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猫题材在宋代诗歌中已经出现，黄庭坚《乞猫》诗云，“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陈起《江湖后集》中《痴猫》《言事》《演雅》《咏猫》《小亭》《赠龚彦质》及《山房惠猫》数篇皆与猫相关，所谓“爱汝斑斓任汝痴”“乱叶打窗猫上案”“弄花扑蝶悔当年”“猫来戏捉穿花蝶”“蒲座夜闲猫占卧”“江海归来声绕膝，定知分诉食无鱼”等句都是对猫这种生物所具独有形态的生动摹写。陆游晚年乡居时常与猫为伴，他在诗中将猫当作前生书童：“似虎能缘木，如驹不伏辕。但知空鼠穴，无意为鱼飧。薄荷时时醉，氍毹夜夜温。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陆游《得猫于近村以雪儿名之戏为作诗》）咏猫题材在宋人笔下常见，也与其时作诗重视日常书写的风气有关。诗歌创作往往成为词作的先导，具体到咏猫这一题材来说也是一样，黄庭坚的咏猫诗句就被清代朱彝尊写入词中：“诗人黄九。也不惜、买鱼穿柳。”[朱彝尊《雪狮儿》（吴盐几两）]但毕竟词体与诗体有着本质分别，加上清人用词来咏猫不仅有着相当的数量，甚且更形成一种风气，值得讨论。
一、 雍乾词坛日常化倾向及游戏心态顺康年间，以《雪狮儿》一调咏猫由钱芳标首开局面，后由于朱彝尊和之，原作反而不彰。衍至雍乾时期，朱氏此作更是为词坛所注意，而与此同时，以《雪狮儿》咏猫似乎成为词坛创作的固定搭配。厉鹗咏猫词序云：“华亭钱葆馚以此调咏猫，竹垞翁属和得三阕，征事无一同者。”[厉鹗《雪狮儿》（雪姑迎后）]指出朱氏和作以此调咏猫，但用事不与原唱相同的特点。朱彝尊这三首《雪狮儿》咏猫词，题曰“钱葆馚舍人书咏猫词索和，赋得三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每一句都有比较长的自注，来表明出处，其来源包括诗歌、史志、笔记，甚至风俗、图画等。
对于朱彝尊这种密密麻麻地征寻典故的做法，清末词论家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便颇为不屑：
即如咏猫一事，自葆馚、竹垞、太鸿、绣谷而外，和作不下十数家。予少日曾为集录，亡友张任如见之笑曰：弄月嘲风之笔，乃有为苗氏作世谱哉！予失笑，投笔而起。是言虽虐，然实咏物家针砭也。或曰：多识之学，风诗不废，子何独于词而訾警之，一言不已而至再、至三乎？予曰：诗三百篇开卷第一言，即是咏物。然使第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第曰：‘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而尽去其下文，则此诗何以为风化之原乎？而当日尼山秉笔，吾知必从删弃矣。且今之为此者，动曰吾瓣香姜、史也;然《暗香》《疏影》之篇，‘软语商量’之句，岂二公搜索枯肠，独无一二冷典，乃赋空而不为征实哉！盖词贵清空，宋贤名训也。
在这篇论述中，谢章铤从三个层面对朱彝尊使用的这种“遍搜猫典”“无隙不搜”的征典之法嗤之以鼻。首先，他认可了友人嘲笑朱彝尊的作法是“为有苗氏作世谱”，否认了朱词的书写视角和书写方式。接着抬出“风”诗所应具备的讽谏意义，隐含着对词作的负面判断。最后，在指出雍乾词人作咏物词以“姜（白石）、史（达祖）”为尊尚的写作风气之下，以宋人倡导的“词贵清空”为取向，进一步否认了朱彝尊咏猫词句句以典征实的作法。
然而，谢章铤此处所发的譏诮，早在雍乾时期厉鹗的笔下便预料到了，厉氏咏猫词前有词序如下：
华亭钱葆馚以此调咏猫，竹垞翁属和得三阕，征事无一同者。予与吴绣谷约，戏效其体，凡二家所有，勿重引焉。昔徐铉与弟锴，共策猫事，铉得二十事，锴得七十事，作此狡狯，殆非词家清空婉约之旨，观者幸毋以梦窗质实为诮也。
所谓“观者幸毋以梦窗质实为诮”，可知对于这种征用典实的作法会引来怎样的评价，厉鹗心知肚明。但他仍然兴致盎然地以同题同调创作了四首，且每首词末都与朱彝尊咏猫词一样附有长注，注明词句的来历、出处。值得注意的是，厉词词序开头简要叙述咏猫词史中钱、朱二人的创作之后，紧接着将钱、朱二人作品的共同点锁定在“征事无一同者”上，这是之前以《雪狮儿》咏猫的词人都没有留意到，或者说即便有所注意，但并未像厉鹗这样重视，且刻意拈出以示人。然而，厉鹗不仅敏锐地指出这一点，还针对这一点，尽其所能地在词作中发扬下去。在他与吴焯共同仿效钱、朱二人创作咏猫词时，就把“凡二家所有，勿重引”作为目标之一。于是，我们看到，在厉鹗所作的四首《雪狮儿》咏猫词中，为了避开钱、朱咏猫词作中已经用过的语典和事典，厉鹗所征引的典故范围益加扩大，益加多样，正如郭则沄在《清词玉屑》中所指出的：
樊榭有词四阕，运典益僻，自稗官琐录以逮前人诗句、古时俗谚，搜罗殆备。
对于这种“运典益僻”的特征，以及力避熟事熟典的创作行为，评论家多持批评态度，如上述谢章铤即是。这类价值判断普遍基于评论者自身的思想与审美倾向，较少触及词人的创作动机。为什么厉鹗明知后世可能会被扣上“质实”的帽子贻笑大方，却仍然还要固执于这样的创作形态，采用“运典益僻”的创作手法呢？这本身固然有他所说的“戏效其体”的想法，因为文字游戏确实能够带给词人纯粹的娱情体验，文学创作以自娱无可厚非，但这还不能代表厉鹗全部的创作心态。
二、 绝俗求雅的创作崇尚厉鹗是一位勇于尝试、开辟和创新的词人，收入他词集中的作品，内容、风格驳杂，并且形式多样。作为清代中期的词坛领袖，生性孤介、学识博杂的厉鹗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词作风格，无论是清隽幽婉，还是清冷孤寂，他的词整体给人以清雅的感受。如果说“清”多是由其词作风格决定的话，那么“雅”则是基于对南北宋词学的推崇和学习——厉鹗不仅推尊姜夔，还十分注意师法周邦彦——以及他本人卓著的学识在词作中的融会贯通，这才使其词作无论是字面还是词意方面均流露出“雅”的倾向。具体到词作中，对“雅”的呈现，首先是字面之雅，欲雅则要避俗，亦即避熟，正如唐圭璋曾指出：“词自避俗外，尤须避熟。盖熟亦俗也。”又云，文学作品的字面“初创为美，继袭则熟，拾人余唾，才士不为也”（唐圭璋《词学胜境》）。对于有才学的词人来说，在文学创作之中不愿沿袭前人，征用典故时孜孜以求字面不与人同，这是很好理解的。
雍乾词坛也是朱彝尊进一步被经典化的关键时期，其咏猫词在当时被厉鹗、茹敦和、王初桐、李澧等人进行模仿追和，这些作品都采取了组词的形式，王初桐填词三首，其余三人都填了四首。兹以厉鹗《雪狮儿》咏猫其一为例：
雪姑迎后，房栊护得，黄晴明润。扑罢蝉娥，更弄飞花成阵。穿篱远近。未肯傍、茸毡安稳。念寒夜、偎衾煖处，梦寻灯晕。绕膝声声低问。似无鱼分诉，怜伊娇困。展膊屏前，仿佛三生犹认。怀春最恨。渐取次、归来难准。琼签尽。上案晴蟾铺粉。（自注：白雪姑，猫名，见《清异录》。宋叶绍翁《猫》诗：“醉薄荷，扑蝉蛾。”见《随隐漫录》。张良臣《山房惠猫》诗：“从来怜汝丈人乌，端正衔蝉雪不如。江海归来声绕膝，定知分诉食无鱼。”又《祝猫》诗：“江上孤篷雪压时，每怀寒夜暖相依。从今休惯穿篱落，取次怀春屡不归。”吴仲孚《猫》诗：“弄花扑蝶悔当年，吃到残糜味却鲜。不肯春风留业种，破毡寻梦佛灯前。”《名画评》：何尊师猫，有展膊者。金王良臣《猫》诗：“三生白老与乌圆。”徐集孙诗：“乱叶打窗猫上案。”）
首句从猫的形态入手，“迎后”“护得”都是取其形，第三句落笔到“黄晴”，将笔触收在具体事物上。接下来，“扑蝉”“穿篱”等皆有所据，但都是即便不知其出处也能知晓是在写猫的动作。换头以猫声为转，并贯串整个下片。同时，又与上片一样，也是将猫置于“屏前”“上案”等具体场景之中进行描写。相较于其他词人，在厉鹗这四首联章咏猫词中，尤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厉词引用前人诗句较多，这从词后出注篇幅可以得见。且厉鹗才高，运事更为自如，他完全可以将一句诗拆碎，分解开来并散入词中，或径用诗语，或化用其义，连诗句的小注都被十分自然地用在词里。虽然借用、化用成句成语极多，几乎布满全篇，但读来形同己出，不仅不妨碍理解词意，亦无害于词气。
此外，以此调咏猫的雍乾词人还有陆培、朱方蔼、赵文哲。其中，赵文哲咏猫词词序值得一提：
昔竹垞、莼鲛咏猫唱和，征事无一同者，近见《厉樊榭集》四阕，更出新意，几令前贤畏后生矣。暇日戏复为之，又得如干事，要亦非僻书也。[赵文哲《雪狮儿》（乌员娇小）]
令人玩味的是，赵序中也着重指出钱、朱二人词作“征事无一同者”的特征，并且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也是“戏为之”，但在词序最后，他表明“又得如干事，要亦非僻书”，这句说明赵文哲不仅注意到了厉鹗四阕中的“新意”，还认为厉鹗摘取僻书中的词句、典实以入词是有意为之，正是这种作法给词作带来了新意。赵文哲认为，自己所得与猫相关之事基本不是出自僻书之中，因此他没有在词后出注。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像厉鹗那样学识丰富的学人在词作末尾出注的心态。而赵文哲显然没有将厉鹗词作的“新意”与厉鹗不欲与人同，追求雅词的创作心态相互联系起来进行解读，或者他并未在词序中指出这一联系。
而在清代词人以《雪狮儿》咏猫的联章词中，所撰词序有着极高的相似度，陈列数条如下：
钱葆舍人书咏猫词索和，赋得三首。（朱彝尊《雪狮儿》）
竹垞先生赋猫词二篇，吾友樊榭广为三作，皆征事实，斐然可诵。爰仿其体，二家所有得不引焉，凡四首。（吴焯《雪狮儿》）
华亭钱葆馚以此调咏猫，竹垞翁属和得三阕，征事无一同者。予与吴绣谷约，戏效其体，凡二家所有，勿重引焉。（厉鹗《雪狮儿》）
昔竹垞、莼鲛咏猫唱和，征事无一同者，近见《厉樊榭集》四阕，更出新意，几令前贤畏后生矣。暇日戏复为之，又得如干事，要亦非僻书也。（赵文哲《雪狮儿》）
《曝书亭集》中有《雪狮儿》猫词三阕，盖和华亭钱葆馚作也。吾杭樊榭、尺凫两先生相继有咏，其攟摭也富矣。暇日戏仿其体，复成四章，凡诸家所有，不引焉。（李澧《雪狮儿》）
在这些极其相似的词题或词序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于“征事”的看法，在词人心目中，普遍认为朱、厉等人咏猫词中征事颇富，虽然朱彝尊并未在词题中提及征典用事，但正如《清词玉屑》所指出的，朱氏咏猫词已然“遍搜猫典”，且用事与原唱不重复，各不相同;二是自认创作心态是“仿效其体”，而这种仿效，在词中更多地集中在用事层面，正如词人所声称的“凡诸家所有，不引”。
早在朱彝尊和钱氏咏猫词时，并没有在词题中特别强调他用事避开与钱词相同的特征，尽管实际上朱词中所用之事确实不与钱词相重复，但这一点，是经由雍乾词人阐明并大力发扬的。这其中蕴含的心态，恐怕应当提及乾嘉学风的治学风气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自清初至乾嘉，学人之所以群趋于训诂考据一途，其背后实蕴涵着一套信仰和价值系统，即通过考经证史以‘明道救世’。”（孔定芳、林存阳《清代学人的价值取向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这种整体的价值取向，必将影响到词人的创作。何况在清代，词人通常兼有经师或诗人的身份，考据方法的影响之广，使词人通常会从经学或诗学的视角出发来审视词体，以至用经学或诗学来统摄词学理论也是十分常见的。具体到清中期学人词的创作之中，较为鲜明的表现便是注重用典的特征。无论是将用典视为学力学养的体现，如沙先一指出：“清代学人以学者的眼光审视词体，对词的体认与词体理论上的阐发，自然带有强調学力、注重学养的特征。”（沙先一《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论清代的学人之词》）还是强调用典已成为学人词的弊端，如曹明升认为：“出于绝俗的个性，在野学人多喜欢在词中使用难字和僻典，厉鹗也难逃‘掉书袋’之讥。虽然这也是展现学问的一种方式，却属下乘之道，末流效之，难免凿虚镂空，堆垛饾饤，以致成为学人词之一弊。”（曹明升《雍乾学人群体风貌与清代词学复兴的进境》）学人作词注重用事的特征——在《雪狮儿》咏猫中，由于唱和之多，清代中期学人甚至有意地大力将典故堆砌入咏猫词，且强烈以不重复用事为娱——这种力避熟事熟典的心态，其实正体现出词人对于“雅”的追求。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