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六十岁为“杖乡”。《礼记·王制》云：“六十杖于乡。”谓六十岁可拄杖行于乡里。不知不觉，我已过了“杖乡”之年。“杖乡”的词义，对我来说，似乎有点隔膜。我既无须扶杖，又远离故乡。不过，古人手中的“杖”，含义颇为丰富。它不仅具有支撑人体的物理意义，还是士人尊严或风度的标志。苏轼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的“竹杖芒鞋”与“吟啸徐行”所透露的，是一种高逸潇洒的士人精神。这么一想，“杖乡”这个词对我又变得亲切起来。
在人生“杖乡”阶段，我也需要“扶杖”。我扶的“杖”，是精神上的“杖”，那就是对古典学术研究的兴致。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研究显然是“百无一用”之事，但对我而言，却是精神上的支撑与寄托。它让我在虚幻的世界里获得实在，在喧嚣的现实中得以平静，在无趣的社会中感到快意。
人生六十，是一甲子。“徐行”多少是一种无奈。你既无需疾行，其实也无法疾行。但是，古往今来，一些文人学者，偏偏能把这种无奈转化为优雅，降低速度，却获得高度。还有少数学者，能以逝去的岁月，当作积淀之资，老而弥坚，文章更成，从而到达其学术巅峰。人之差异大矣！此乃关乎天赋时运，非人力所能致也。
年轻时，曾读过朱光潜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这篇文章给我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人生的某个阶段，往往像是驱驰在高速路上，大家都被前后左右高速急驶的车辆所裹挟，明知美景在侧，却仍身不由己地随车流高速飞驰，而无法徐徐行之，缓缓赏之。只有当你离开高速路段，才可能“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到了“杖乡”的阶段，与社会之间彼此的需求和期待迅速降低，功利心便可渐趋淡化，不必那么争分夺秒，不必再为那些外在的数目或者名目而焦虑。此时无法疾行也无须疾行，徐行就挺好，至少可以“慢慢走，欣赏啊”。不过，学者的诉求，毕竟和游客不同，所以，我把阿尔卑斯山谷的标语改动二字以自勉：“慢慢走，思考啊！”虽然，我也许无法降低速度而获得新高度，但我思故我在，若思而不舍，便有所获。
我在古代文学研究这条路上走了整整四十年。“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入文体学研究领域，几十年不舍不离，自己戏称是这个领域的学术“钉子户”。我一直有个想法：研究中国文体学，必须回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原始语境，真正地认识其本质和特色，获得独特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我们研究中国文体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古，也不仅为了释古，更不是为了抵抗外来文化，而是为了更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的文体话语、特点与价值，发现与开拓本土的学术传统与价值，推动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我曾撰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二书，分别从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史两个角度去探讨。这两部书对于当代的中国文体学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肯定和鼓励。但是，我仍感到不足。我曾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的后记里写道：
二十多年前，当我进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时，它还是一个相当边缘的冷僻地带，而現在已经成为一片学术热土。二十多年前，我对中国文体学茫无所知，却充满自信。现在虽然略有所得，却越来越感到其博大浩瀚，不见涯涘。
当时即有望洋兴叹之感。转眼又过了十年，我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又有了更多了解，但是，我深感在理论研究上，对于史料与文献的掌握，固然很重要，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需要史识，需要对理论的本质与特色的领悟与把握。这就像了解一个人，知道其外貌与履历固然是必要的，但把握其风神格调，更为重要。如九方皋相马，意在玄黄牝牡之外，而得其神韵。我在中国文体学研究上，一直有一个问题萦绕脑海：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具有什么特质，这些特质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引发我的浓厚兴趣。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从一个人幼年时代的禀赋、个性、品格，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未来。反过来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也可以追溯到其幼年时代。从某种角度看，了解理论的生成、演化与了解人类的成长或有相通之处。当我力图去把握中国文体学的本质与特色的成因时，许多问题都有同一指向，这就是“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
我这里所说的“观念”，是与“理论”相对而言的，特指那些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明确理论表述的意识或感觉。早期文体观念或意识可能表现在具体的文体文本的形式之中，也可能超出文本之外，比如在文体运用、制度设置、文体分工、礼制约束等方面，都能间接表现出文体观念。
“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恰恰是尚未开垦的学术领域。我们的文体学研究，往往只研究理论形态，而少虑及观念形态。从中国文体学学术史的角度看，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出现《文心雕龙》这样真正具有系统理论形态的文体学著作，而此前大致都比较零碎，片言只语，这些材料，的确不适宜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近二十年来，随着文体学研究的发展，从唐宋至明清、近代的文体学研究都呈迅速发展之势。大致在文体学史上，重要的理论家及其著作都被关注过，但“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仍未被关注到。这不能不说是个欠缺。
鉴于此，近年来，我集中思考“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问题。我认为，溯流穷源，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体学的整体特性。研究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的意义是比较丰富的。它不但是中国文体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对于研究中国文章学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
谈到中国早期古代文体观念，人们总是信手拈来“诗言志”等例子，这当然是现成且省力的，但这种例子并不能说明文体观念是如何发生的。当代文体学者不能满足于引用几句古语来说明当时已“存在”文体观念，更重要的是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必须说明文体观念发生的原因、途径、形态与标志等问题。不言而喻，对“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是一个难题。我们必须用极其有限且复杂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来证实这个抽象玄虚的问题，此中难以避免有一些想象与推测之辞。这是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冒险。陆机《文赋》描写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状态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赋予抽象的事物以形状、无声的世界以声响。对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大概就是处于这样的情状。我力求以具体实在的路径来解释玄虚的问题，不加虚构，减少推测。研究文体发生有许多路径，我所选择的研究路径主要是：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制度、诗乐、典籍归类、文献称引、命篇与命体等考察文体观念发生。通过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性，是基于中国人独特的语言文字与独特的思维方式之上，其形成有早期社会制度、典籍的背景。中国文体学是层累形成的，而最深层的就是“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它是中国文体学理论及体系形成的基础，是中国文体学本质与特色形成的“基因”。
《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就是我近年来“慢慢走，思考啊”的产物。走得慢，是客观的存在，但思考是不是有意义和深度，只能恭待同行与读者的批评了。
这本书虽然很小很薄，但承载的友情却很厚很重。古人谓“秀才人情纸半张”，而眼下，一切文字往来都通过电子通讯，连“纸半张”都给省掉了。对于友情，我难以找到表示感谢的合适形式。想起古人一句话：“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倒是适当而又真诚的方法。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