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蒙古宪宗六年（1256）赵衍刻本《歌诗编》（如下图所示），行款版式为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或单黑鱼尾（如卷三第十四叶），或双黑鱼尾（如卷四第四叶）。版心上镌本版字数，中镌“贺”和卷次（如“贺一”）及叶次，下镌刻工（仅见一题“王”者）。卷端题“歌诗编第一”，次行低九格题“陇西李贺长吉”。全书托裱为经折式蝴蝶裝。磁青纸书衣，有签题“金板李贺歌诗编”。黄丕烈跋称该本“诸家藏书目未之载”，又赵万里称：“传世北京地区刻书，当以此为最古之本。”（《中国版刻图录》）《四部丛刊》即据该本影印行世，足见其版本价值之可贵。
卷首有杜牧《李贺歌诗集序》，称：“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二百二十三首。”杜序当撰在唐大和五年（831），则至迟是年已有李贺诗集编本。史料多称李贺诗传世较罕，如《新唐书·文艺传》云：“每撰著，时为所取去，贺亦早世，故其诗歌世传者鲜焉。”又《郡斋读书志》称：“或说贺卒后，为不相悦者尽取其所著投圊中，以故世传者不多。外集予得之梁子美家。姚铉颇选载《文粹》中。”“圊”即茅厕，指有不喜李贺诗者而将其诗集尽投茅厕中。其实，李贺诗集北宋以来一直有传本，《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李贺集五卷，当即合本集四卷与集外诗一卷。据大观二年（1108）鲍钦止跋（载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四集》本《歌诗编》），称贺铸得梁铎旧藏之本，凡“集外诗”二十三首。其中《南国》一首系卷一所脱，《感讽》一篇六首系卷二所脱，余者十六首应附于卷四后，鲍氏遂“取诸本手为校定”，是为鲍氏校定本。以袁克文旧藏宋本《歌诗编》为据，本集四卷有诗二百十九首，“集外诗”二十二首，总计二百四十一首。该本与鲍氏校定本“集外诗”相差一首，即《白门歬（前）》一首。此两本与杜牧序所称编本相较，则袁氏藏本溢出十八首，鲍氏校定本溢出十九首，似必有伪作编入集中。毛晋即称：“岂贺铸氏得于梁铎氏者，或有赝鼎耶？抑厕鬼有灵复尔流布人间耶？”但何者属真赝之篇，今则难于究诘。
宋代所刻李贺诗集的传本，现知者有三种：其一即袁氏藏宋本，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属九行本，傅增湘称之为“长吉集最古之本”，“四卷相连，分卷处不另起一叶，叶码亦四卷相连，犹存卷子本遗式”（《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而认为“当是北宋刊本”。但傅增湘又据该本摹印用南宋乾道间宣城公文纸，而称“或是宣城刊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赵万里亦称之为“宣州本”（《中国版刻图录》），似还是以审定为南宋本为确当（参下文所述）。其二，南宋陈宅书棚本（现存有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可窥宋本之貌），属十行本。其三是南宋中期蜀刻本（即《直斋书录解题》所称的“蜀刻唐六十家集”之一），属十二行本，赵万里称：“此本文字与南宋初叶宣城刻未剜改本同一系统，于此可见李诗古本面貌。”（《中国版刻图录》）袁氏藏宋本和书棚本卷端题名均为“歌诗编”；而蜀刻本则题“李长吉文集”，实则全书为诗集，并不及文。此蒙古本卷端亦题“歌诗编”。由此可见，李贺诗集的早期传本自题名而言可分为两种文本系统，即“歌诗编”本和“文集”本。
四种版本李贺诗集之间的差异，蒙古本不载《集外诗》一卷，与蜀本同；而与另外两本有异（即袁氏藏宋本和书棚本均载有“集外诗”）。蜀本和蒙古本的编次符合杜牧序称的“离为四编”。据鲍跋，北宋梁铎本有“集外诗”，南宋初晁公武也称《外集》（即“集外诗”）“得之梁子美家”。疑梁子美为北宋梁铎后人，似当时惟梁家本有李贺的“集外诗”（疑与《新唐志》著录者属同本）。至于袁氏藏宋本，傅增湘虽审定为北宋本，但同时也指出《集外诗》一卷系南渡后所补（《藏园群书经眼录》），即非北宋时原刊本所有。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将本集及“集外诗”均定为“宋绍兴初刊南宋初修”本，详准而合其实。结合《新唐志》的著录，及含“集外诗”的北宋大观年间鲍氏校定本，推断北宋中期以来“集外诗”始编入李贺诗集。《郡斋读书志》著录的李贺集四卷、外集一卷也属合编本，即由晁公武将梁子美家藏《外集》编入本集。袁氏藏宋本是现存最早含“集外诗”的李贺诗集版本，刻在南宋初。而蒙古本不载“集外诗”应该符合更早期李贺诗集传本的面貌，根据是该本所附赵衍序称：“（耶律铸）出所藏旧本，乃司马温公物也。”知蒙古本的底本是北宋司马光旧藏本，当早于《新唐志》著录本。该本与杜牧序所称的唐本李贺集相较仅有四首诗不载（据卷首目录，蒙古本有诗二百二十首，实际为二百一十九首），可谓现存最能反映李贺诗集原貌的版本。当然，蒙古本尚不宜完全作为判断“集外诗”真伪性的依据，但至少从实物版本层面提供了审视其可靠性的重要视角。
自诗篇目次而言，蒙古本卷一《湘妃》诗后有《三月过行宫》篇，卷四《巫山高》篇在《上云乐》后，蜀本均同，而袁氏藏宋本和书棚本均分别在卷二的末篇和卷四的《箜篌引》后。就诗题而言，蒙古本卷二《仁和里杂叙皇甫湜》，书棚本题“杂叙皇甫湜”，袁氏藏宋本、蜀本均同蒙古本。蒙古本卷三《秋凉诗》，书棚本题“秋凉诗寄十二兄”，袁氏藏宋本题“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蜀本同。卷四《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书棚本题“出城别张又新”，袁氏藏宋本、蜀本同蒙古本。就文字校勘而言（以书棚本为底本），如卷一《李凭箜篌引》“芙蓉泣露香兰笑”，袁氏藏宋本“泣露”作“露泣”；卷一《雁门太守行》“角声满天秋色里，塞土燕脂凝夜紫”，蜀本“角声”作“鬼声”，“塞土”作“塞上”。蒙古本亦作“塞上”，袁氏藏宋本同书棚本并作“塞土”。卷二《金铜仙人辞汉歌》序“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仙人临载”，袁氏藏宋本“元年”作“九年”，蒙古本同。蜀本“临载”作“临行”。傅增湘称蜀本“佳字无多”（《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塞土”例似即以书棚本为佳，按晋崔豹《古今注》称：“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又《四库全书总目》云：“王琦解‘塞土胭脂凝夜紫’，不用紫塞之说，而改‘塞土’为‘塞上’。引《隋书·长孙晟传》‘望见碛北有赤气，为匈奴欲灭之征’，此岂复作者之意哉？”袁氏藏宋本、蒙古本作“九年”非，因为明帝青龙年号仅有五年。书棚本和蜀本作“青龙元年”亦非，按《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是岁（即景初元年），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故应改为“魏明帝景初元年八月”。蒙古本尽管依据更早的传本为底本，但也经过了校定，赵衍序即称“然亦不无少异，龙山（即吕鲲）因之校定”。印证将司马光藏本中与当时通行李贺诗文有差异者改过，但仍留有史实错误，或缘于尊重原本面貌而照旧保留。
蒙古本与蜀本诗篇次相同，且均不载“集外诗”，但诗题有所不同。袁氏藏宋本、书棚本诗篇次相同，但诗题也有差异。四种版本之间也有异文。大致可初步厘定，书棚本与袁氏藏宋本为一系，蒙古本与蜀本为一系。
是书版本定为“蒙古宪宗六年赵衍刻本”，依据的正是书中署“丙辰秋日碣石赵衍题”的序，“丙辰”即南宋宝祐四年、蒙古宪宗六年（1256）。但前人曾多以金本视之，如黄丕烈跋即称“金刻李贺《歌诗编》四卷”，何焯跋也称“得伊弟心友（即何煌）携示金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直接著录为“金刊本”。赵万里称：“黄丕烈跋文定此本为金版，绝非事实。”实际上蒙古与金相接且存在不过七十余年，故多将此时段内刊本笼统称之“金本”；而并非版本鉴定之误，况且该本尚有明确的刻年记载。刻者是赵衍，北京碣石（今属河北昌黎）人。他在序中详细交待了刊刻是书的事由，云：“双溪中书君诗鸣于世，得贺最深，尝与龙山论诗及贺，出所藏旧本，乃司马温公物也。然亦不无少异，龙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贺者尚少，况其作者耶！意欲刊定，以广其传，冀有知之者。会病不起，余与伯成绪其志而为之。”“双溪中书君”指耶律铸，字成仲，自号双溪，中书令耶律楚材之子，累官至中书、左丞相，谥号“文忠”。《元史》本传称他“幼聪敏，善属文”，撰有《双溪醉隐集》。“龙山”指吕鲲，号龙山居士，雁门人，与耶律铸有诗文之交，《双溪醉隐集》有其序。何焯《义门读书记》考“龙山”为“金刘仲尹字致君，盖州人，有《龙山集》”，误（王国维《蒙古刊李贺〈歌诗编〉跋》引《秋涧集》《玉堂嘉话》即辨何说之非，且称：“刘致君辈行较高，不得至蒙古时尚在也。”）。“伯成”指孙伯成，生平仕履不详。耶律铸请吕鲲校定所藏李贺《歌诗编》以刊刻，因病而未竟，遂由赵衍和孙伯成梓行于世。赵衍与耶律铸的关系，据《元史·耶律希亮传》，他曾作为耶律铸之子耶律希亮的家师。推知该蒙古本《歌诗编》属耶律铸家刻本，定为“赵衍刻本”似欠妥，况且还是他与孙伯成共同刻梓完成。
黄永年先生称：“《歌诗编》不用鱼尾，在宋元本中是特例。”（《古籍版本学》）实际不刻鱼尾只是全书的部分版叶，尚有单鱼尾和双鱼尾的版叶。它的“特例”在于属存世宋本中最接近李贺诗集原貌之本（不载《集外诗》），而瞿镛称：“长吉《歌诗编》以临安书棚本为最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似非允论。再者，包括蒙古本《歌诗编》在内的李贺诗集，向以“双璧”的方式为藏家什袭珍弆。最先双璧藏之者为明清之际的文氏，即文嘉（字休承）藏该蒙古本，而袁克文所藏宋本则旧为文从简之子文枏所藏。第二位是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藏蒙古本和钱曾述古堂影抄宋陈宅书棚本。第三位是民国间的陈清华郇斋，藏蒙古本和蜀本《李长吉文集》。最终除袁氏藏宋本归台湾“国家”图书馆外，蒙古本、蜀本及影抄书棚本均归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至今，且前两种并入藏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分别为01040、01039）。最后，就是此部蒙古本的雕刻字体颇具特色，或称之为“雕印史上非常出挑的刻本”（参见陈先行《燕京古刻别开生面》，载《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原因就在于“字体蕴含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早期作品《孟法师碑》的遗意，结体平稳，遒健劲紧，施刀并不刻意圆润，率性为之，显得古拙纯朴，别具韵致。较宋代以欧颜柳书体为主的刻书风格，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这或许是蒙古时期北京地区刻书的一种独特风格，因为传本少而使人觉得新鲜”（同上）。也有学者称该本“刻梓精良，其细腻工致不像北方的刻书风格……或许是南方刻工流动到北方……（故）其刻书的风格是江南的风格”（参见陈红彦《元本》）。总之，《歌诗编》呈现出的独特之雕椠，映衬独具个性的李贺诗，可谓相得益彰。
书中钤“休承”“平阳汪氏藏书印”“汪”“文琛”“汪厚斋藏书”“汪印士钟”“士钟”“阆源父”“阆源审定”“民部尚书郎”“澄印”“镜汀”“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绍基秘笈”“恬裕斋镜之氏珍藏”“铁琴铜剑楼”“菰里瞿镛”“子雝金石”“瞿润印”“瞿印秉冲”“瞿启甲”“良士”“良士眼福”“祁陽陈澄中藏书记”“郇斋”诸印。文嘉之后入清归黄丕烈，但未钤黄氏藏印。书中有黄跋称：“急收之，书之奇遇之巧无有过是者，虽重直弗惜矣。”又据何焯跋称“得伊弟心友携示金本”，“康熙丙戌（1706）校碣石赵衍本”（据傅增湘《题何义门校宋本李长吉诗集》中所录何跋，载《藏园群书题记》），似乎黄氏之前又曾为何焯之弟何煌所藏（或此为另一部同版蒙古本）。黄氏书散归汪文琛、汪士钟父子所藏，汪澂别号镜汀，乃汪士钟族人。继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王绶珊曾经眼。民国间又为陈清华郇斋插架之本，建国初购归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