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根泽，字雨亭，1900年出生于河北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交不起学费，先后在小学、中学、河北省立师范学校断断续续读了8年书，却没有获得过毕业文凭。罗先生1925年考入河北大学国文系，只读了两年，就于1927年秋季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先后师从梁启超、陈寅恪主修“诸子科”。又于1928年秋季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冯友兰、黄子通，主修“中国哲学”。罗先生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由于他毕业于两所名校研究院所，在求学期间又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有一定名声，遂于当年秋季被聘为河南中山大学教授。此后，罗先生便一直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高校任教。1940年1月，罗先生由陕入川，住在重庆北碚柏溪，任教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之后便一直在中央大学及后来的南京大学任教，开设过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子概论、国学概要、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60年1月7日，罗先生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于3月30日晚不幸逝世，享年61岁。

罗先生在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主要研究诸子学，其《孟子评传》是他就读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管子探源》是他就读燕大研究所的毕业论文，193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诸子续考》的序中说：“我在一九三二年，编有《诸子丛考》一书，承顾颉刚先生的好意，列为《古史辨》第四册。”该书于1933年3月由北平朴社出版。后来他又编了《诸子续考》，被顾颉刚先生列为《古史辨》第六册，由开明书店于1938年出版。罗先生在《诸子考索·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跋》中提到了该书出版与发行的具体情况：“这篇文章本来是《古史辨》第六册《诸子续考》的序文。全书在一九三七年印讫，因抗日军兴，延到一九四GA996年才出版。”罗先生在诸子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基本上都收在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的《诸子考索》一书中。中国古书在作者与形成年代方面普遍存在着问题，子书尤为突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兴起了一场疑古辨伪运动，从1926年至1941年编辑出版了七集《古史编》。其中诸子学方面的辨伪任务是由罗根泽先生承担和组织的，他在诸子学的研究方面，也因而取得了突出成就。

罗先生1929年秋季任教于河南大学，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他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说：“十八年的秋天，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的功课。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曾国藩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中国文学史教材，他还是决定亲自编写讲义，并计划最终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中国文学史。为此，他打算先撰著《中国文学史类编》，包括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等八种。1931年1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就是其中的第二种。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乐府这一文体发展史的专著，曾多次重印过，还被东方出版社列入《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于2012年9月再版过。后来，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有了调整。他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一文中说：关于《中国文学史类编》，“已写了几类，但除乐府一类已经出版，无法撤销，其余都不欲遽然問世。现在我的着手处又缩到比分类更小的单篇论文”。他写的四十二篇论文，收在《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2009年还再版过，大致反映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成就。

罗根泽复于1932年春季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为罗根泽《两宋文学批评史》写的《序》谈到了其中的原因：“当时他治诸子之学，已有所成就。不久我因有事不能再兼清华的文学批评史课，就邀他接我的课。雨亭当时有难色，谦让不肯去。我说治一门学问有成就的，治别一门也决无问题。这话固然说得偏一些，但对雨亭来讲，我想还是很合适的。于是，雨亭开始教文学批评史的课。果然，雨亭不但能胜任，而且比了他的诸子之学有更大的成就。”商务印书馆将罗根泽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收入《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于2015年出版，其中包括第一篇周秦文学批评史、第二篇两汉文学批评史、第三篇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第四篇隋唐文学批评史、第五篇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六篇两宋文学批评史，基本上反映了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学术成就。

罗根泽在《诸子丛考旧序》中说：“一位朋友问我：你时而弄弄文学，时而弄弄哲学，又时而弄弄考据学，到底要做什么学问？”罗先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己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唯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工作”。罗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与整理资料。

关于如何收集与整理资料，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清顾炎武谓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后来，他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对此作了更全面的阐述：“清初考据学大家顾亭林曾经用着很巧妙的比喻，说当世学者治学的取材，有开山采铜、利用废铜两种。什么是开山采铜？就是披荆棘、斩草莱的到原料书里找材料，譬如作文学史便在各种文学书里找材料。什么是利用废铜？就是东钞西钞的割裂各种组织书里的材料，譬如作文学史在各种文学史书里找材料。我以为作一种学问，不当很偷巧的仅采用利用废铜的办法；因为如此换汤不换药的捣花样，任你的办法弄得怎样巧妙，也必致于陈陈相因的没有新材料，没有新发现，没有新贡献。不过很有价值的整理出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必很呆气的不看，致使现成的有价值的新说忽略过去。所以我的计划是：首要开山采铜，次要利用废铜。”

罗根泽在藏书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谈道：“故都多公私藏书，余亦量力购求，止诗话一类，已积得四五百种，手稿秘笈，络绎缥缃，闲窗籀读，以为快乐。”“其有公私珍藏，不能割让，或割让而索价太昂，则佣人缮写，亦积得数十册。”“又以诗话盛于宋，而宋人诗话泰半亡佚，与内子曼漪，从《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林广记》及诸家笔记中，辑出数十册，颜曰《两宋诗话辑校》。”罗根泽故居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苑校门左侧。有的学长到他家去过，见到客厅四壁全是立地顶天的书架，放满了书。他的丰富而珍贵的藏书逝世后全都捐赠给了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了。本文借《罗根泽开山采铜》为题，想探讨一下罗先生在收集、鉴别、运用资料方面的若干特点。

收集资料求全求新。收集资料求全是他的追求，罗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云：“今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搜览务全，铨叙务公。”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 于1934年出版后，《众志月刊》1934年第2卷第3期有书评称：“罗先生之于本书，在材料上之供给，可谓博矣，大矣，详尽而至于无以复加，学者执此一书，则可必观魏晋以前各家论文之概况，实材料之宝藏，文评之秘府。”郭绍虞为其《两宋文学批评史》所写《序》也说：“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

其文学史论著亦复如此，如《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八《碧玉歌》谈到《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引《乐苑》云：“《碧玉》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宠爱之甚，所以歌之。”罗先生为了求真起见，“在挥扇如雨的溽暑天气，遍翻了一次《宋书》和《南史》，只落得一个‘踏遍铁鞋无觅处’。其实，哪有宋汝南王”。作者悉心研究了“碧玉”这一意象的演变过程，最后小结道：“一个小家碧玉，能为晋汝南王的侍妾，能为晋孙绰的情人，能为梁武帝的宫妓，又能‘来嫁江南王’，最奇者还能为无法寻找的宋汝南王的妾，真是灵异的女子，怪不得他们都要为之‘情颠倒’了。”这一研究成果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如要踏破铁鞋地去寻找材料，如一些传说是层累地造成的，如碧玉是作为一个出身卑微而又非常美丽的女子的意象而被写入诗歌中的等等。

再就是求新。主张开山采铜，搜览务全，势必导致在资料收集与运用上求新。郭绍虞于《两宋文学批评史》之《序》复云：“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這样勤，在筚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

罗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曾谈及他收集到不少新材料，其中“最珍贵者，有明刊本宋人蔡传《吟窗杂录》、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二书皆诗学丛书，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诗格诗句图甚多，得以分述于五篇二、三、四各章，由是五代前后之文学批评，顿然炳蔚”。举个例子说吧，晚唐五代诗格类图书之所以盛行，与当时科举考试评卷死扣应试诗赋格律密切相关，罗先生于《诗格》（上）云：“明宗长兴元年六月赦中书门下细览详复新进士所试新文，中书门下所详复者，更极尽琐屑挑剔之能事，可算最有趣味的一段史料，各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尚少注意，急照录于下，以飨读者：‘李飞赋内三处犯韵，李毅一处犯韵，兼诗内错书青字为清字，并以词翰可嘉，望特恕此误。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

罗根泽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论著，在收集资料方面也是刻意求新的。如他在《绝句三源》三《名称的源于联句》中说：“绝句的名称不是缘于截取律诗，那么因何得名呢？去年，李嘉言先生寄示所著《金碧文论》稿本。中有一篇论绝句出于联句。我认为就名称而言，绝句确是出于联句；我也有这种意见。李先生的文章，我没有抄录，他的证据我也不能记忆。”罗先生依旧采取开山采铜的方法，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七言联句与五言联句一网打尽，从中发现了不少新材料，通过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首四句，得到与人联吟，就名为‘联句’；也是一首四句，得不到与人联吟，就名以与联句相反的‘断句’或‘绝句’。”还引用了《南史》卷七十二中宋明帝批评诗人吴迈远的话：“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并指出：“宋明帝以联绝并称，而绝句命名的基于未得联吟，也益可得到证明。”

鉴别资料求真。罗先生在史料的作者及写作时代的考证方面成就卓著，最突出的当然是《诸子考索》。譬如过去一般都认为老子要早于孔子与墨子，罗先生在《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跋》中说：“文中希望老子的年代问题能得到大体的解决，好据作他方面的研究，总算实现了。在这以后，它不再是各家写专文争论的问题，而是在各种史书上，一般的都排在孔、墨之后，不再排在孔、墨之前。”如之后出版的侯外庐的《古代思想学术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均置老子于孔子、墨子之后。

罗先生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也非常注意资料的辨伪与断代工作。如《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一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将附会南朝乐府民歌的故事与作者予以剥离。关于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的作者，《宋书·乐志》云：“《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轲之家，有鬼哥子夜。”此说颇流行。罗先生认为那位创作《子夜歌》名叫子夜的女子系子虚乌有，依据就在歌谣中，有首《子夜变歌》云：“人传欢负情，我自未尝见。三更开门去，始知子夜变。”罗先生分析道：“‘始知子夜变’，当然应当解为才知道你在夜里变了心了，不能曲解为所欢名子夜者变了心。因为歌咏欢子在夜里变心，所以后人名之为《子夜歌》。而好附会者也便抓着了‘子夜’二字，说‘《子夜哥》者，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至‘鬼哥子夜’，当然更是毫无根据的附会。”

求真除考证文献作者的真伪与写作时代问题外，于前人对文献的理解有误会、疏漏之处，他也作了纠正。如《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第十一章《佛经翻译论》引用的第一条材料《法句经序》作于三国时期，却被收录于《全唐文》，罗先生考证道：“《全唐文》的编者董浩等大概误认此文为唐人所作，所以载入《全唐文》卷九百八十六，而以黄武为吴大帝年号，由是在下边注一‘疑’字。实则此文既载于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其著作时代必在梁前，文中既标有黄武三年，当然是黄武时期的作品。《出三藏记集》说‘未详作者’，序中称从维祗难受此五百偈本，当然与维祗难同时。《高僧传》卷一《维祗难传》‘以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李证刚先生告知），与序文相合，知作者确是吴大帝时人。就翻译论言，也应当先发现翻译的困难，然后才提出翻译的方法，此文正说翻译之难，应当是最早的翻译论。放在唐代，实在不类，置之三国，极为恰当。”再如《乐府文学史》第二章《两汉之乐府》于《善哉行》云：“《乐府诗集》卷三十六曰：‘此篇诸集所出，不入《乐志》。’然《宋书·乐志》载之，知郭氏（茂倩）此言不确。”

阅读资料求细。罗根泽在阅读资料方面，力求细致入微。如在《绝句三源》二《六朝的绝句》中谈到《玉台新咏》卷十收录《古绝句四首》，这些诗作于汉、魏间，第一首首句为“藁砧今何在”。罗根泽分析道：“汉、魏间的‘藁砧今何在’没有题目，齐、梁间的著录家无以名之，以其性质为绝句，时间甚古，遂名为‘古绝句’。所以由《玉台新咏》的载有《古绝句四首》，可以证明齐、梁——最低梁时已有绝句的名称。但不能据谓汉、魏间已有绝句的名称，不过据知汉、魏间已有四句一首的与后世绝句相类的诗歌而已。”可谓鞭辟入里。

再如《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引《古今乐录》说：“《桃叶歌》者，晋王子晋之所作也。桃叶，子晋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但是，在罗根泽看来《桃叶歌》首句“桃叶映红花”与“桃叶复桃叶”，不过是民歌中的起兴句，并分析道：“以‘桃叶’为王子敬之妾，本出于著录乐府者之误信传说，王子敬当然也想不到他有这样一段天外飞来的艳福艳史，给他作传的人当然也不知道，所以没有叙及；直至吴兆宜作《玉台新咏注》，桃叶之为子敬妾，才有史传可稽。他说：‘《晋书》：王献之，字子敬，娶郗昙女，后离婚，尚新安公主。桃叶，其妾也。’自此有史可稽。”“不错，自‘王献之’至‘尚新安公主’确见于《晋书》，但‘桃叶，其妾也’，则出于吴兆宜的手笔了。”若非细加辨析，而误信吴兆宜的话，那么《桃叶歌》的作者问题，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撰写论著时，选择资料求精。收集资料不患多，而患在运用资料时驾驭无术，故收集资料求全，而选择资料必须求精，罗根泽总是注意选择那些最重要、最原始、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写入论著中。如《乐府文学史》第五章《隋唐乐府》谈到隋文帝与隋炀帝对待南朝乐府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罗先生引《隋书·音乐志》云：“高祖（文帝）受命维新，八州同贯，制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开皇二年（582），齐颜之推上言：‘礼乐崩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子目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仅一两条材料，就将隋文帝对南朝乐府的态度极其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再如罗根泽在《绝句三源》三《名称的源于联句》中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这时的五言联句，与后世的联句不同，与后世的倡和诗却相仿，因此联句者不一定在同一地点，也不一定在同一时间。”接着作者举例分析道：“如谢朓与江革等阻雪联句，题目上标有‘遥赠和’三字。谢朓还途临渚连句，四句下注有‘府君遥和’四字，更足以证明其性质与方式，都略同于后世的倡和诗。然则五言联句与七言联句虽同名联句，但七言联句联吟者合为一首诗，五言联句联吟者各为一首诗。”应当说罗先生所举例证既原始，又很能说明问题。

罗先生爱作比较研究，用作比较研究的资料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十分恰当。如《乐府文学史》第二章《两汉之乐府》尝引《乐府诗集》卷三十九《艳歌何尝行》，因诗长兹仅录开头八句：“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裴回。”此诗原出《宋书·乐志》。复引《玉台新咏》卷一《双白鹄》，亦录前八句：“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罗先生分析道：“由此知此首《白鹄行》，先为语句不齐之歌，至徐陵选《玉台》时则渐变为纯粹五言矣。由此知乐府歌行，多社会产物，先有雏形，然后迭经修改，成功现在之况。由此知其中通篇五言之歌，每非原为五言，而为五言盛行之后，渐次修改而成者。”作者通过对所选择的两首乐府诗作比较研究，从而总结出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帶有规律性的现象，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罗根泽在收集、鉴别、阅读与运用资料方面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我谈了点粗浅的学习体会，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