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爱书，但如晚清诗人郑珍这般嗜书如命，并在诗中反复对书陈情的，古往今来没有几人。郑珍生于贵州遵义的一个农医之家，父亲早亡，自身功名止于举人，官职仅至儒学训导，无所依持，家计颇为艰难，经常陷入断炊的境地。晚年又遭逢战乱，在反复播迁中求生存。但他一生爱书嗜书，在极窘迫的情况下购书、借书、抄书、读书、藏书，更将住所名为“巢经巢”，自号“巢经老翁”。如果说这些描述尚嫌单薄，还不足以映现郑珍对书的痴情的话，那么郑珍诗集中的《武陵烧书叹》《移书》《埋书》等描述烘书、移书、担书、埋书等书情的诗歌则令人叹服。面对数十载苦心经营的藏书被焚烧殆尽，一般诗人会表达一己的悲恸心情，但有几人能像黛玉葬花般将书的灰烬收拾后埋藏，而且还付之吟咏？唯有郑珍，能将这种悲恸织成一种情趣，咏出风雅之色。我们且看他的《埋书》（其一）是如何书写这种“悲趣”的：
人之所以贵，不在七尺躯。则贵乎书者，又岂故纸欤？然人道之器，书亦道之舆。人死既宜葬，书毁可弃诸？我巢正月焚，我归十月初。徘徊赭阶上，历历思旧储。中堂接右夹，北出连先庐。累箧楼上下，壁壁无隙余。庋案必中窗，窗窗可卷舒。奈何都不存，惟见瓦砾铺。一哀为出涕，万有良归虚。数日封积灰，不令落秽污。冢笔念怀素，瘗文悲复愚。乃今巢经翁，伤心埋毁书。汝存我尽力，汝亡我收枯。借问烬中人，识此孝子无？
据凌惕安《郑子尹年谱》记载，此诗作于同治元年（1862），其时贵州遵义人张保山率部起义，有抢掠、烧村之行为。郑珍避而远行，随身带书十二担，其余藏书未能转移。此年正月十七日，郑珍的藏书楼被焚毁，八九百部藏书只字无存。这些被毁的藏书中，有一半属于花钱可再添置的，有一半需要大力搜求才能获致，其中三四十种则是海内孤本。十月中郑珍归来，眼见一生心血所系的近千部书毁于一旦，悲从中来，不禁老泪纵横，生出万有归虚之感。“家贫万卷得来难”（《巢经巢诗钞》），对于一个僻居贵州、经常衣食不周却潜心学问的通儒来说，藏书被毁所带来的精神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书已被焚，如之奈何？郑珍的反应却又不同寻常。他将焚书的灰烬收拾干净后封存，然后埋葬。古来有葬花、葬笔、葬文稿的，但葬灰烬的举动则前所未闻。郑珍此举让我们懂得原来一个人爱书可以爱到这种程度，有力而又形象地诠释了“书痴”二字。
郑珍对书的珍视与痴恋绝不是伪装的。据载，郑珍少时“以甥行学于舅家，悉令鼓箧读之，恒达旦夕，肘不离案，衣不解带，数年而学以大明”（黎庶昌《拣发江苏知县郑子尹先生行状》），苦读的态度蕴含着他对书的钟爱。道光十四年，郑珍受邀入湖南学政程恩泽之幕时曾游桃源县，夜半时分所雇船的船舷破裂，水进入船中，其所带书箱都被浸湿。他“烘书三昼夜，凡前所抄述者，或烧或焦，半成残稿，为之浩叹”（《巢经巢诗钞笺注·武陵烧书叹序》），为此写下了“奇情遐想，匪夷所思”（凌惕安《郑子尹年谱》）的《武陵烧书叹》。其诗曰：
烘书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抚病子，心知元气不可复，但求无死斯足矣。书烧之时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儿。恨死掷去不回顾，徐徐复自摩抚之。此情自痴还自笑，心血既干转烦恼。上寿八十能几何？为尔所累何其多！
先后以老翁抚摸病子、慈父怒斥啼儿来形容自己烘书之时的祈愿之心和书被烧焦之时的恼恨之情，真正想落天外，将诗人对书的惜与爱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画出一个书痴的形象。在这首诗中，郑珍所使用的两个比喻可称得上冠绝古今。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郑珍诗才的高妙与性情的风雅，一方面也与郑珍一直以来对书的极度珍爱分不开。正因为爱书、惜书，视书如子，对书有极深的感情，在书被烧焦时才产生这样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如此才能有这样天马行空但又入情入理的描述。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郑珍的埋书之举是何其自然之事。埋书之后，郑珍反复思量自己昔日的藏书，到底情意难忘，于是写下了《埋书四首》，在相对澄澈的心境中对自己内心的苦痛作了审美化的书写。
《埋书》（其一）开笔同样将书与人相提并论：“人之所以贵，不在七尺躯。则贵乎书者，又岂故纸欤？”坦言人与书之贵不在身形。然形虽不贵，形之不存，神将焉附？这几句诗语不过是诗人在无望与苦痛中强作的旷达之声。由于是强作解语，诗人内心终难释怀，继而想到既然人与书都是传道之器，人死是要归葬的，书被焚毁后的余灰难道该随便抛弃吗？这就引出了如何处理灰烬的问题，为下文描述的埋书之事作了铺垫。整首诗以八句议论开篇点题，而不是从“我巢正月焚”的痛苦回忆入手，这样的处理就为后面书写痛苦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使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产生直观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有助于创作主体跳出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经历的苦痛进行审美化的观察。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埋书》的创作思路与书写策略显然给这种“入内出外”的功夫作了一个形象的注脚。
从“历历思旧储”起诗人开始回忆，曾经自己的藏书楼阔达敞亮，“中堂接右夹，北出连先庐。累箧楼上下，壁壁无隙余。庋案必中窗，窗窗可卷舒”，如今“奈何都不存，惟见瓦砾铺”。两相对比，怎不令人唏嘘。因此诗人在一瞬间产生虚妄之感：“一哀为出涕，万有良归虚。”
郑珍本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多情”者。其《遂过圆通寺登补陀岩》云：“忽讶何时身已仙，老亲稚子抛不得。失声一呼落羽翼。胡僧在旁俯长眉，知我多情不可医。”自言性本多情，无法抛却家小。据郑知同《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载，郑珍“性至孝，幼事先大父母，凡负薪、执爨、纺绩，芸诸苦，罔不代作。长益孺慕，每抃舞匍匐作儿戏，不致亲欢笑不止，人拟之莱氏斑衣”。郑母五十五岁时生了一场重病，情况非常危急，郑珍写下血书在文昌君面前祷告，自己愿意减寿十年以增加母亲的寿命，郑母很快康复，而且果真多活了十年。郑珍不仅事母至孝，对兄弟姊妹也非常友爱，与孩子们更是舐犊情深。笃于性情的郑珍珍视生命，顺时乐天。据《论郑珍的生命意识》可知，“郑珍身处乱世，在贫病、饥荒、播迁中度日，亲历了各种祸乱与亲人的死丧，可谓悲苦一生。面对悲苦的生命，他既予以珍惜，以不枉死、顺生的原则努力生活；又对死超然处之，融合儒家的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精神与道家的道法自然的精神于一体”（《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1期）。然而这样一个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却产生了一切归于虚幻的体认。由此我们不难体味到藏书被毁带给诗人的痛苦之深。
然而，诗人虽有一切归虚之感，爱书惜书之情依然未减。于是有了下一步的收拾残灰之举：“数日封积灰，不令落秽污。”即使是灰烬，也不能任由它们被污染，总要给它们一个处置，因为这些一文不名的残灰见证了诗人几十年的心血，见证了诗人年岁的消逝，没有它们，诗人的精神岁月将是一片空白。无比沉痛之下，诗人将这些残灰就地掩埋。在掩埋的过程中，诗人想到了历史上的怀素与复愚。怀素乃唐代僧人，书法大家，以狂草出名，有埋笔成冢之事。复愚，唐代长沙人，因不忍丢弃写文章时的草稿，将之汇聚在一起而予以封埋，传为美谈。诗人引用两人的故事后，发出了“乃今巢经翁，伤心埋毁书”的感慨。“乃今”两字营造出这样的语义场：古有怀素、复愚，今有巢经翁。这种比对将自我与历史名人并置，透露出一种引古人为同调的惺惺相惜。此外，我们隐约也能感受到诗人内心较高的自我期许：他年的巢经老翁也将与怀素、复愚等人一道被人铭记。
接下来诗人转换语气，改用第二人称叙述：“汝存我尽力，汝亡我收枯。”“汝”字的使用一下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缩短，诗人仿佛在与亲人对话：你存在，我尽力呵护；你消亡，我为你收拾枯骨，在平实温婉的诉说中道出了诗人与书之间的生死盟约。与“书在人在”等誓言相比，汝存汝亡的自白虽显平淡，却不浮夸，更富生命的真实感，因而更能动人心扉。
如果诗人到这里停笔，那么我们看到的仅是一个伤心老翁掩埋书灰的日常故事。故事虽然令人慨叹，情感内涵却并不鲜见。果然不负我们所望，诗人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以一个略带风趣的转折来结尾：“借问烬中人，识此孝子无？”将灰烬拟人化，那掩埋在地下的灰烬陡然富有了生气，变得立体，那些早已作古的魂灵也随之一一鲜活起来，仿佛在审视诗人的行为。“孝子”的自喻，是诗人与书之间生死盟约的情感延伸，接续了“收枯”之言；同时也是诗人在整个埋书事情中情感的一个终结。“孝子”一词既郑重其事，又活泼泼的，不仅使诗人与藏书之间的情感模式人伦化，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因戏谑的口吻而消解了全诗的沉重感，赋予整首诗一抹明丽的亮色，将全诗在悲哀中凝练出风趣来，形成“悲趣”的审美风格。“借问”所营造的设问语气，更强化了这种“悲趣”感，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
然而郑珍平生并不以诗人自居。莫友芝《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莫友芝诗文集》）指出：“‘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子尹固漫颔之，而不肯以诗人自居。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触，或经时不作一字。又脱稿不自收拾，子弟钞存，十之三四而已。”嗜书如命的郑珍平生最在意者乃学问一事，“其于诸经疑义，搜摘畅通，及小学家书经发明者，已成若干编，而才力赡裕，溢而为诗，对客挥毫，隽伟宏肆，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莫友芝诗文集》）。深厚的学养与赡裕的才力互相滋养，成就了郑珍，使他生前享有“西南大儒”的美誉，身后亦赢得了“清诗第一”（钱仲联语）的盛名。通览《埋书》全诗，我们能触摸到郑珍作为诗人的风雅之性，更能感受到郑珍身为儒者对学问对藏书的痴情。百年之下，此诗中展露的情怀仍令人无比追想。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