句，用晋温峤平苏峻叛乱至牛渚矶（即采石矶）燃犀照妖事典，既点明战场之所在，又刻画出雄奇的背景与画面。换头三个短句，借用周瑜和谢玄来赞美虞允文。接三句写虞从容不迫优游自得便获致全胜。“赤壁”三句，词人似乎已经飞到“赤壁矶头”与“肥水桥边”，并想高声呼唤，还有大片领土尚未“雪洗虏尘”。正因如此，词人便决心像宗慤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 宗慤事见《宋书·宗慤传》，《宋书》（第7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1页。；又决心像祖逖那样统兵北伐，船至中流击楫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祖逖语:《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695页。这首词抒发了胜利的喜悦，歌颂抗金取胜将领们的功勋，抒发了誓死报国的激情。词笔淋漓酣畅，气势雄豪奔放，声情激越振拔，有很强的感染力。
符离兵败后，张浚被罢枢密使，主和派汤思退为相。隆兴二年（1164），“隆兴和议”成，宋向金称侄，从此北伐几乎成为泡影。但张孝祥却从未稍减其抗金复国的壮志。孝宗乾道四年（1168），张孝祥为荆南湖北路安抚使（治所荆州，今湖北江陵），八月到任后便积极准备抗敌。据《宣城张氏信谱传》 有研究者“对此传真伪产生怀疑，进而断定其系伪作。”见辛更儒:《张孝祥于湖先生年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第286～297页。：“荆州当虏骑之冲，自建炎以来，岁无宁日。公内修外攘，百废俱兴。虽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筑寸金堤以防水患，置万盈仓以储漕运，为国为民计也。” ［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第410页。是年深秋写下他逝世前（当时37岁）最重要的一首爱国词《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
霜日明霄水蘸空。鸣鞘声里绣旗红。澹烟衰草有无中。 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
尽管抗金的意志不减当年，可是抗金的大好形势已一去不返。自然季节与抗金形势似乎同步进入衰飒的秋季。对此，词人面向辽阔的“万里中原”，只能临风洒泪了。
张孝祥继承苏轼开创的词风，既有超旷飘逸之作，又有雄豪悲壮之声，在超旷与豪雄两方面为辛弃疾“稼轩体”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于湖词》是东坡词和“稼轩体”之间的过渡和桥梁。千百年后读之，仍能动人情怀、摇人心旌。词为心声。陈廷焯说：“张安国词，热肠郁思，可想见其为人。”（《白雨斋词话》卷一）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3795页。张孝祥的人品与词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二、“扫尽纤淫，超然拔俗”的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参与过变法革新。父陆宰曾任淮南计度转运副使。陆游在其父溯淮进京时，生于舟中。出生第二年，金兵大举攻宋，他随家南渡。北宋覆灭后，陆宰因不满秦桧等人的卖国投降政策而退隐家居。陆游受家庭影响，自幼便立志抗金。因他坚决主战，29岁参加礼部考试时，被秦桧除名。从此陆游归乡返里，通过诗歌创作表达爱国激情，同时钻研兵书，学习剑法，随时准备报国杀敌。秦桧死后，陆游以父荫得官。在他任镇江通判时，正值隆兴抗战，他积极参与。抗战失利，投降派上台。“隆兴和议”达成后，他被诬陷免官。45岁时，因生计困难而乞任夔州通判，后任四川制置司及成都府安抚署参议官等职，居蜀中九年，到过南郑前线。晚年被迫闲居山阴20年之久，中间曾一度兼修国史。最后，他怀着“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憾恨，结束了作为诗人的一生。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大诗人，存诗9300余首。他的诗题材宽阔，内容丰富。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时代的剧变、百姓的苦难、个人的不幸以及细微的感情活动，无不被他写入诗中。抗金复国、爱国统一是他诗中的主旋律，是他诗中的最强音。
陆游也是南宋的重要词人。但是，他对词远不及对诗那么重视。对他来说，填词只不过是“余事”和“副业”而已。他的词同他的诗一样，始终饱含着昂扬激愤的政治热情。恢复失地的壮志与忧国忧民的怀抱，洋溢在他词篇的字里行间，具有一种俊爽流利、沉郁雄放的风格。著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有《放翁词》，存词145首。
在词史上，词人之成就高低、贡献大小，是跟他的创作实践、跟他作品的价值成正比的。而一个词人作品价值的高下，除其他条件（如天赋、生活阅历、创作激情、艺术修养等）外，最重要的还跟他对词这一诗体形式的认知密切相关。陆游的词远不如诗的声名煊赫。陆游之所以以诗名世，而不以词彪炳千古，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词的认知上有偏差，因而不可能在词的创作方面全面发挥他的天资与优势。
在词学观念方面，他恰恰和李清照的《词论》相左，甚至对词的性质产生隔膜与迷惘。词之初起，乃在民间，其所配音乐，为花前月下、舞席酒边之“燕乐”小调，故文人始作，便有“花间”“尊前”之称。之后北宋词人也多有用歌妓低俗口吻直写艳情者，与正统诗文之高雅尊严判然有别。因之，作者自谦、自惭、自悔之情时常有之，自毁之作者也不乏其人。陆游在《长短句序》（《渭南文集》卷十四）中说：“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 《陆游集》(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2101页。轻视词体，菲薄旧作，甚至悔之不及，凡此，都足以影响《放翁词》创作激情与才力的正常发挥。在另文《跋花间集》中，陆游对此说得更为清楚：“《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渭南文集》卷三十） 《陆游集》(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 第2277～2278页。这两篇文字大约写于作者65岁。后来他的观点略有变化。如《跋后山居士长短句》说：“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渭南文集》卷二十八） 《陆游集》(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2247页。“汉魏”在文学史上是被称之为最具“风骨”的历史时期，思想艺术成绩显著，影响深远。以将汉魏乐府比之唐五代词，显然是对其予以高度肯定。他在《跋东坡七夕词后》中说：“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唯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渭南文集》卷二十八） 《陆游集》(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2251页。所谓“东坡此篇”，当指《鹊桥仙·七夕》。其下片云：“客槎曾犯，银河微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陆游认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显然是说这样的词，应是诗人从中悟取为诗之道了。他的第二篇《跋花间集》对词的态度比之从前有明显改变：“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渭南文集》卷三十） 《陆游集》(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2278页。这篇跋文作于词人81岁高龄，与其第一篇跋文至少相距16年以上。陆游对《花间集》的态度有褒有贬，在赞佩唐五代词人才艺超群的同时，又为他们枉抛心力而惋惜。
从以上五则关于词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一）陆游的词学观并不像李清照那么清晰明白，而是处于一种困惑与迷惘状态，所以多有前后抵牾矛盾的论述；（二）前期保守偏激，晚年认识逐渐清晰，但对词的性质仍比较模糊、隔膜；（三）不能正确对待诗词之间的差别，而只用评诗的标准去衡估词的社会价值；（四）因为存在上述词学观念的偏颇，不仅认为前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他本人在词的创作上也难免如此，甚至陷入“能此不能彼”的困境。
《放翁词》中最有价值的作品，首先是爱国统一、匡复河山与抒写雄心壮志的名篇。如《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七月十六日”，即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当时陆游48岁，在南郑（今陕西汉中）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高兴亭在南郑子城西北，正对南山（即西安市南之终南山）。陆游到蜀中任职以后，曾积极向宣抚使王炎献计献策。前方的有利形势以及军中的实际生活激发陆游收复长安的强烈愿望，他主张先攻取关中，再恢复中原（与辛弃疾主张出兵山东再图河洛不同）。他在《山南行》一诗中有“却用关中作本根”之句，他在《秋波媚》这首词里切盼收复长安，即与此战略思想密切相关。词中反映了作者关心战事进展、急于收复长安的热望与必胜信念。上片写登高酹酒。起笔两句描绘西北前线的秋光与紧张的战斗气氛：哀怨的角声与烽火的光烟映衬交织而起，渲染出一幅有声有色的边地前沿的雄浑画面，为登高酹酒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背景。“悲歌”三句，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展示词人对祖国的热爱和无比乐观的情怀：一是“击筑”，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重申誓死夺取胜利的决心；二是“酹酒”，这里不只是奠祭为国捐躯的将士，更重要的是预祝收复长安，必获全胜。“特地暮云开”两句，以拟人手法，移情于景：天公为人作美，浓聚的暮云不知何时散去，露出十六日晚上分外团皎洁的明月，把遥望中的长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团不仅是一个美好的象征，而且为远望提供了良好条件。词人仿佛真实地看到长安城外、灞桥两岸的烟柳在迎风摇摆；长安城南的曲江，无数亭台楼馆都一齐敞开大门，正期待南宋军队早日归来。词人以形象的笔墨和饱满的激情，描画上至“明月”“暮云”，下至“烟柳”“池馆”，都在期待宋军收复失地、胜利归来的情景，具有明显的浪漫情调。大胆的想象加之以拟人化手法，增添了这首词的乐观情绪。南宋爱国词大都产自东南，本篇是西北前线战地生活的升华，很值得重视。
与此相近的《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也充分展现出词人乐观豪爽的艺术风格：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这首词是词人从南郑回到成都以后所写。时年49岁。词人从前线被调到后方任参议官闲职，这与他锐意进取、收复失地的壮志相去甚远，使他心中极为苦闷。但其信念坚定不移，字里行间注满了乐观的情调。开篇三句从南郑前线生活写起：开阔的河滩，峥嵘的古垒，臂擎雄鹰，手缚猛虎，英雄事业，痛快淋漓。“吹笳”以下五句，转写“暮归野帐”的另一种军旅生活：这时笳声四起，雪舞寒空，兴酣落墨，笔走龙蛇，于是一首首气壮山河的诗词顷刻写就，大声鞺鞳，何等风流！结拍以“诗情将略”结上起下，醒明本旨，转出别意，使下片与上片形成强烈对比。成都与南郑前线的生活截然不同。换头“何事又作南来”，问得含蓄，但沉痛之情溢于言表。“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对此做了回答。这种生活与词人上片所写相距何止千万里！“药市”与“灯山”对举，但词中只写“灯山”，因词人从南郑归成都时已是乾道八年（1172）年底，写此词时已是乾道九年春了。虽然元夕灯山十分热闹，但词人对此却只能“流涕尊前”。然而，词人对未来并不悲观：“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杀敌立功，收复失地，事在人为，并非由上天决定。信心何等坚定！词以对比手法概括前线与后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画面。词人立足眼前，回忆过去，宾主分明。词中选取典型场景，烘托环境，渲染气氛，造成巨大反差以突出去取。上、下片结尾，均用反笔倾诉激愤之情，铿锵有力。值得指出的是全篇刚柔相济：上片境界阔大、气势雄浑、笔力豪纵；下片微具婉丽风情，使全篇别具风韵。
回到成都以后，陆游始终不忘重返前线。《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即表达这种心情：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因为自身受官职拘束，不能实现上前线杀敌的夙愿，所以作者经常在梦中如愿以偿。他的许多“记梦”诗词就是这样产生的。此词上片全是梦境。开篇用“雪晓清笳”四字，把边地风光描绘得有声有色。继之插入疑问句，迷迷糊糊，像是在做梦，又不知梦到什么地方？只见披着铁甲的骑兵，衔枚疾走，这流水一般倾泻奔腾时铁流。于是词人联想到：这必然是遥远的边关，是“雁门”或“青海”一带了。“雁门”“青海”代指广大失陷的国土。爱国豪情均蕴含在此九字之中。上片抒梦中之情，下片叙梦后之感，但先从周围景物写起：一灯如豆，斜月临窗，漏声渐断，冷落的现实愈加衬托出梦中的爱国激情。以班超封侯万里的壮志自许：虽然如今老去，但壮心未死。“有谁知”，实即对朝廷压制爱国抗金行动的有力指斥。
《诉衷情》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结拍两句，并非叹老，而是因权臣当道，报国无门而生的愤慨。这种愤慨几乎涵盖了词人的一生。这类豪雄奔放、感慨万千的作品还有许多。《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便是慨古伤今，浑瀚苍茫的名作：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这是陆游40岁时的作品，也是放翁编年词中最早的作品之一。此时陆游以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出为镇江府通判。时金兵踞掠淮北，虎视江南。镇江为江防要冲。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北固山下临长江，三面环水，登楼远眺，淮南草木历历在目。是年秋，知镇江府方滋邀客游多景楼，陆游感而赋此。上片怀古，下片伤今，旨高意远，怆感深沉，忧国情怀洋溢纸上。起笔描绘江山形胜，空中起步，由大到小，由远而近，自古及今，以虚带实。“古徐州”与结拍“汉江流”三字遥相呼应，将时间与空间融为一体，有无限容涵。“连山”二句，实处落脚，在缥缈苍茫之中，著“危楼”二字点题并引出“鼓角”以下五句，使读者能“观古今于须臾”。三国时孙、刘联兵破曹的历史画面浮现眼前：烽火烛天，半明半灭；戈甲向日，金鳞耀眼；鼓寒霜重，角声悲咽；万灶密布，军幕星罗；杀气腾空，铺天盖地。五句中勾勒出的画面，真称得上是雄浑辽阔、气象万千、苍凉悲壮了。然而这豪壮雄放的一切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即使词人有卓越的刷色配音之绝技，历史也难重现。于是换头用三个三字句略加顿挫，唱叹出时代衰落的悲秋之歌：“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写的是眼下深秋实景，但又不止此而已，其中还包含有词人心灵深处的时代没落之感。但此时词人刚刚踏入不惑之年，对知府方滋也抱有颇大希望，于是笔势一振：“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古今愁”三字，承上启下。“今愁”承上，时事可愁甚多，尽在不言之中。“古愁”启下，“不见襄阳登览”五句，用西晋羊祜（字叔子）事典。据《晋书·羊祜传》，羊祜志在灭吴，在镇守襄阳十余年中，广储军粮，积极训练。虽然他生时不克完成灭吴的宏愿，但他死后二年东吴果灭。“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他曾太息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后襄阳百姓于祜平生游憩之所立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之为“堕泪碑”。 《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0页。孟浩然“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与诸子登岘山》）即写此。陆游用此，乃在劝勉方滋能像羊祜那样，为北伐早做准备，一旦行动，便能奏万世之奇功：“名与汉江流。”这首词写千古兴亡，百年悲慨，寄意遥深。赋成寄词友毛幵，幵和词云：“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妙赏频回首，谁复继风流。”对陆游此词评价很高。后张孝祥又专写《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一文，刻之于崖石，可见此词当时就有很大的轰动效应。毛幵《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与赵善括《水调歌头·渡江》皆全用陆游词韵，应为和作。25年之后，陈亮又以《念奴娇》赋多景楼，前后辉映，为一时之盛。
第二类是闲适词。因陆游长期被迫家居，所以《放翁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闲适之作。词人壮志难申，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只得寄情于山水之间，豪壮之气渐化而为平淡，非一心为此也。如《鹊桥仙》：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词写渔父，实乃咏怀，抒写他的生活与心境。“钓台”，用严光不应汉光武征召，披裘独钓富春江故事，表示远离红尘追名逐利之场。下片用一“潮”字串起渔父的全部生活，“潮生”外出打鱼，“潮平”系缆，“潮落”归家，与大自然完全合拍的生活节律，此外无他奢求。这与世人的往来奔走、沽名钓誉、苦心钻营形成鲜明对照。最后两句笔锋陡转，对严光进行批判，使全词的思想境界上升到另一的高度：“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作者认为严光虽为隐士，但仍难免有求名之心，披羊裘垂钓就是明证，所以上片开篇便强调“一蓑烟雨”。因此，“无名渔父”自然比严光更高出一筹了。另首《鹊桥仙》中同样写“渔父”形象，但却完全是词人个人生活的写照了：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一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君恩赐与。
在寄情山水，抒写闲情逸致的同时，明显透露出壮心不已的愤慨。这从词境的转折以及“谁记”“独去”“占断”“元自”“又何必”等感情色彩鲜明的词语的运用中，即可窥知其中消息。杨慎《词品》评曰：“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
这种愤激之情在另首《鹧鸪天》中表现得最为显豁：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陆游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被免去隆兴通判职务，卜筑镜湖三山。时年42岁，赋《鹧鸪天》三首，此为其中之一。前七句虽写闲居之景、闲居之情与闲居生活片断，但全词并非如词中所说“丝毫尘事不相关”，或“不妨随处一开颜”。相反，词人的心一刻也难平静，结末两句醒明词旨：“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激愤昂扬，壮声慷慨，力透纸背。前文所写只不过是反衬，词人作意正是为了抒写“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愤慨之情。
当然也有直抒闲适情怀之作，如另两首《鹧鸪天》：
插脚红尘已是颠。更求平地上青天。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 沽酒市，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歌缥缈，橹呕哑。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词人那颗受到伤害的心，虽可获得某种安慰，但闲适生活并非本愿，所以字里行间仍难免流露出强做旷达的痕迹。
《放翁词》中也有少数消极出世之作，如《好事近》（“风露九霄寒”“挥袖别人间”“华表又千年”）以及《隔浦莲近拍》（“骑鲸云露倒景”）多写道教飞升，而非一般闲适之作了。
第三是艳情词。这类作品中有貌似闺情却实有寄托之作，如《清商怨·葭萌驿作》：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葭萌驿”在四川昭化县南。细按全词，似为词人离南郑回成都经昭化所作。此次南归携家眷同行，并不可能出现“鸳机新寄断锦”的现实（“断锦”用前秦苏蕙织锦为回文旋图诗赠夫窦滔事），是乃假托闺情寄托政治心绪。当时他所在的南郑王炎幕府已被解散，南宋王朝已取消恢复大计。另首《夜游宫·宫词》与此近似：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余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此词背景与上首同，自悼壮志难酬并慨叹王炎始受宋孝宗重用（面谕王炎北伐）最终又被弃置不用的现实。这类词都不能只作闺情词看待。
在艳情词中确有抒写恋情之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钗头凤》了。但经吴熊和考证（见其《陆游〈钗头凤〉本事质疑》一文） 浙江省文学学会：《文学欣赏与评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3页。，此词非为唐婉而作，盖蜀中冶游之词，论据充分。现虽仍有不同意见，已很难维持原有本事。不过因这首词流传甚广，并演为戏曲流播人口，故我们仍将其视为恋情词来对待。词中所写感情真挚，缠绵悱恻，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在封建社会真正爱情遭到普遍扼杀的现实形势下，这首词长时期引起普泛共鸣，乃理所当然。此词不仅在《放翁词》中是上上之作，在整个词史上也堪称佳品。全词如下：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此外，在《月照梨花》等以“闺思”为题的作品中，刻画了诸多女性形象和她们的心灵形态，虽不乏旖旎风流的描绘，但却并不流于低俗。
除爱国、闲适、艳情三类作品外，《放翁词》中还有咏物词，如《朝中措》《卜算子》等。其中以《卜算子·咏梅》最为后人推重：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题曰“咏梅”，全词句句不离梅花，在梅花身上注入了词人的情感和追求，咏梅实亦写词人自身，写自身的理想品格。陆游爱梅是很有名的，他在诗里就多次歌咏梅花。如《落梅》：“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梅花的气节，不也正是词人气节的象征么？他爱梅甚至爱到自己想化作梅花：“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这首词实际就是这种思想情感的另一形象化反映。作者以爱国获罪，屡遭打击，但他矢志不移，始终坚持抗金复国的远大理想，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放翁诗里，《示儿》诗是他临终的遗嘱；在《放翁词》中，我们则不妨将这首咏梅词看作他爱国一生之形象的定格。
虽然陆游对于词的性质缺乏深刻体认，并常以写诗的态度和手法来填词，使得他的词“有气而乏韵。” 王国维：《人间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49页。但是放翁天性纯正自然，感情真挚深厚，并非有意在词坛一争高下，所以攻诗之余，偶一为词，便也写出了一些纯赖天然和富有个性的佳篇。《放翁词》的成就与地位，前人评价出入甚大。刘克庄说：“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后村诗话续集》） ［宋］刘克庄撰 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139页。冯煦说：“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3页。以上两则评价略显过高。但另外一些人又似评价过低，如刘熙载、王国维等。刘熙载说放翁词“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页。还有评家做了一些比较。杨慎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词品》）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毛晋补充说：“超爽处更似稼轩耳。”（毛刊《〈放翁词〉跋》） 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苏轼、秦观——作者注）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7页。这些评语都涉及到放翁词的渊源、价值、地位和风格，均有其合理因素。放翁词受苏轼、秦观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在放翁之前以诗为词的南渡词人（如陈与义）自然也不免要影响“放翁词”。然放翁以词为“余事”，并非全力以赴，加以词作远不及其诗为多，所以前人均难准确概括他的风格。放翁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概而言之，其爱国词多豪迈奔放，闲适词多疏淡飘逸，艳情词则绮艳温馨。但整体上可以用俊爽流利、沉郁雄放来加以概括。因此，陆游在词史上是与辛弃疾最为接近的，他以自己的作品充实了“后南渡词人”的阵容，扩大了爱国豪放词的影响。他的词虽然比不上他的诗，但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刘熙载说：“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有意当诗人便不免贪多务得而使意境构思缺少变化。“几乎自作应声之虫。”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7页。朱彝尊在《书剑南集后》说他“句法稠迭，读之终卷，令人生憎” ［清］永瑢 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6页。，并摘录陆游诗中自相蹈袭者140余联。这也许是有意做诗人与“六十年间万首诗”带来的弊端。值得庆幸的是陆游不想当词人，甚至有时瞧不起歌词创作，所以他的词自我抄袭就比较少见了。但由此而产生了另一问题，即因他不想做词人，加之他对词的体认不足，于是《放翁词》便不免有淡乎寡味的篇章杂入其中了。
三、袁去华、王质、毛幵、赵善括
袁去华，字宣卿，豫章奉新（今江西奉新县）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宋徽宗宣和初年。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任善化、石首知县。乾道三年（1167）间同张孝祥结识，其《水调歌头》（“雄跨洞庭野”）受张孝祥赞赏。乾道六年又与杨万里交游唱和，并荐为国子博士。有《袁宣卿词》一卷，存词98首。
《宣卿词》中多为伤春悲秋、登山临水、别绪离情、恋怀相思之作，感慨时事、怀才不遇等篇什也占一定数量。如《水调歌头·定王台》：
雄跨洞庭野，楚望古湘州。何王台殿，危基百尺自西刘。尚想霓旌千骑，依约入云歌吹，屈指几经秋。叹息繁华地，兴废两悠悠。 登临处，乔木老，大江流。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一夜寒生关塞，万里云埋陵阙，耿耿恨难休。徙倚霜风里，落日伴人愁。
词写于袁去华任善化（在今长沙市内）县令期间。定王台在长沙市东，为汉景帝之子定王刘发所建，后登临歌咏者甚多。本篇从昔日繁华与今日冷落的对比写起，慨叹悠悠兴废，暗喻南宋委靡不振与自己报国无望：“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全词景物雄浑壮阔、音节慷慨苍凉。张孝祥引为同调是很自然的。稍后杨炎正《水调歌头·登多景楼》词中：“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明显受此词影响。
《剑器近》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均有独到特色写相思离情，别具风韵：
夜来雨，赖倩得、东风吹住。海棠正妖娆处，且留取。
悄庭户，试细听、莺啼燕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
佳树，翠阴初转午。重帘未卷，乍睡起、寂寞看风絮。偷弹清泪寄烟波，见江头故人，为言憔悴如许。彩笺无数，去却寒暄，到了浑无定据。断肠落日千山暮。
全词共分三段。前两段为双曳头，即句式、声韵全同。这两段有如双马并辔，共同牵曳出第三段这辆轩昂华贵的马车来。
又如《玉团儿》：
吴江渺渺疑天接。独著我、扁舟一叶。步袜凌波，芙蓉仙子，绿盖红颊。 登临正要诗弹压。叹老去、都忘句法。剧饮狂歌，清风明月，相应相答。
上片本已绘尽舟行所见，但却仍乞灵于诗兴，对第一自然给以超越和升华。“弹压”，语出《淮南子·本经》之“牢笼天地，弹压山川”，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2页。状诗文之美足以笼罩并超越山川自然之美。但此刻词人却忘其所有，甚至文辞句法也都失灵了。“清风明月，相应相答”，自然音籁是最好的“弹压”。
王质（1127—1189），字景文，号雪山，先世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徙居兴国（今湖北阳新）。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博通经史，才气纵横，著《朴论》50篇，纵言历代治乱兴衰。得主战派重臣张浚、虞允文推重，署为幕府，迁枢密院编修官。因耿直敢言，为内侍近臣所嫉，奉祠山居以终。有《雪山集》，存词75首。
《八声甘州·读诸葛武侯传》通过对诸葛亮的歌颂表达了他对北伐抗金的渴望：
过隆中、桑柘倚斜阳，禾黍战悲风。世若无徐庶，更无庞统，沉了英雄。本计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 他日杂耕渭上，忽一星飞堕，万事成空。使一曹三马，云雨动蛟龙。看璀璨、出师一表，照乾坤、牛斗气常冲。千年后，锦城相吊，遇草堂翁。
词中通过诸葛亮与刘备的风云际会，突出诸葛亮的伟绩丰功，借以鞭挞忘记“靖康之耻”的南宋君臣。全词以叙事为主，结合议论抒情。组织得当，井然有序，首尾呼应，一脉相通。已开启陈亮以论为词之先声。
其《定风波·赠将》，别具苍凉悲慨况味：
问讯山东窦长卿。苍苍云外且垂纶。流水落花都莫问，等取，榆林沙月静边尘。 江面不如杯面阔，卷起，五湖烟浪入清尊。醉倒投床君且睡，却怕，挑灯看剑忽伤神。
面对中原大地横遭敌人铁蹄践踏，东南半壁河山岌岌可危的现实，作为一个武将是多么盼望能施展抱负，“榆林沙月静边尘”！然而，等来的却是云外垂纶，浪入清尊，怕的是挑灯看剑、引爆怒火填膺。词体虽短，但老将的精神却写得活灵活现。“江面”“五湖”等句有藏须弥于芥子之气魄，雄奇健爽、逸响生悲。煞尾三句是南宋英雄豪杰的共同感受，于稼轩壮词中不断重现。
毛幵，生卒年不详，字平仲，信安（今浙江常山）人。礼部尚书毛友之子，仕至州倅。与尤袤友善，袤曾序其诗集。能词，有《樵隐诗余》，存词41首。
毛幵词以《水调歌头·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为最著名。现特录如下，可与陆游原词参看：
襟带大江左，平望见三州。凿空遗迹，千古奇胜米公楼。太守中朝耆旧，别乘当今豪逸，人物眇应刘。此地一尊酒，歌吹拥貔貅。 楚山晓，淮月夜，海门秋。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妙赏频回首，谁复继风流。
此篇在陆游原词基础上，对当时登临盛会寄予向往之情，并通过“须信诗眼不供愁”，引为同调。“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不啻写未能参与盛会的遗憾，实亦抗金复国的强音无人为继或广为应从的一种曲折反映，故煞尾有“妙赏频回首，谁复继风流”之叹。和词之作最难。胶着于原作，则束手束脚，难以发挥；如弃舍原作，又离题太远，不知所之。和词之妙乃在于恰当掌握似与不似与不即不离的分寸。这首词句句不离陆游所咏多景楼之盛会，但又远离这一盛会而生发出由此引起的情感，导实入虚，而又虚中有实。全篇结构匀称，发唱警挺，委婉回环，刚中有柔。和词并不亚于原韵。
赵善括，生卒年不详，字无咎，号应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六世孙，籍隶江西隆兴（今江西南昌）。孝宗朝登进士第。乾道七年（1171）知常州，八年通判平江府，又为润州通判。淳熙六年（1179）知鄂州，放罢。十年（1183）知廉州，又放罢。十六年（1189）差知常州，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有《应斋词》，存词49首。
赵善括词风近似辛弃疾，有“和辛幼安韵”的《摸鱼儿》，结拍慨叹故国沦亡，词气纵横：“望故国江山，东风吹泪，渺渺在何处。”
其《水调歌头·渡江》，全用陆游“登多景楼”原韵，似是和作：
山险号北固，景胜冠南州。洪涛江上乱云，山里簇红楼。堪笑萍踪无定，拟泊叶舟何许，无计可依刘。金阙自帷幄，玉垒老貔貅。 问兴亡，成底事，几春秋。六朝人物，五胡妖雾不胜愁。休学楚囚垂泪，须把祖鞭先著，一鼓版图收。惟有金焦石，不逐水漂流。
这首词当为作者任润州通判时所写。开篇从渡江着笔，通过所历所见，抒发爱国豪情。对欢歌曼舞的“红楼”，对养兵不用而逐渐老去的现状进行针砭。词人以六朝的史实作为借鉴：“休学楚囚垂泪，须把祖鞭先著，一鼓版图收。”词意鲜明显豁。最后两句鼓舞抗金志士做中流砥柱，“不逐水漂流”。词题曰“渡江”，通过全篇的抒写，实际上已经表明作者心中所想乃渡江北上，收复失地！“渡江”二字是非常富有联想性的词题，不宜草草略过。
此外，韩元吉的《水调歌头》（“明月照多景”）、《水龙吟》（“南风五月江波”）等，也均为豪放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