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诗学研究状况与构想元代唐诗学研究，广义地说即研究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完整的“接受过程”应包括阅读、批评和写作三个环节，因而，元代唐诗学的研究与元代诗歌、元代诗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同时，元代唐诗学又是唐诗学的重要部分，必须把元代唐诗学放置在历代唐诗接受的史的链条中，作纵向比较，才能确立元代唐诗学在整个唐诗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因而，元代唐诗学的研究与元代诗歌、诗学研究，以及整个唐诗学研究均有着重要的关联，欲考察元代唐诗学的发展状况，应较全面地了解这些领域的研究情况。

第一节元代诗歌、诗学研究状况一元末杨维桢《玩斋集序》说：“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柳、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可见元人于元诗颇为自负。明人则对元代诗文多有不屑明初元朝故老宋濂、王祎、叶子奇等对元诗文评价则较高，不属明人眼光。，李东阳《麓堂诗话》称：“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胡应麟《诗薮·外篇》卷六亦称：“宋人调甚驳，而材具纵横，浩瀚过于元；元人调颇纯，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又云：“（元诗）其词太绮缛而厌老苍。”皆代表了明人眼光。但明人重格调，长于辨体，对元人之取法唐音，辨析较精，胡应麟可为其代表。

清人对元诗的研究与整理皆有长足进展。一方面，开始了大规模的元代文献整理，许多元人诗文别集得以校勘、刊刻。《四库全书》收入元人别集171种，另存目36种。大型的诗歌总集有，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初、二、三集，共110卷，收录元人诗集339部，《元诗选癸集》共收录2235位诗人作品。《元诗选》初、二、三集由顾嗣立选辑，《元诗选癸集》顾嗣立草成，由席世臣与顾嗣立之孙果庭“乃复校，勘其脱落，重加修订”而成。《元诗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元诗总集，书中每位诗人附有小传，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元诗文献。“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元诗选》）另有乾隆年间所编《御制元诗选》81卷清康熙四十八年，右庶子张豫章等奉敕编《御定四朝诗》312卷，计宋诗78卷，诗人882人；金诗25卷，诗人321人；元诗81卷，诗人1197人；明诗128卷，诗人3400人。所选元诗卷数、人数均超过宋诗，清人重视元诗于此可见一斑。，张景星等所编《元诗别裁集》等。这些文献整理为后来的元诗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清人对元代诗歌也有了更多深入的评析，《四库全书总目》评析元人诗歌持论较公允，辨析较精审，实为元诗研究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清诗话中有不少论及元诗，其中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专评金、元诗，顾嗣立《寒厅诗话》论元诗风格、分期皆有见地。陈衍《元诗纪事》45卷，征引近400种书籍；吴景旭《历代诗话》壬集10卷，后7卷皆论元诗。另尚有陶元藻《全浙诗话》、方东树《昭味詹言》等，这些著作无疑都对元诗研究有推进之功。

清人较明人而言，对元诗的评价要高得多，翁方纲“论诗以杜、韩、苏、黄及虞道园、元遗山六家为宗”（清吴溪舫《石溪舫诗话》），以元代虞集为第一流诗人，并入杜韩、苏黄之列。虽仅为一家之言，也见出清人眼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称：“人皆谓宋之文高于元，元之诗高于宋，殊不知宋之诗亦高于元也。”他虽对元诗持贬抑态度，但从“人皆谓”云云也能看出“元之诗高于宋”，为当时人一种较普遍的看法。宋荦在《元诗选序》中的一段话较能代表清人的一种融通的眼光，其云：

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人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要亦娣姒耳。间浏览是编，遗山（元好问）关于元好问的归属，有研究者把他视作元人，然根据其生活及主要创作活动皆在金代，更多研究者视他为金人，本文采用后一种观点。、静修（刘因）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杨维桢）、云林（倪瓒）持其乱。沨沨乎亦具一代之音，讵可阙哉！

二十世纪初，对于元诗的研究未有大的突破。但有一部并非专门研究文学的学术专著在此不能不提及，即1924、1927年陈垣分别发表于《国学季刊》和《燕京大学》上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下篇）（1934年木刻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评论元代：“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偏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132。又云：“清人去元较远，同以异族入主，间有一二学者，平心静气以求之”，于是“知元人文化不弱”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页132。。指出了明、清两代对元代学术、文学态度不同的原因，同时提出元代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的看法。这部学术力作虽然奠定了陈垣先生的学术地位，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并未代表二十世纪初的主流思想，直至二十世纪末，他的这个论断才开始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史著作中，元代诗歌研究或被忽略，或援用清人观点，并无特出之见。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我国第一部文学史，对元诗评价颇低。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28年李维的《诗史》（石棱精舍）论元诗，大体皆承袭清人。

三四十年代，有两部涉及元代诗文研究的重要著作问世，即1934年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湖南蓝田新中国书局）。二书皆给予元诗以较多关注、较高评价，反映了学界对元诗的另一种态度。钱基博论元代诗学风气、审美意蕴，颇为会心。他认为元代北方之诗，“反黄以入唐，蕲于积健为雄，反宋入唐”；南方之诗，“以唐矫宋，以晋参唐，意趣冲旷，语参游仙，一祛江西粗犷之弊而趋于和雅”，皆“一时之盛”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757。。这部书从创作上涉及元人“举世宗唐”的风气，细究元诗人的诗学渊承，对元代诗歌的研究较前人有更多、更深开拓。

五六十年代，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中，元代诗文所占篇幅都极小，且评价偏低。游国恩等所编《中国文学史》说：“元代诗文或宗宋或宗唐，大都走模拟因袭之路。因此在元代最有成就的诗家中，甚至找不到可以和梅尧臣、元好问并肩的人物。”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页262。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称：“统观元朝一代诗文，没有杰出作品，也没出现杰出作家，很难说什么繁荣。”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页799。这一时期，元代研究的重心在戏曲，元诗研究视野仅局限于元四家等诗人，评价尺度也较为单一。

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无元诗研究专著。台湾1978年出版包根弟的《元诗研究》一书，该书称元代诗歌，“彬彬称盛，上继唐宋二代，而下启明代诗坛”包根弟：《元诗研究》，（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页3。这些观点，受当时台湾较为兴盛的蒙元文化研究的影响，开启了重新评价元诗的风气。

八十年代，元诗研究在中国大陆开始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在学术刊物上相继发表论文，呼吁重新评价元代诗歌，调整元代文学研究格局，改变一直以来几乎以元曲研究取代元代文学的畸型格局这一时期，1980年《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发表周惠泉的《元诗浅谈》；1985年第3期《文史知识》发表隋树森的《元代文学说略》；1989年第2、3期《苏州大学学报》（合刊）发表刘明浩的《元诗艺术成就之我见》，皆对历来否定元诗的论点提出质疑。由此将元诗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十年代起元代诗文的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陆续出版了清人顾嗣立的《元诗选》初、二、三集（九册）（中华书局）、陈衍的《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张景星的《元诗别裁》及多种元人别集。九十年代，由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的《全元文》1990年提出编纂《全元文》的设想，1992年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重点项目，预计将收录元代3000位作者的30000篇文章。、中央民族大学主持的《元诗全编》大型总集的编纂工作启动，现正分册陆续出版，这些文献整理无疑将为研究工作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

九十年代至今，元诗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1991年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杨镰的《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时期元诗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第一次改变了近几十年来形成的元代文学研究格局，对元诗的评价较为中肯，表现了一种平和、理性的学术态度。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更细致地论述了元代诗歌的美学特征。杨镰《元诗史》文献颇为丰富，涉及的元诗人极多，是迄今为止对元代诗歌论述最为全面的一部专著。这些标志着对元代诗歌的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

近年来的元代诗歌研究中，学者已开始关注到元人“举世宗唐”的创作风气，邓绍基在《元代文学史》的《元代诗文概况》一章中，列有《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一节。张晶在《辽金元诗歌史论》列有《盛元诗坛的“雅正之音”》一节，也有部分段落联系到了元人“宗唐”的诗学风气。但是，这种研究还十分有限，元人“宗唐”的诗学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其形成、鼎盛，到丕变，对元诗发生着不同的影响，若能系统考察，将有利于探讨元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更好地研究“宗唐”风气下元代诗歌的流变轨迹。

二十世纪上半叶，几部重要的文学批评史著作，有关元代诗学均论之未详。1927年出版的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对元代仅寥寥几笔。1934年出版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北平人文书店）仅至两宋。同年出版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元代部分仅论及方回。朱东润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与194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也仅论及方回，且评价不高。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上册1934年出版，下册1947年出版）才开始关注到郝经、戴表元、赵文、刘将孙、杨维桢诸人。这一时期，对于元代诗学整体的评价无疑是较低的。但郭绍虞对赵文、刘将孙、杨维桢诸人的研究颇为深入。

五十至七十年代，元代诗学研究颇为冷落，仅有1960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陈苏《元代的文学批评》一文。文章认为元代文学批评在道学影响之下，死气沉沉。

1981年出版的两部文学批评史，一为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为王运熙、顾易生、刘明今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认为：“整个元代文学理论批评是比较冷落，没有生气的，既没有大的问题，也没有热烈的争论。”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630。承续了五十年代以来的观点，可以认作是对此前研究的一种总结；王运熙则认为元代“也产生过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与批评家”王运熙、顾易生、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页163。开启了八九十年代元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陶秋英编选的《宋金元文论选》，选编了元代17人的文论资料。此前，1979年台湾已出版曾永义编辑的数十万字的《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成文出版社）。这些资料，对元代诗学研究有一定的助力。

八九十年代，开始了对元代诗学的发掘与重新评价。1982年台湾朱荣智的《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对元代诗学有较为系统的探讨。1996年顾易生、蒋凡、刘明今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了近年来元代诗学的研究水平。二书对元代诗学均给予了较充分的肯定。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研究专著，如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北京出版社）、詹杭伦的《方回的唐宋律诗学》（中华书局）、张健的《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诸书，都对元代诗学的研究有推进之功。另外，有关元代诗学的论文也丰富起来，对于元诗法问题，对于郝经、刘将孙、刘因、戴表元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元代政治、宗教、科举与诗学的关系都有所涉及。这些表明学术界对于元代诗学日趋重视，研究也日趋细致、深入。

八十年代以来，元人“宗唐”的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邓绍基在1987年《河北师院学报》第2期发表《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文章以宗唐诗风形成和发展为标志，将元代诗史划分为前后两期：“延祐以前是宗唐得古诗风由兴起到旺盛，延祐以后宗唐得古潮流继续发展。”

顾易生等所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也有《元人的唐诗研究及关于诗法的探讨》一节，对元人“宗唐”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元人“宗唐”可追溯至宋、金之末，当时“南方的严羽，北方的元好问，几乎同时崛起于诗坛，以盛唐倡”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页1041。书中还将“宗唐”分成三个时期：1 灭金初期。这时期“宗唐抑宋”，一以“雅正”为归，以北方郝经、刘因为代表，他们“倡导风雅之义，浑厚之格，又往往从政治教化的角度来看待诗”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页1043。2 统一初期。这时的宗唐论者分为两派，一派以戴表元、袁桷为代表，一派以赵文、赵孟頫、圆至为代表，“前者重视唐诗的冲淡、雄浑、清圆的风格，后者重视唐诗抒情言事，以自然为本的艺术特征，各有所见”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页1045。3 延祐复科之后。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欧阳玄等，他们主张诗文应鸣国家之盛，提倡盛唐诗歌雅正恢宏的气象，同时力斥金末宋季乱世之音。

这一分期，关注到了“宗唐”之风在元代的流变，但是，按文中所举的代表人物，第一、第二期，时间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似更侧重于北方与南方地域之异。实际上，第一期的郝经，尤其是刘因，与第二期的戴表元、赵文差不多同时。郝经生卒为1223—1275年，刘因为1249—1293年，而戴表元为1244—1310年，赵文大约为1239—1315年。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推敲，关于第二期宗唐的两派，书中以戴表元、袁桷为一派，而赵文、赵孟頫为另一派，比较而言，赵孟頫的诗学主张，似更近于戴表元，而不是赵文。具体的内容，可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四章的有关部分。第三期为延祐复科之后，但延祐时期与元末至正时期，“宗唐”观念实有较大差异。延祐时期乃国势极盛之时，代表了“宗唐”之鼎盛，“雅正”观念如日中天，而至正时期，无论是诗歌创作的风气，还是“宗唐”观念都随着世乱俗衰，而呈现出与盛时迥异的风尚。因而，这种分期尚可斟酌。但是，对元代“宗唐得古”的诗学思潮进行分期，这一研究思路十分可贵，以此为参照，来清理元代诗学发展脉络，研究元代诗歌风格之流变，将使许多问题获得较好的解决。

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也论及了元人的“宗唐”问题，虽着墨不多，但立论颇高。他认为：“元人的宗唐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唐、宋诗的比较轩轾中，更表现在他们对诗的性质、发生、艺术手法、审美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上也异于宋而近于唐。”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20。具体表现为，宋人强调性情之“正”，元人强调性情之“真”；宋人重“悟”，而元人取“兴”；宋人主张“落华就实”，元人主张“寓于景物”。这样，对元人“宗唐”观念的研究，超越了具体的人物品评，提炼出了其中更深层的美学思想。

1989年沈时蓉、詹杭伦发表《宋金元文艺美学思想巡礼》（《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概括出元代诗学的三种审美倾向：崇尚江西诗派、复倡唐音、强调个性特征。这样，把复倡唐音仅作为元代诗学的潮流之一，这是关于“宗唐”问题的一种新观点。另尚有1998年叶爱欣发表的《“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殷都学刊》第3期）、2000年文师华发表的《元代诗坛“宗唐”的理论倾向》（《南昌大学学报》第1期），都发表了各自对元人“宗唐”观念的见解。这些探讨都十分有意义，虽然不免零散，或有待深入，但为建构元代唐诗学提供了较好的诗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第二节元代唐诗学研究的构想

唐诗代表着中华诗歌艺术的颠峰。唐诗研究自唐代即已开始，迄今一千余年，长盛不衰，构成古典文学领域里的一门显学——唐诗学。清理唐诗学的历史进程，总结其艺术规律，探讨其文化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诗的研究虽有久远的传统，“唐诗学”名称的行世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八十年代中叶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傅璇琮向学界倡议开展唐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随即在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上刊发了陈伯海的《唐诗学史之一瞥》长文，这是“唐诗学”名称的正式被提出。其后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的出版，反响颇广，启动了这方面的研究。

九十年代以后，唐诗学的研究成果渐多，专著有黄炳辉《唐诗学史述稿》（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版）、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傅明善《宋代唐诗学》（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更为丰富，且出现了其分支形态的研究著述，如许总《杜诗学发微》、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等，表明当作一种专门性学问的唐诗学已得到了广泛重视。

与唐诗学研究的兴盛状况相比，元代唐诗学的研究要薄弱得多。黄炳辉《唐诗学史述稿》中元代部分仅论及方回《瀛奎律髓》、杨士弘《唐音》、辛文房《唐才子传》三书，于郝经、刘因、虞集、戴表元、袁桷、杨维桢诸人无一涉及。蔡瑜《唐诗学探索》中元代部分也极简略。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虽以专题论述为主，不同于一般史书体例，但时间从唐宋及明清，地区从中土延伸至域外，论题既有选诗、纪事、理论形态，更及批评方法，实为近年来唐诗学研究的力作，但于元代也几无涉及。

元代唐诗学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实不应忽视，元人“举世宗唐”的诗学意义、文化意义均值得深入研究。它处在宋、明之间，而宋、明人的唐诗观念、诗学思想相差极大，正是由元人完成了这种转折与过渡。明人“诗必盛唐”诸观念实可追溯至元。因而，元代诗学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也是自唐入明的门户。其特殊的意义，实尚待深入开掘。

唐诗学作为唐诗研究的学术史，包括有关唐诗的理论批评，但不限于这一种形态。总括而言应包括：选诗、编集、注释、考证、圈点、说解、评论、写作等形态。这些都是关于唐诗的学问，都反映着对唐诗的接受，因而都应作为研究的对象，如此全景式的视野才可能较全面地反映一代唐诗学的整体风貌。就元代而言，其形态则主要表现为选、说、论、写几种。

选本，是人们接触和研习唐诗最切近的一种方式，反映着编选者的用心、眼光，也反映着当时的诗学风气，蕴含着丰富的唐诗观念，同时，选本还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因而，就唐诗接受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元人的唐诗选本流传至今的不多，但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却颇为重要，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乃江西诗派的结晶之作，其蕴含的唐诗学思想正是对整个宋代江西诗派唐诗观念之总结。元末杨士弘的《唐音》，是唐诗学史上第一部以盛唐为宗主的唐诗选本，它既是元人唐诗观念的总结，更是明代唐诗学的重要源头，对有明一代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诗评和诗论，这是人们熟知的两种研究方式。评即批评，指对具体诗人诗作的分析评论；论即论述，是对诗歌流变及其原理、方法的概括说明，两者常有交渗。评，又有两种基本的形态：一是附着于诗歌文本的评语或批语。这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本文批评，所评大抵不离乎词句篇章，时亦涉及意境与风格。如方回的《瀛奎律髓》融选本之学与诗评之学为一体，诗后常附有对诗句的评点，可视为元人唐诗诗评之典型。另一种独立于文本之外的批评，更多地指向诗人，品评其艺术风格、审美精神。元人的大量序跋、书信、笔记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唐诗诗评、诗论材料，因而，必须系统、全面地阅读元人的诗文别集，从中收集有关唐诗的各种“评”与“论”，这样对于不同个体、不同时期的唐诗观念的研究才可能较深入、客观，才可能清理出一代唐诗观念的流变轨迹，较准确地反映一代唐诗学的全貌。这正是前人关于元代唐诗学研究甚为薄弱的地方，也正是本文的一个着力点所在。

写作，是指考察人们在唐诗影响下的诗歌写作状况。唐之后，历代诗人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唐风笼罩之下，所谓宗唐宗宋之争、宗盛唐宗晚唐之争、宗李杜宗王孟之争，所争者不单为学理，更关乎当前之创作，即树立怎样的诗歌范型的问题。因而，元代唐诗学也必须充分考察元代诗歌创作中的唐诗接受情况。如元初仇远、白珽，元中期杨载、范梈，元末顾瑛、倪瓒诸诗人的诗学理论并不突出，但是他们的创作本身即反映出一种诗学风气，他们以创作的方式推进和影响着元人“宗唐”之观念。

总之，元代唐诗学的核心内容是元人的唐诗观。这种观念由其所处的时代诗学潮流及总体文化环境生成，而又渗透、贯穿于其全部诗学活动之中，因此研究元代唐诗学的关键在于研究其内在的诗学观念，注目于其唐诗观念的流变。

研究元代唐诗学观念的生成与演变，必须联系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进行。元代社会环境较为特殊，蒙主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其政治、文化政策对文士生活、心态影响甚大。元代理学之大兴，学校、书院、书业之发达，科举制度之兴废，对于元代诗学的展开都有一定影响。因而，对元代政治、文化背景的考察就成为本书的一个基本起点。

元代唐诗学有着较明显的地域性、时段性特征。其地域性主要表现在，以北方之大都和南方之江浙、江西三地为中心形成了颇具影响的三大文化圈。三大文化圈，因受政治及文化渊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各自的内涵和特征。在文化、诗学思想上，各有其价值取向。在唐诗学观念上，则代表了“宗唐”的不同倾向，从而形成了宗唐的不同派别。随着三地人物的不断流动，三地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渗，宗唐诸派也不断地发生着分化与组合。其间的分合起伏，构成了元代唐诗学发展的重要线索。

元代唐诗学的时段性则通过其形成、发展、蜕变三个相互连贯而又各自独立的环节体现出来。需加说明的是，这种时段性除了唐诗学自身生长变化的规律外，还与整个元王朝的兴盛衰变有着紧密的关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唐诗学的发展变迁亦莫能外。不同时期的人对唐诗的接受有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唐诗的解读也有别。

除了从地域、时段的角度，理清元代唐诗学的整个发展脉络外，对于元代几部重要的唐诗学著作则进行了专题研究，意在通过点（专著）、线（时段）、面（地域）的多重结合，进一步突显出元代唐诗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整个唐诗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