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的派别及其分类

讲到宋词的派别及其分类，虽不是新的研究，却是古人所最不注意的。古人虽然讲宗派，讲得很严，但他们文派的分别，决不是由严格分类的结果，聚集那些同样主义，同样作风，同受一样时代环境洗礼的作家，列为一派一派。古人讲派，只分正统与别派。所谓正统，就是继承先代的文坛系统，树立几个最有名的古文学家，作为模拟的模型，后来的作家，只允许在模型内活动；这便是正统派，这是复古的。反之，若不遵照古作家的风格法则，和古作品的体裁描写，而自由任意去创造的，这种没有先代文艺的根据的文体，都是别派。词的分正统与别派，就是这样分的。主旧的是正统，创新的皆别派。这种争文学地位的派，不是科学的研究，自然不能适用。此外对于宋词的派别，后人有三种分法。一种是以词体的趋向分的，分为豪放与婉约二体。其余两种是近人的分法。一种是以作者分，分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一种是以文字分，分为白话与古典两派。这三种派别的分法，究竟哪一种适宜呢？是不是都有缺陷？我们在这里讨论。

（一）豪放与婉约。将宋词词体分婉约与豪放二派，本是明朝张南湖的话。但在宋词中，显然有这两种趋势，宋初已然。如袁绚说“柳词须十七八女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词须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这便是说柳词婉约，苏词豪放的明证。王士祯又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可见南北宋都有这两种词的趋势。那末，将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二派，将宋词人分别隶属于此二派之下，似乎是很适宜了。然而不然，根本上宋词家便没有一个有纯粹隶属于那一派的可能。《词筌》说：“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又《爰园词话》“子瞻词豪放亦只‘大江东去’一词，何物袁 ？妄加品骘”！那末，苏词可以列为纯豪放一派吗？又沈去矜云：“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昵狎温柔，销魂意尽……”那末，辛弃疾我们可以专称他为豪放派吗？如其我们承认词是表现思想的，则无论婉约派或是豪放派，是不能概括的了。一个作家，有时当花前月下，浅斟低酌；歌筵舞席，对景徘徊；或追寻流水的芳年，或怅望故乡的情绪，这种情调，发而为词，自然是纤丽温柔，属于婉约一方面。又若有时醉里挑灯看剑，吹角连营；万里沙场，挥戈跃马；或则对大江东去，浩渺无涯，波涛万顷，吞天浴日，古昔豪杰的英爽如在，而目举不胜今昔河山之慨！这时的情调，发而为词，自然是悲壮排宕，属于豪放一方面了。所以辛弃疾、苏东坡有豪放的词，也有婉约的词。一切词人都是如此。在这里，我们既然不能说某一个词家属于某派，则这种分派便没有意义了；何况分词体为豪放与婉约，即含着有褒贬的意义呢？

（二）平民与贵族。分宋词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拿作者来分别，就是说平民的作品，叫作平民文学；贵族的作品，叫作贵族文学。还有一种说法，是只就作品的精神方面看。凡是平民化的文学，无论它的作者是贵族也好，都叫平民文学；凡是贵族化的文学，无论它的作者是平民也好，都叫贵族文学。照这样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适宜于宋词的分派。照前者说，则宋词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作者，大都是贵族的词人。假如把贵族的意义说广义一点，做过官的都算数；那末，仅仅一两个词人是例外，简直可以说都是贵族的作家。至于平民的作品，据我们想象，当时一定是很发达的。但是经过时代的牺牲与散佚，到了近代，恐怕搜集全部的平民词，还抵不到一部《梦窗词》。若拿平民词与贵族的词作百分比，恐怕还够不上比例。平民作品既如此贫乏，何来平民词派呢？照后者说，更为困难了。在诗歌里面，我们往往能发现平民化的文学；在词里面我们不但找不出有显着的平民意识的词，简直没有平民化的描写，除了有些词是故意用白话。因为词是抒情的，抒情是主观的。作者只能抒发自己的情感，哪能喊出他人的心声？一般词家既都不是平民阶级，过的贵族生涯，而词又不适宜于客观的描写，所以平民化的作品，不能在宋词里面发现出来。那末，实际上平民文学已经不能在宋词里面有立派的可能了，更何必抬出没有实际的“平民的”来夸示呢？

（三）白话与古典。假如把宋词分为白话与古典两派，这果然是较适宜了。那无量数的宋词，我们可以归纳到这两类；那无量数的宋词家，我们可以归纳为这两派。虽然这种派别是近人研究文学史才倡起来的，然宋人论词已有雅俗之别。不过雅俗的标准很困难。白话即俗吗？古典即雅吗？白话不一定是俗，古典也不必即雅。只有用白话与古典来别派宋词，那是很显明易别了。可是谈到作家上面来，我们还是不能断定他的属派。说到古典吧，宋词人哪一个没有几分古典嗅味呢？那些号为古典派的，不必说了。不号称古典派的，如苏东坡、黄山谷、辛弃疾之流，白话词的创作很多，然亦何尝没有古典文艺呢？苏东坡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黄山谷的《浣溪沙》“新妇矶头”，辛弃疾的《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贺新郎》“绿树听 鴂”，这都是用典用事偷窃古人辞句的古典词。老实说，就是这几位白话派的词人的古典词也抄不清呢！原来这些白话词人之所以作白话词，是由于他们的才气大，不屑去抄古典，胸襟豪放，不爱寻典苦吟，往往对景生情，呵气成词，这种词多半是白话，并不是他们有意地提倡白话。其实，他们还是不忠实于白话，他们还很爱做很古典的雅词。再说到白话吧，宋词人也那一个不爱掉几句白话呢？那些所谓白话派的词人，不必说了。就是很古典式的作家，有时高兴了，也学学时髦，敲几句白话；横竖他们是以为词是小技，无关文学宏旨的。或者他给歌妓们作歌辞时，为要求她们的了解与欣赏起见，也时常作白话词。他们的用白话是这样起来的。还有在一首词内有几句像雅言，有几句又是白话，雅白夹杂在一起，好像现代人作白话时也爱掉几句文言一样。照这样看来，在宋词里面严格的分白话与古典派也是不适用的。

总之，宋词人作词是很随意的，有时高兴做做白话词，有时高兴做做古典词；有的时候词很豪放，有的时候词很婉约；没有一定的主义，没有一定的派别，我们决不能拿一种有规范的派别来限制他们。本来文学上的分派，要把那些自由创作的伟大作家，拿几个简单的字来概括全他们，自然很困难而不可能；何况比文学范围狭隘得多的词要分派别不是更困难而且可以不必吗？于今我们掉过头来讨论宋词的分类。

宋词的分类，有两个分法。一种是由形式的长短分，一种是以描写的性质分。比较以后者分类最为适宜。

为什么由形式的长短分类不好呢？在未批评之先，我们必先知道这种分类的内容。最初南宋人编《草堂诗馀》即用这种分类法。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或谓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这种分类法，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假如我们问何以要五十八字以内是小令，何以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何以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我想就是创此分类法的人，也无法答复了。即假定这种分类法是对的，那末，《七娘子》调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是小令呢？中调呢？《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为中调呢？长调呢？（引用万树《词律》语）我们不必去攻击这种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本身，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

假如我们就宋词描写的对象分类，这似乎是很烦难的。在诗歌里面，一个作家，可以分几十种描写性质不同的作品。但在词里面宋词的描写，只有简单的几方面。第一因为词离不掉主观的描写，第二因为词离不掉抒情，所以宋词描写的性质，我们可以由几千首宋词里面，归纳为这么几类来：

（一）艳情词——描写两性爱的情绪和动作的。如黄鲁直的《千秋岁》《归田乐引》《好事近》，郑云娘《西江月》《鞋儿曲》，南唐后主的《一斛珠》。

（二）闺情词——描写闺人的情绪，相思。如郑文妻孙氏的《忆秦娥》，蜀妓的《鹊桥仙》，欧阳修的《归国谣》，李后主的《相见欢》，李易安的《一剪梅》。

（三）乡思词——描写思乡的情绪和感怀。如柳永的《八声甘州》《安公子》，蒋兴祖女的《减字木兰花》。

（四）愁别词——描写离别时或离别后的情绪。如毛滂的《惜分飞》，柳永的《雨霖铃》，蜀妓的《市桥柳》，周邦彦的《兰陵王》。

（五）悼亡词——描写丧亡的哀感。如苏轼的《西江月》（悼朝云），《卜算子》（悼温超），李后主的《虞美人》。

（六）叹逝词——描写时光的流逝，良辰美景的飞逝，芳年的难淹留。如贺方回的《青玉案》，秦少游的《江城子》《满庭芳》，王彦龄妻舒氏的《点绛唇》。

（七）写景词——因为词过片时须到自序，往往写景里面夹着抒情。如张志和的《渔歌子》，欧阳修的《采桑子》，晏同叔的《踏莎行》《清平乐》，黄山谷的《浣溪沙》，吴城小龙女的《江亭怨》。

（八）咏物词——咏物词也夹着抒情。如苏东坡《水龙吟》的《咏杨花》，史邦卿《双双燕》的《咏燕》，姜白石《暗香疏影》的《咏梅》。

（九）祝颂词——康与之的《满庭芳》，晏叔原的《鹧鸪天》，柳永的《倾杯乐》《醉蓬莱》。

（十）咏怀词——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贺新郎》，无名氏题吴江的《水调歌头》。

（十一）怀古词——苏轼的《念奴娇》，辛弃疾的《永遇乐》《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

这十一分类，大概宋词可以概括着了。前八类是属于婉约一方面的，是优美的，女性的，殉情的词；后两类是属于豪放一方面，是壮美的，男性的，英雄的词。这是作品的分类。现在我们把作者与作品的分类，联合着列为一个简单明了的分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