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骈文的流弊

文体是写作体裁，和写作技巧一样，无所谓优劣。写成文章有优劣，基本上决定于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应当注意，中国古代，唐宋以前，没有以作品娱人、谋生的专业“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人身份有不同，地位有高低，但几乎都是士族官宦出身。有些人隐逸不仕，也是候补的或退下来的官僚。他们写文章，乃是仕途活动、交际应酬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骈文基本的“应用”功能及其性格。

本文开头引录的庾信《谢滕王赉马启》是一篇典型的骈文。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文章表达不论如何精巧，题材还是主题都没什么价值；而且不到六十字的文章堆砌六个典故，没有相当文献修养的人很难读懂。再看另外两个例子。第一篇，南齐王融（467—493）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永明九年（491）三月三日，齐武帝萧赜率群臣在芳林园曲水流觞、修禊游宴。这是魏晋以来流行的风流雅集活动（起初在三月上巳日，后来固定在三月三日），君臣逸乐赋诗，命王融写序。这篇文章篇幅很长，一千四百字左右，一向以文藻富丽为人称许。现节取开头两小节，以见风格的一斑：

臣闻出豫为象（《易·豫卦》：“先王作乐，殷荐上帝。”这里是说历来“作乐”乃祭祀上帝之象），钧天之乐张焉（《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时乘既位，御气之驾翔焉（《庄子·逍遥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辩”通“变”）。是以得一奉宸（“得一”，出《老子》：“王得一而天下正。”奉辰，奉天，出《尚书·泰誓中》：“惟辟奉天宸。”），逍遥襄城之域（《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体元则大（“体元”，体元气为本；“则大”，出《论语·泰伯》：“唯天为大，惟尧则之。”），怅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独适者已（《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至如夏后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载驱璇台之上（《竹书纪年》卷上：“（夏）帝启，元年癸亥……大飨诸侯于璇台。”）；穆满八骏（《穆天子传》卷一：“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耳。”），如舞瑶水之阴（《穆天子传》卷三：“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亦有向云，固不与万民共也。

上面第一节，是说自古帝王游宴，不能与民同乐。这给下面歌颂齐武帝做铺垫，也是把齐武帝抬到古代所有帝王之上：

我大齐之握机创历（“握机”，掌握天下枢机；“创历”，“历”指历法，指改正朔，创建新朝），诞命建家（“诞命”，接受天命；“建家”，建一家天下），接礼贰宫（“贰宫”，天子接待贤人的宫室），考庸太室（祭于太室；“太室”，明堂中央之室）。幽明献期（“幽明”，天地；“献期”，献受命之期），雷风通飨（《书·尧典》记载，尧将禅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昭华之珍既徙（《尚书大传》：“尧得舜，推而尊之，赠以昭华之玉”），延喜之玉攸归（《尚书璇玑铃》：“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革宋受天，保生万国。度邑静鹿丘之叹（“度邑”，卜度都城；“鹿丘之叹”，《周书·度邑》：“维（周武）王克殷，乃永叹曰：‘呜呼不淑，充天之对。’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迁鼎息大垧之惭（《帝王世纪》：“汤即天子位，遂迁九鼎于亳，至大垧而有惭德。”）。绍清和于帝猷（“清和”，清和之德；“帝猷”，帝王治国之道），联显懿于王表（“显懿”，显明美善；帝王表羡功德），骏发开其远祥（《诗·噫嘻》：“骏发尔私。”骏发，急速发扬），定尔固其洪业（《诗·天保》：“天保定尔。”洪业，帝王大业）……

这一节歌颂齐高帝萧道成篡宋夺位，写成是天命攸归的禅让，歌颂齐朝基业永固。先是大幅颂扬齐臣盛德，特别赞美齐武帝的功业；后面转入写曲水流觞主题，着笔不多，主要还是描写齐高帝驾幸芳林园、群臣咏和的盛况。全篇基本不见描写园林、游宴和众人的感受。王融是“竟陵八友”之一，在当朝亲贵间相当活跃。到永明末（493），武帝病笃，卷入宗室继位之争，被孔稚珪弹劾，下狱处死。从朝廷这种局面可以推测他如此写这种颂谀文章的原因。

另一篇沈约的《故齐安睦昭王碑文》。沈约（441—513）也是齐梁时期的著名文人，同样是骈体大家。齐安睦昭王是萧缅谥号。萧缅（455—491）是齐安贞王萧道生的儿子，齐明帝萧鸾的兄弟，曾仕宋，为中书郎；入齐，累任要职。史书上说他屡蒙武帝顾问，担任郢、雍两州刺史，百姓畏爱。他只活了三十七岁。作为宗室亲贵，一生养尊处优，实际没有什么功业，史书记载的也是空洞的谀辞。但沈约碑文却对他极尽溢美扬善的能事。文章同样相当长，节取两段，看沈约是如何写的。开头依例交代姓名、族出、世系，之后对墓主作总的评价：

公含辰象之秀德（“象”谓日月星辰），体河岳之上灵（“河岳”，黄河、泰山），气蕴风云，身负日月。立行可模（“模”，楷模），置言成范（“范”，典范），英华外发，清明内昭（“内昭”，谓显于身内；“昭”，明朗）。天经地义之德，因心必尽；简久远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挹”，取），游泳而莫测；怀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丽于天（“三辰”，日、月、星；“丽于天”，附着在天上），滔滔犹四渎之纪于地（《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六幽允洽（“六幽”，天地四方），一德无爽（《尚书·咸有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万物仰之而弥高，千里不言而斯应。

这段文字里没用生辞僻典，算比较通达晓畅的，但对墓主的评价却全是冠冕堂皇、虚伪不实的套话。再看描述他病死情形一段：

而遘疾弥留，歘焉大渐。耕夫释耒，桑妇下机，参请门衢（“参请”，指问疾），并走群望（“群望”，山川所有祈祭之所）。维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飒然（“飒然”，吹木叶落貌），庶僚如（“如”，零落有所貌）。男女老幼，大临街衢，接响传声，不逾时而达于四境。夷群戎落（指少数民族人），幽远必至，望城拊膺，震动郛邑，并求入奉灵榇，藩司抑而弗许。虽邓训致劈面之哀（东汉邓训为乌桓校尉，病卒，胡羌爱惜，至有按戎俗以刀自割者），羊公深罢市之慕（晋人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卒，南州人为之恸哭罢市），对而为言，远有惭德。

统治地方的宗室亲贵和平头百姓不可能有什么关系，说他病了，“耕夫释耒，桑妇下机”；死了，“夷群戎落（指少数民族人），幽也必至”，全是凭空的想象。从以上两小节，可以知道这种文字所写非实事，所抒非实情。这可以代表当时骈体碑传文字的典型写法。如果按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标准，这样的文章无论对偶多么精切，用典多么巧妙，是不及格的。

这两篇是典型的齐梁骈文，歌功颂德、华而不实，铺张扬厉、雕绣藻绘，是贵族社会、士族文人的“应用”文章，被冠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恶谥是不无道理的。

这类文体，作为一种格律精严的美文，是“小众”的。但是应当承认，对于这“小众”，这种文体“应用”起来又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朱自清曾指出“骈文宜于表情，记事说理，都不能精确”（《朱自清回忆录·清华的一日》）。这里所谓“宜于表情”，不是指一般的抒情，是指或赞扬，或颂美，或祝愿，或庆贺等，能够夸饰形容，造成强烈效果；所谓“记事说理，不能精确”，如前面两个例子表明的，指不能真实地纪实述事。这是骈文的缺点，也可说是特征，却正适应古代社会统治阶层的“应用”。例如诏诰制令等官文书，官僚士大夫的应酬文字，需要夸饰形容，往往又要含糊隐讳。所以无论是在朝做官，还是觅举求进，写骈文都成了基本功。即使如唐代的白居易、元稹，是“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写一手漂亮的“古文”。而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有句曰：“《白朴》流传用转新。”自注谓：“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他们两位曾为参加科举集中时间专门练习写骈文，白居易又编了写骈文的专门工具书《白朴》。宋人谢伋说：

四六全在编类古语。唐李义山有《金钥》，宋景文（宋祁）有一字至十字对，司马文正（司马光）议有《金桴》，王岐公（王禹玉）最多，在中书日久，生日例有礼物之赐，集中谢表，其用事多同，而语不蹈袭。（《四六谈尘》）

《宋史·艺文志》著录李商隐《金钥》二卷，《直斋书录题解》上说：“唐太学博士河内李商隐义山，撰分四部，曰：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大略为笺启应用之备。”司马光《金桴》未见著录，应是和《白朴》同类的书。这类书后来一直流行，也是适应科举生员和朝廷官员写作的实际需要。

骈文有佳作——精致的美文

从上面举出的实例看，骈文的“流弊”十分明显。就内容说，空洞、浮夸、虚伪乃至庸腐；从形式看，格律过于谨严，语言过于雕琢。但是如欧阳修所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历代骈文创作又确实留下不少值得一读的好作品。

如上所述，构成骈体的基本是四个因素——对偶、声韵、典故、辞藻。实则这些都是汉语文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有效的表现手段。只是在骈文里把这四者严重地程式化、绝对化了。具体分析起来，这四者又可分为两组。对偶和声韵算一组，即要求用语对称，句式整齐，节奏清晰，声调和谐。这两者在一般文章里也都需要讲究，只是骈文里规定的更严格。对于读者接受，这两者造成的困难不算大，用得适度，还会得到好的表达效果。另一组典故和辞藻，在骈文里用典过于繁密，又多用僻典，用语雕绣藻绘，又多用生词怪字，就会搞得深晦难懂了。如果再进一步，作者有意好奇尚异，又缺乏正大的内容，就变成少数人的文字游戏了。在骈文大盛的梁代，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已经批评当时文坛行“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的风气。他是通于诗文说的，显然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弊端。但是在相习成风的局面下，他自己写作也只得随顺潮流了。

这样，如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解散骈偶，少用僻典，比较质直地记事述情，充实以有意义的思想内容，利用骈体也能写出相当优秀的文章。南北朝时期的，如颜延年的《陶征士诔》，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萧统的《陶渊明集序》、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等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唐、宋“古文”盛行，明代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风行当时和后世，其中也收骈文。他说：

四六文字，予初不欲录，然欧阳公之婉丽，苏子瞻之悲慨，王荆公之深刺，于君臣上下之间，似有感动处，故录而存之。宋诸贤叙事，当以欧阳公为最。（《苏文忠公文钞》卷首）

近人高步瀛编《唐宋文举要》，上篇是散体，下篇是骈文，收录了唐、宋古文家一批骈文佳作。

下面看几篇优秀骈文的例子。

宋、齐间人孔稚珪（447—501）的《北山移文》就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优秀骈体作品。“移”义为“改易”，作为文体名是劝勉、责难的意思。这篇文章是讽刺同时人周颙的。周颙（441？—491？），宋、齐两代为官，佛教史上著名的官僚居士。齐高帝时他在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萧长懋幕下。高帝崩，武帝萧赜继立，萧长懋为太子，周颙任太子仆。应当是感受到朝廷政争险恶，他热衷佛说，结交僧徒，曾在京城（今江苏南京市）北钟山营建草堂，为隐逸之所。可是他又不能割舍高官厚禄的诱惑，不久即出仕朝廷。孔稚珪的文章以山灵为“移”的口吻，讥讽周颙溺于荣利，隐逸不终，虚贞实黩，品格低下。有人说孔稚珪本来与周颙有隙，周颙做文章攻击他。但不论实情如何，这篇文章描写一个贪恋荣利、行无持操、虚伪矫饰、没有原则的人物，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形象。其中写周颙虚张声势地归隐、很快又归于尘俗、山灵大失所望一段：

……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古传说中的高士，筑巢而居，尧以天下让之，不受，闲放终生），拉许由（传说中另一唐尧时的高士，同样尧欲禅位，不受，临颍水洗耳），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或歌幽人长往（潘岳《西征赋》：“悟山潜之逸士，卓长往而不反”），或怨王孙不游（《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谈空空于释部（大乘佛教教理讲万法皆空，而空亦空；“释部”，佛法），核玄玄于道流（“核”，考察，研讨。《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流”，道家）。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务光和涓子都是传说中的古仙人）。及其鸣驺入谷（“驺”，古时养马驾车的人；“鸣驺”意指显贵出行传呼喝道），鹤书赴陇（“鹤书”，鹤头书，书体名，这里指朝廷征召诏书），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扬眉坐席之上），袂耸筵上（“袂”，衣袖；宴席上掠起衣袖，得意状），焚芰制而裂荷衣（“芰”，菱；“芰制”，菱叶做的衣服；同下“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

接着，描写周颙回归仕途的尘俗鄙陋之态，致使山灵更感寂寞：

至其纽金章（佩铜印），绾墨绶（系黑色绶带；“绶”是系印的带子；汉代秩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墨绶），跨属城之雄（“属城”，管辖的城邑），冠百里之首（古一县辖地百里）。张英风于海甸（“海甸”，近海地区），驰妙誉于浙右。道帙长殡（“道帙”，道教典籍；“帙”，书的封套；“殡”，摈弃），法筵久埋（“法筵”，佛教法会的坐席；“筵”，坐垫）。敲扑喧嚣犯其虑（“敲扑”，鞭打的刑具，短曰敲，长曰扑，此指刑讯犯人），牒诉倥偬装其怀（“牒诉”，告状文书）。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于结课（“绸缪”，纠缠；“结课”，做官考评等级），每纷纶于折狱（“折狱”，判决讼案）。笼张、赵于往图（汉代的张敞、赵广汉为京兆尹，久任其职），架卓、鲁于前箓（汉代的卓茂和鲁恭以德化治理地方）。希踪三辅豪（“三辅”，京畿地区），驰声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迳荒凉徒延伫。

骈体在表现上能够铺张扬厉地夸饰，反复排比地形容，又可以利用事典来取喻规讽。这篇文章充分发挥了这些优势，造成强烈的讽喻效果。历史上的讽刺文字，从班固的《解嘲》到韩愈的《进学解》等，大多利用骈体或骈句，情形类似。

另举一篇，是真正的官文书、中唐陆贽代皇帝写的一篇诏书。建中四年（783），节度使朱泚叛乱，“泾源（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兵变”，叛军占领长安，唐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在局面极端危殆的局面下，他不得不下罪己诏，表示反悔以收拾人心。诏书由陆贽执笔。陆贽（754—805年）是随德宗逃亡的近臣、翰林学士，依例代皇帝书写诏书。这篇《奉天改元大赦制》，以唐德宗的口吻痛陈形势危机，把责任归于自身，对自己昏庸无能、不能体恤民情深表痛悔，发挥骈体排比夸饰的效用，写得声情并茂，痛切而深刻。例如开头一段：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肆予小子（“肆”，故，因此；“小子”，蔑称，这里指自己）……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省己”，自己反省），遂用兴戎（“兴戎”，挑起战事），召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指征召民间车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出行和居家迎送，指战士出征服装、备品都要家里准备），众庶劳止（“众庶”，民众）。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祀奠”，指家里的祭祀），室家靡依（“靡依”，没有依靠），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命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杼轴”本指织机上的两个部件；“空于杼轴”形容家里空无一物）。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致乱阶（“乱阶”，祸根），变生都邑（“都邑”，指京城长安）……

虽然这段文字所写的都是儒家经典对君主所要求的经世治民的基本道理，但用排比夸张、重叠反复的笔法抒写出来，音情顿挫，一唱三叹，就造成了强烈的煽情效果。又这篇文章基本不用典，文字朴直清通，表达情真意切，容易被人接受且引起同情。韩愈的《顺宗实录》说：“行在制诏始下，闻者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议者咸以为德宗克平寇难，旋复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盖以文德广被，腹心有助焉。”是说这篇文书对于当时抵抗叛军、挽回人心起了作用。陆贽以善骈体章奏著称。他以骈体议论时政，多精到之语，如“论德昏明，在乎所务本末……国本在人，安得不务”，“君养人以成国，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体”，等等。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里评论陆贽的为人及其文章说：“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徳，智如子房（张良）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还，一人而巳。”他给欧阳修文集作序，又曾称赞欧阳修“论事似陆贽”（《六一居士集叙》），可见对陆贽骈体章奏的器重。陆贽死后谥“宣公”，“陆宣公奏议”成为后世章奏的范本。他的文字体现骈体的新变，提供了骈体官文书发挥实际效用的例子。

个人抒写心迹的文章，李商隐的《上河东公启》可做例子。前面提到过，“四六文”就是根据他的《樊南四六》定名的。李商隐仕途坎坷，多年托身幕府，给长官、友人写了不少书启，多是表达攀附、请托之意的，又颇能形容自己身世零落、心绪酸楚。这类文字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世态人情的一面。《上河东公启》是大中五年（851）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写给上司柳公绰的：

商隐启：两日前，于张评事处伏睹手笔，兼评事传指意，于乐籍中赐一人（“乐籍”，乐户名籍，官伎），以备纫补。

某悼伤已来（“悼伤”，指丧妻王氏），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指丧妻；《诗·大雅·卷阿》孔颖达疏：“梧桐可以为琴瑟。”琴瑟喻夫妇），才有述哀；灵光犹存（“灵光”，此指人身；庾信《哀江南赋》：“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男年八岁”），或幼于伯喈之女（蔡邕字伯喈；《蔡琰别传》记载蔡邕女蔡琰六岁就聪慧异常）。检庾信荀娘之启（庾信有《谢赵王赉息荀娘丝布启》，“荀娘”应是他儿子庾立的小字），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陶渊明《责子诗》有“通子年九龄，但觅梨与栗”之句），每嗟漂泊。

所赖因依德宇（指依托在门下），驰骤府庭（指服务于东川节度使府）；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锦茵象榻，石馆金台（“石馆”，汉代皇家藏书处的石渠阁；“金台”，《战国策·燕策一》所载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指写文章；“揣摩”，用心思；“铅钝”，喻笔墨）。兼之早岁，志在玄门（指热衷佛教）；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丛台妙妓（“丛台”，战国时赵国在今河北邯郸城内筑，数台联接），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

况张懿仙本自无双（“张懿仙”，所赐官伎名），曾来独立。既从上将，又托英僚。汲县勒铭，方依崔瑗（《崔氏家传》：“（崔）瑗为汲令，吏民立碑，颂德纪迹。”这里指张懿仙以前托身的“上将”）；汉庭曳履，犹忆郑崇（《汉书·郑崇传》：“哀帝擢为尚书仆射……每见曳革履。”这里指张懿仙以前托身的“英僚”）。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坠月，窥西家之宋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写“东家之宋玉”被东家女子窃窥三年），恨东舍之王昌（梁武帝诗：“恨不早嫁东家王。”）。诚出恩私，非所宜称。

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诗·巷伯》毛传：“有鲁男子展禽独处不纳邻家嫠妇。”），酒肆不疑阮籍（《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伺察终无它意。”）。则恩优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严，伏用惶灼。

谨启。

柳公绰（763—830）郡望河东，加封河东公，时任东川节度使、梓州刺史。李商隐在他那里做幕僚，名义是检校工部尚书、节度书记，这是所谓“虚衔”。当时他丧妻未久，柳公绰为了安慰他，在官籍的乐伎里选送一人服侍他。他婉拒，写下这封书启。这篇文字向对方表示诚挚的谢意，抒写自己妻子刚刚去世、身体多病、身世飘零、胸怀酸楚的心情，解释无意接受乐伎的理由，表白个人志行高洁、爱惜羽毛的品格。写得述情委婉细腻，如感情浓郁的散文诗。与同是向上司致谢的庾信的《谢滕王赉马启》相比，这一篇显然表情真切，哀婉动人，又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史称李商隐年轻时“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从（令狐）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辛文房《唐才子传》）。这是说他从年轻时候起就擅写骈文，又师从名家令狐楚，行文繁缛，好用典故。这篇文章正体现这样的风格特征。这种文字一般读者阅读相当困难，对象当然是“小众”的。但其写作技巧确实娴熟而精美，称得上是真正的美文，艺术手法多有可资借鉴的地方。

如前面所说的，骈文作为文体，本身无所谓优劣，看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袁枚曾说：“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胡稚威骈体文序》）从“修词”角度看，骈文确实是达到了“尤工”的极致了。毛际可又说：“文之有骈体，犹诗之有排体也。”（《陈其年文集序》）这是把骈文和近体诗并列，二者对于格律的要求同样高度谨严，格律诗的写作被比喻为“带着锁链跳舞”，骈文也是如此。如果从中国文学创作“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的“传统”看，骈文可说是把这一“特长”发挥到极致了。事情发展到“极致”，也就会造成弊端。而就骈文说，这种把汉语文表现手段的对偶、声韵、典故、辞藻等的技巧发挥到极致的文体，尽管有很多缺陷、流弊，但确实又取得一定的艺术成就，积累一定的艺术经验，作为文学遗产是不可简单地加以否定的。现借用启功先生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骈文为什么通行了近两千年，屡次打倒竟自未倒。直到“五四”，才算倒了，谁知十年动乱中无论口中讲演，笔下批判都要在开头说“东风万里，红旗飘扬”。啊，唐人律赋的破题，在这时又冒出尖来……这个范型，大约是从歌唱而来的，整齐的拍节，反复的咏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易于行远。历史上历次的打倒，都只是“我不理它”而已，它的存在“依然如故”焉。（《汉语现象论丛前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