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是小说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回文字。联诗的时间是贾宝玉十五岁那年的中秋之夜；地点在大观园小山之下，藕香榭附近，作为凸碧山庄之退居的水边景点凹晶馆的卷篷底下；人物是林黛玉和史湘云——两个客居贾府的寂寞少女，由于“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于是，她两坐在湘妃竹墩上，一边近水欣赏中秋月色，一边联句抒发悲寂情怀；他们约定所联的诗体是五言排律；用韵是“十三元”。当时环境清幽静谧，无声无息，仿佛此时此刻世界上只有两位才女。“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晶宫鲛室之内”。二人先是品笛，接着开始联诗。开头黛玉出句：“三五中秋夕”，交代时间；湘云对句是“清游拟上元”，点明背景，将中秋节比附元宵佳节，说明贾府的热闹光景。其后次第联属，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一般读者不难看出，通过史湘云和林黛玉两位才女的联诗，首先展示了贾府日趋败落的悲剧氛围，烘托了小说衰败的主题；其次，预示了某些主要人物的命运。学术界一致认为，联诗的结句“冷月葬花魂”，就是不祥之谶，预示着小说一号女主角林黛玉的死亡已经为期不远。据笔者考证，林黛玉的死亡过程并非如高鹗续书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和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所叙述的那样，而是早在“二宝”成婚之前，因为她长期寄人篱下，性格孤傲，不肯随波逐流，叛逆思想潜滋暗长。从贾母、王夫人等贾府当权者的态度看来，她在贾府的地位每况愈下——比如，贾府老祖宗贾母带头捐资，为宝钗做十五岁生日，而没有给黛玉做十五岁生日；王夫人甚至拿林妹妹去比他们认为不正经的女奴晴雯——身体状况不佳，病势日重；尤其有感于对于爱情婚姻前途的绝望，遂投水而逝。这样不仅照应了林黛玉所拥有的“潇湘妃子”的雅号，呼应了小说中不少细节描写；而且小说主角贾宝玉、贾母、薛宝钗等人的人格和性格才不至于产生分裂变异，他们的形象才能得到圆满的解说，才符合生活真实（沈新林《林黛玉归宿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如果这一结论可以成立，那么紧接联诗之后的小说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所写的晴雯之死，正是黛玉投水殉情的先声。所以，庚辰本第七十九回“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句下有脂硯斋夹批云：“一篇诔文，总因此二句而有，又当知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557页）论断非常精准，值得称道。
中秋联诗，除了上述两点作用之外，还有可能包含其他深意吗？回答是肯定的。反复研究中秋联诗透露出来的微妙信息，经过仔细琢磨，精心梳理，果然有所收获，对于考证《红楼梦》原作者的信息，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请看，两位才女联诗到中途，史湘云出句：“香新荣玉桂”，林黛玉对句：“色健茂金萱。”湘云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林黛玉辩解说：“你不说‘玉桂’，我难道强对个‘金萱’么？再也要铺陈些富丽，方才是即景之实事。”小说原作者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唯恐读者一目十行，轻轻放过，故意反复强调，三次提到“金萱”；分明要在“金萱”二字上大做文章。唯此，我们对“金萱”二字应当刮目相看，决不能掉以轻心。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湘云认为，“金萱”是在“颂圣”？其次，为什么黛玉则称“金萱”是“即景之实事”？这几个概念之间肯定有不寻常的关系，如果解释清楚，或许能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
查阅辞书，可以发现：“萱”，一作“谖”，共有两个义项：一是萱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细长，花红黄色，花及嫩芽可供食用，俗名金针菜；二是萱堂，指母亲。南宋文学家叶梦得诗云：“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谁？”查《诗经·卫风·伯兮》有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即萱，《传》谓背为北堂，世俗称母为萱堂，本源于此。原来，民间以萱堂、北堂称母亲，起源于《诗经》。一说古人把萱草当作忘忧草看待，相传古代远行之人为了免除母亲惦念，行前要在北堂阶下种忘忧草。后因以萱堂指母亲的居室，并把“萱”作为母亲的代称（参阅《父母如何称“椿萱”》，《扬子晚报》1996年12月13日）。
林黛玉的对句“色健茂金萱”中的“萱”，在字面上对“玉桂”的“桂”，桂，指桂花或桂花树，按照律诗对仗，上下联名词必须同类相属的要求，可以肯定，“萱”，就是指萱草，或萱花。那么，这里是不是还可以隐喻母亲呢？我们再联系“颂圣”“即景之实事”，就不难找到答案。说到“颂圣”，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小说《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清初康乾盛世。众所周知，清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共计六次南巡。后四次南巡正值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期（康熙三十一年—五十二年），康熙即以江宁织造府作为行宫。康熙为什么不在南京另造行宫，而要驻跸江宁织造府呢？我以为，康熙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好皇帝，主要为了节省财政开支，不排除他那难以启齿的巧妙地将部分经济负担转嫁给曹寅的隐微心理，更重要的表现了他对曹寅兄弟般的友谊和信任。现有资料表明，曹玺的妻子、曹寅的母亲孙氏曾经担任过康熙皇帝儿时的奶妈，而曹寅幼年则担任康熙的伴读，成年后又充当御前侍卫。鉴于当时朝廷为了防止日后太后专权，垂帘听政的积弊，皇子出生后即强行母子分离，所以皇子和奶妈接触最多，关系密切。唯此，康熙皇帝与孙氏相处日久，感情深厚，他称帝之后对曹家关照多多，自在情理之中。曹家三代四人（曹玺，康熙二十二年；曹寅，康熙二十二年；曹颙，康熙三年；曹，康熙十二年）先后担任江宁织造将近六十年光景，就是明证。江宁织造这一官职并不显眼，级别虽然不算太高，但岗位重要、责任重大，他不仅负责供应宫廷所需的各种衣料织物，而且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负责监察江南一带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的言行举止，随时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密折”，往往可以给皇帝的决策带来重要影响。曹家三代四人在这一岗位上一干就是六十年，基本与康熙皇帝临朝执政相始终。这在中国官吏任职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荣耀。
不厌其烦地说这些，其实只是要说明，康熙与萱堂奶母孙氏的关系非同一般，古人有三父八母之说，母亲中除了生母之外，就是养母、奶母最亲。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第三次南巡时，往返均驻跸于江宁织造府，68岁的曹寅母亲孙氏奉命晋谒皇上。康熙皇帝当时心情很好，见了当年的奶妈孙氏，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不仅亲切地询问她的确切年龄，并且非常高兴地说：“此吾家老人也。”是时正逢农历四月天气，堂前院中，萱花盛开，于是康熙皇帝即景生情，突然心血来潮，吩咐笔砚伺候。他不假思索，援笔书写“萱瑞堂”三个大字，制成匾额，赏赐孙氏。“萱瑞”二字，内涵丰富，祝福母亲长寿祥瑞，情深意长，颇为动人。要知道，康熙皇帝曾多次召见大臣的高龄母亲，一般是弯腰亲手扶起，以示尊重；或者赐给金钱若干，最多说声“老人多福”之类的祝颂语，至于亲自挥洒翰墨，题字赐匾，曹家可谓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曹寅也不负皇恩，专门建萱瑞堂，供奉御匾，室内美轮美奂，装饰一新，专供宾客瞻仰游览之用；与院中小巧别致的楝亭同为江宁织造府内蘊丰厚的两道景观。楝亭，因曹寅父亲曹玺当年亲手种植楝树一株，其生长有年，枝繁叶茂，出类拔萃，曹寅睹树思亲，特为筑亭纪念，因以楝名亭。此间一堂一亭，不同凡响，萱瑞堂为记录皇帝恩典；楝亭则追念先父劬劳，忠孝两全，可见主人的人品、性情。曹寅后来以楝亭为号，亦根由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孝治天下的清朝初年，康熙题字赐匾的从容作秀，被渲染成为皇上躬行孝道的得意之举，垂范后世，影响巨大，成为当时官场轰动一时的盛事和佳话。当时的官场人物，知识阶层，或赶时髦，或顺潮流，或有感而发，或无病呻吟，撰写《萱瑞堂记》、操觚染翰者不一其人，堪称佳作连篇。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记载：“一六九九，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孙氏六十八岁。曹寅在江宁织造任，年四十二岁。……四月初十日，康熙帝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署为行宫，回程亦复驻此。寅奉母以见，帝书‘萱瑞堂’赐之，歌颂题咏，积成卷轴。冯景、毛际可有记，邵长蘅有诗。”（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399页）
冯景《御书萱瑞堂记》中云：“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为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冯景《解春集文抄》卷四，第1页，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
毛际可《萱瑞堂记》云：“时内部郎中臣曹寅之母封一品夫人孙氏叩颡墀下，兼得候皇太后起居。问其年，已六十有八。宸衷益加欣悦，遂书‘萱瑞堂’以赐之。岁方初夏，庭下之萱，皆先时芳茂。……而萱独为北堂之嘉称，非凡卉可及。乃皇上聪明天纵，比物连类，署为匾额。”（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十七，第16页，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402页）
其他，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寅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考史，大臣母高年召见者，或给扶，或赐币，或称老福，从无亲洒翰墨之事。曹氏母子洵韩昌黎所云‘生祥下瑞无休期’矣。”（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2页）
还有，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三：“康熙己卯南巡，止跸织造署。会庭中萱花开，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其寿母孙氏。”（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403页）
邵长蘅《青门诗》卷十《御书“萱瑞堂”诗为工部臣曹寅恭赋》：“昆仑半夜天鸡晓，玉井辘轳声窅窅。王母呼龙耕紫烟，不种瑶芝种萱草。种得移根北堂下，朱荣绿叶纷娇奼。……绿玉榜题‘萱瑞’字……寅拜稽首扬王休，皇帝陛下寿万岁，臣母期颐作人瑞。”（王相《国朝十家诗钞》邵长蘅《青门诗》卷十，第10页，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401页）
由此可见，康熙南巡，御书萱瑞堂赠曹母孙氏一事得到当时社会名流太多的关注，在民间不胫而走，成为妇孺皆知的特大新闻。新闻背后，最大的赢家除了康熙本人之外，其次应当就是曹寅家族。康熙皇帝的“躬行孝道”“近民”，自然赢得了空前的美誉，有效地笼络了人心；同时，对于江宁织造曹寅家族，这确实是至高无上的恩典和荣耀，喜庆连连，同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运。
综上所述，中秋联诗微妙地透露出曹家接驾的辉煌历史和无上荣耀。显而易见，“金萱”确实是在“颂圣”，也的确是“即景之实事”。小说为了记叙以曹家为原型的《红楼梦》中贾府的盛衰历史，自然不可能规避这件大事。要知道，黛玉、湘云联诗的中秋之夜，贾府已经处于“死而不僵”阶段，经济上寅吃卯粮，后手不接；第七十五回写到，贾母吃的红米稀饭，“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要一点富余儿也不能的”。运用细节描写反映经济拮据，煞费苦心。政治上在在生事，防不胜防。请看宝玉挨打，贾政本来想把宝玉拉上读书做官的正途，偏偏宝玉挨打之后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快。再说抄检大观园，本想镇压一下奴才们不服管控的“嚣张”气焰，无奈事与愿违，触动了探春、宝玉等主子的敏感神经，驱使他们越加离经叛道。此时此刻，作者随意拈出当年康熙题赐匾额的故事，本来无意炫耀曹家的辉煌历史，无非是旁敲侧击，为了说明“登高必然跌重”的道理。无怪乎第七十五回的回目上联竟然是“开夜宴异兆发悲音”。此外，小说还含蓄地暗示读者，小说的原作者应该是亲身经历过康熙第三次南巡的人，曾经亲见过“萱瑞堂”的出笼过程。那么，这个人肯定不会是曹雪芹，——无论他的生年是1724，还是1715——因为在康熙第三次南巡将近二十年之后，曹雪芹才呱呱坠地。他没有亲历过康熙南巡和接驾的盛典，也不可能写出“色健茂金萱”的诗句。由此可见，中秋联诗，是作者创作构思的一个明灭可见的闪光点，它是《红楼梦》原作者不是曹雪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铁的证据。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近几年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对于《红楼梦》原作者的研究几乎形成了不小的热潮。参与研究者人数众多，研究成果也不少，真可谓新见迭出。其研究的特点带有比较明显的地缘特征。除了辽宁的东郭先生撰写了一部《东郭先生红学》，力主《红楼梦》原作者为袁枚说之外；杭州的研究者主张清初钱塘戏曲家洪昇说；江苏如皋的研究者则分别主张如皋才子冒辟疆说和文化巨人李渔说。浏览他们的研究文字，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者们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有力地否定了曹雪芹的著作权；而且分别找到了他们选中的候选人创作《红楼梦》的证据，比如，小说中有一定数量的苏北方言，索隐派又认为大观园就是水绘园，那么，《红楼梦》就有可能与冒辟疆有关，等等。但全面考察起来，这些证据尚不足以立论。他们面前有一道难以绕过去的门槛，就是作者必须亲历过康熙南巡，曹家接驾。他们煞费苦心找到的这些候选人都没有这一经历。中秋联诗中“色健茂金萱”的诗句，就又一次将作者的门槛横亘在前面，这是无法回避的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原作者就失去了基础，也没有了意义，当然没有一点说服力。换言之，研究原作者必须圆满解释“色健茂金萱”的诗句与“颂圣”“即景之实事”的关系。
那么，原作者应该是谁呢？笔者曾经提出过《红楼梦》原作者的三条刚性标准：一必须是曹家人，二必须是曹雪芹的父辈，三必须亲身经历过康熙南巡。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曹颜。他是曹寅的养子，他生于1687年，过继给三十无子的曹寅；次年，曹寅喜得贵子，社会舆论一致认为是抱养曹颜的奇效。曹颜自然被大家高看一眼。他比曹雪芹父亲曹颙大一岁，在江宁织造府长大，从小养尊处优，跟随养父曹寅读书学习，受到良好的教育，并随父任在苏北扬州、仪征等地生活多年，也在江南吴语区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幸亲身经历过后四次康熙南巡，曹家接驾的盛典。特别是他长成后，胸怀大志，文韬武略，历练有素。在曹寅去世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他年方二十五岁，风华正茂，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跃跃欲试，却没有能如愿在曹寅身后继任江宁织造；即便在三年之后，曹寅的亲生儿子曹颙在江宁织造任上病故，朝廷居然无视曹颜作为曹寅养子的存在，宁可让本不相干而又无德无能的曹宣的儿子曹名义上过继给曹寅，滥竽充数，来接任江宁织造一职，也决不让曹颜染指，这就完全堵绝了他的前程。他的心里失去平衡，无路可走的曹颜彻底绝望了，他惆怅迷茫，看透了人情世故，最终被迫离开了曹寅家。踌躇满志的曹颜既慨叹自己“无才可去补苍天”的不幸遭遇，又痛恨社会的不公不平；他不仅洞悉曹家衰败的来龙去脉，而且发现了其间有迹可循的规律。因此，他既具有鲜明的创作动机，也具备必要的创作条件，他亲眼目睹了曹家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此外，他具备良好的文学修养和表达水平，于是，他把自己的人生道路通过贾宝玉的经历敷衍出来，不仅全面地描述了贾府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衰落过程，而且暗示贾府败落的根本原因是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他既看到了贾府衰败的必然性，也赌咒贾府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最后，只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目睹康熙南巡，参与曹家接驾，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也是他灵魂深处的隐痛。在小说中，他既想炫耀一番，又有难言之隐，于是煞费心机，采取“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艺术虚构方法进行处理。先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故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有脂砚斋批语云“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后又通过中秋联句，再次点染，故意闪烁其词，藏头露尾，达到欲说还休的艺术效果。
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小说原稿可能没有最后杀青，就因为无法抗拒的原因，发生了意外的变故。于是，未完的书稿辗转传到了穷困潦倒的侄儿曹雪芹手上。作为画家和诗人的曹雪芹，有感于这位命途多舛的伯父非同寻常的遭遇，于是“在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成为第一位批评者；他根据残缺情况，又补写了一些回前诗；并按照脂砚斋的要求，改写了第十回至十三回。后来由脂砚斋再加以重评，而流传后世。于是，清代乾隆时期，就有了风靡一时的《红楼梦》早期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頭记》。
丁酉端午节草于金陵亚东仙林茶苑百世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