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原题“宋盛师颜闺秀诗评图”。根据该馆中国书画策展人安明远先生（Stephen D. Allee）
的研究记录：该图为绢本设色，134.8×86.2cm，美国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捐赠。来源标注项为：游篠溪，上海，1919。
游篠溪是清末民初上海著名的古玩商人。刘麟生《燕居脞语》记载：“五十年来，执申江古玩业之牛耳者，鼎足三人。一为管复初，代表来远公司。一为李文卿君，乃文源斋主人。一為游篠溪君，博远斋主人。……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为最盛时期。”弗利尔醉心于日本和中国的古代艺术，1900年后多次到亚洲旅行，购买藏品。1919年弗利尔病故于纽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23年竣工，他的捐赠构成了该馆的馆藏基础。这幅画应该是弗利尔从游篠溪处购得。
安明远先生认为画作原题名有问题，在研究中将此画记录为明清时期的一幅佚名作品，并据画意命名为“闺秀读诗”（Young woman reading poems）。明清时期这类仕女图常常不署名，或者干脆伪托名家。明朱谋堙《画史会要》载：“盛师颜，金陵人，工杂迹及道释像、仕女。疑面每用北螺青或烟墨水淡开，谓之青蛾粉白，有一种富贵气象。”（卷三·南宋）虽然盛师颜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则史料特别记载了他的仕女图技法独特，人物有富贵气，也许成为坊间乐于假托其名的一个原因。
画中人所读之书也是判断此画为明清时期作品的一个显著依据。由局部细节图清晰可见，
画中书题名《闺秀诗评》，书页上录有四位女诗人的名字和诗作，依次为：《竹枝词》，朱静庵;《春日杂书》，朱淑真;《惜春花》，鲍君徽;《牡丹》，薛涛。年代最晚的是朱静庵，明代成化年间人，由此可证画作题名盛师颜之谬。然而这一题签在画面之外，应该是流传过程中某位所有者添加上去的。巫鸿先生认为此画最有可能的制作时间是18世纪，即清代康熙朝开启的百年盛世。
安明远先生比对了《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两部《闺秀诗评》，皆不能与书页内容对应，又根据书页中诗人排序的反常，以及所录诗歌存在的截选问题，初步得出结论，即画作者并非想要重现一部真实的出版物，但也指出此画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顺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探讨画中人所读之书与真实出版物之间的关联。
首先我们需要解读的是《闺秀诗评》。今存明清两代题名《闺秀诗评》的书有两种。其一为明末江盈科所著，一卷，国家图书馆有藏。亦见于《说郛续》，为《清代闺秀诗话丛刊》著录（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江盈科是晚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安派标举性灵，在晚明诗坛很有影响力。江盈科于该书自序“余生平喜读闺秀诗，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数首，各为品题，以见女子自摅胸臆，尚能为不朽之论，况丈夫乎！”其选诗趣味可见一斑。该书体例以人为别，先为生平概要，次为选诗，再为评语。然其中未收薛涛、鲍君徽，仅选朱淑真、朱静庵诗各一首，亦非画中所录之诗。
其二为清代咸丰二年（1852）刊刻的题淮山棣华园主人辑《闺秀诗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著录的版本为清光绪间《申报馆丛书》本一卷，安徽省图书馆藏有抄本四卷。此书为诗话体，记录作者所闻见的才媛闺秀之生平和诗作，无前代诗人。其选诗之旨是对清代中期以后诗坛主流格调派的一种逆反：“近人言诗，往往尚风格而不取性灵，甚至
阅女子诗亦持此论，尤为迂阔。深闺弱质，大率性灵多，学力少，焉得以风格律之？”这本书从成书年代、体例来看，不与本文讨论的画作相关，但是它至少反映了这类书以及辑选和评论女性诗作的风气，从明代后期开始流行后，在清代社会生活中持续不断的影响。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书既包含“闺秀诗评”这一题名，又涵盖画面中出现的四位女诗人的作品？也就是说，画作者是否有一本真实的出版物作为参照？答案仍然是肯定的。这就是明末杭州进士刘士辑选的《闺秀诗评》一卷。它并非一部单独刊行的书，而是附在《兰雪斋增订文致》之后。该书是一部汉魏以来的文章选集，前七卷是在“轻匀细丽、笔手俱妍”的标准下选取的赋、序、记、传、碑、书、表、文等各体文章，包括女作家作品。此《闺秀诗评》与江盈科所编体例一致，而与《文致》前七卷不同，实际上是作为该书的附录存在，在版心中显示为《文致》的第八卷。
《文致》是晚明比较流行的小品文读本，其传本甚多，主要有三个版本系统：其一是《文致》不分卷，其二是《兰雪斋增订文致》八卷，其三是《删补古今文致》十卷。每个版本系统中又可细分若干刊行年代不一的版本项，刊行时间皆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其中，包含《闺秀诗评》的只有八卷本《兰雪斋增订文致》，此书海内外多家单位皆有收藏，如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比书影的方式逐一分析画面中的诗作，并探讨画作者可能具有的言外之意。
竹枝词 朱静庵横塘秋老藕花残，两两吴姬荡桨还。惊起鸳鸯不成浴，翩翩飞过白滩。
诗作者朱静庵生活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所列各文献对朱静庵的记载略有出入，但均对其人评价甚高：“朱仲娴字令文，号静庵，海宁人……博极群书，以诗名于时，年八十卒。……诸本皆以静庵称。”“静庵博学高才，遗文垂后，才识纯正，词气和平，笔力雄健，真闺门之遗范，女德之文儒也。”“有集藏于家，平生妇德，冰清玉洁，朱淑真李易安不足多也。”而《闺秀诗评》所辑录的朱静庵生平却于家世、才华之外，突出了这样一点内容：“亦以所配非偶，每形诸咏。”回到画面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鸳鸯不成浴”，这句诗似乎有点题之意，使人意会画中人所思。
春日杂书自入春来日日愁，惜花翻作为花羞。呢喃飞过双双燕，嗔我帘垂不上钩。
第二首诗看上去是一首普通的春日即兴抒情，然而她的作者却有着令人同情的命运。《春日杂书》的作者朱淑真，和朱静庵一样是浙江海宁人，但命运殊为不同。“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魏仲恭《断肠诗前集序》）《闺秀诗评》中亦以极简笔墨总括为：“文章幽艳，才色清丽，因匹偶之非伦，赋断肠集十卷以自解。”这首诗的“双飞燕”和上一首的“鸳鸯”意象互相照应，似乎显示着这两位身处异代却同籍、同姓的才女之间某种情思的关联。
朱静庵的丈夫是福建光泽县教谕，她的父亲朱祚官至尚宝司卿。尚宝司是明代掌宝玺、符牌、印章的官署，尚宝司卿为正五品，在明代中后期，这是一个寄禄的虚职。也有文献与此说不同，记载其“父教官，夫亦士人”。但至少表面来看朱静庵的家世和婚配比朱淑真要“幸运”。然而，《闺秀诗评》在对二者的介绍上，却采用了相似的视角，将她们作为婚姻不幸，寄托于诗歌的典型。画面上所选两人的诗作也有极大的相似性，结合其生平背景更能理解诗中“成双”意象的指涉。
在两首异代的浙江籍女诗人之后，画作者选择了两首唐诗，一首做了大篇幅的删节，而另一首仅仅出现了一个题目。
惜春花枝上花，花下人，可惜颜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尽此花下欢，莫待春风总吹却。莺歌蝶舞媚韶光，红炉煮茗松花香。妆成吟态恣游乐，独把花枝归洞房。
《惜春花》的作者鲍君徽，字文姬，唐德宗时曾入宫，与侍臣倡和，今存诗仅四首。画面中截取的仅仅是原诗的最后两句，也即是“不如尽此花下欢”的具体情景：莺歌蝶舞，烹茶品茗，赏花妆扮，携春归去。
这首诗与朱淑真的《春日杂书》构成了画中书叶上吸引观者视线的两首被“完整”呈现的诗歌。后者某种程度上是对前者“自入春来日日愁”的呼应，以“惜春花”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消愁、解愁之道。作者所惜之春花为何，并未明说，而诗中唯一提到的松花犹有可申发之意。既有“松花香”，似在山间。根据陆羽《茶经》记载的中唐之后的煮茶之法，以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又说山水应“拣乳泉石地慢流者”“新泉涓涓然酌之”。酌取山中新泉水，用红炉煮沸，然后冲茶。以这样的情致来赏山林之乐，也算得上不辜负春光。冲茶时溅起的水珠根据薄厚程度有沫、饽、花之分。其中细轻者称作花，唐诗多咏之：“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而炙好的茶末也常用“松花”来形容：“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李群玉《龙山人惠石禀方及团茶诗》）“松花飘鼎泛，兰气入瓯轻。”（李德裕《忆平泉杂咏》）所以此诗之“松花香”究竟是茶香还是松树开花的清香虽有两说，但是，熟悉此种生活之道的明清之际的名媛仕女从画中读到此诗自能会心。总体而言，《惜春花》全诗带有某种春华易逝的咏叹声调，而画中截取的两句却具有鲜活的、当下的生命气息，画作者的意图就在这选取和裁夺间得到了展现。
画面中出现的第四首诗题《牡丹》也很值得注意。该诗的正文并未在画中出现，姑录如下：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这首在画面中仅仅出现了题目的诗，在某种层面上具有一种总括的性质。虽然题为牡丹，但是全诗并未出现花的直观意象，只是起句点明了花落之时、
离别之思。与前三首出现于画面中的诗相比，没有那么直露，而是具有内敛的涵泳意味。可以说此诗无形中承载了画面意蕴的内在指向：画中女子不仅为别离哀怨，寄巫峡、武陵之期，更重要的，或许是期待一种“不语还应彼此知”的情谊，以及与所思之人经历了离别，再相见之时，那种“夜深闲共说相思”的悠然意境。
然而，这首诗的著作权是否属于薛涛，历来都有争议。另一种说法是，这是唐代诗人薛能《牡丹》四首中的一首。以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选本而论，清初王士禄《然脂集例》、揆叙《历朝闺雅》薛涛名下，都没有收录这首诗。而《古今名媛汇诗》《名媛诗归》将之作为薛涛诗收录（参见张篷舟《薛涛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由此引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画作者并没有照搬《闺秀诗评》中的体例来呈
现这四首诗，而《闺秀诗评》也并非唯一的收有这四首诗的
书籍。明清之际至少有《名媛汇诗》《古今女史》《诗女史纂》《名媛诗归》等若干种女性诗歌选集也收录了这些诗文，从文本来看，这几种书中所载亦与画中一致，从体例来看，有的甚至更接近画中的呈现。
这表明，虽然刘士编选的一卷本的《闺秀诗评》只是他辑选汉代以来名家文章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它的出现，无疑受
诗归》等一系列产生于晚明时期的女性诗歌选集的影响，也与晚明之际女性才华受到关注和肯定的风气密切相关。借此，我们可以由画中书对画作产生的背景稍作探寻。刘士所生活的杭州自南宋以来就是书坊云集的出版中心，与此同时也是画派林立名家辈出的文化渊薮。高居翰先生的研究表明，这类尺幅为真人大小的美人画，在明清之际江南城市作坊中非常盛行，一般没有署名题款，其受众很有可能是女性为主的客户，来自富裕阶层的名媛闺秀（见高居翰《致用与怡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无论从画中书（出版于杭州），书中诗（两位浙江朱姓女诗人），该畫的创作过程都绕不开与杭州的关联，因此它有极大的可能也产生于此地。从绘画风格而言，此类美人图艺术性相对弱化，不同作品之间画面结构、器物陈设具有高度相似性，与此同时，写实性往往得到增强，这也是明清之际的真实出版物会反映在画面中的直接原因。
该画的作者在众多流行的女性诗集选本中选择了这本书，或许是想要借助“闺秀诗评”这个题目来传达自己品鉴、评论的意图。很难忽略的一点是，画中美人的面相天真愉悦，她的视线正聚焦的页面是观者看不到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的，其实是画中人未曾（即将）阅读到的作品。妻子之思、宫人之劝、风尘之叹，不同身份的女诗人都在等待向画中人诉说。尤其是前两首诗，更暗示了无论成为有社会地位的儒者之妻，还是嫁给一般的凡夫俗子，都有可能遭遇“所配非偶”的婚姻;女性的才华虽能彰显于后世，而于当时则绝少知赏者。这或许也反映了明清时代众多的以诗才闻名的名媛闺秀们某种共性的“困境”。这种对女性命运的洞察和对女性才情的理解本来很难借助程式化的美人图像表达出来，然而画作者却通过对画中人所读之书的甄选和对文本的精心选择微妙地传递出其中的意蕴，等待观者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