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艺术特征比较研究

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史上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在历代的唐宋诗之争中，实已包含有对唐宋诗艺术特征的认识。如严羽《沧浪诗话》讲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向来被认为是对宋诗创作特色的概括，人们对宋诗特征的认识，常通过唐、宋诗的比较来加以说明。在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高下优劣的争论，涉及唐、宋诗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比较。当同光体之类的旧诗成为遗迹，宗唐与宗宋的门户之见不复存在之后，这依然是唐宋诗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说：“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他认为，“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很显然，胡适是从提倡白话文学的角度评判宋诗的，肯定宋诗中那些很近白话的诗，而对江西诗派掉书袋的古典诗则持否定态度。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平民文学，要打倒贵族的古典文学，所以当时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诗运动中的江西派之诗，均在被排斥之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他将江西诗派归入“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而加以否定。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尚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言论，虽非专为研究宋诗而发，影响却十分深远，给宋诗运动以致命的一击，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唐诗研究受重视而宋诗遭贬斥的局面。

与唐人作诗多出于自然感兴不同，宋诗多讲究命意曲折和修辞功夫。胡云翼《宋诗研究》认为，宋代诗人在创造方面虽没有唐代诗人伟大，但在诗的描写技巧方面有进步。“第一：宋诗格外的整练有规矩，没有唐人不工稳的毛病了；第二：宋诗的描写越发细致，没有唐人粗率的毛病了；第三：宋诗的描写特别冲淡，没有唐人一味豪迈意气的毛病了。”他说宋诗的特色还在于造了一个新诗境，那就是宋诗里面有一种充满了画意的诗异常发达。尽管胡云翼对宋诗特色的把握有可商榷之处，但他从“技巧”与“诗境”两个方面来分析宋诗特色的方式值得肯定。程千帆在1940年写的《读〈宋诗精华录〉》中认为，“唐人之诗，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及五季之卑弱，而宋诗以出。宋人之诗，主意者也，意亦莫高于宋。后有作者，文质迭用，固罔能自外焉。”他说：“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势也。浸假而以议论入诗。夫议论则不免于委曲，委曲则不免于冗长，长则非律绝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诗愈夥也。其极至句读不葺，而文采之妙无征；节奏不均，而声调之美遂閟。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长。”以缘情与主意作为于创作上分别唐、宋诗的主要特征。

唐人作诗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力巧夺天工，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缪钺在《论宋诗》一文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漳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诗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他认为宋诗的内容较唐诗更为广阔，能略唐人之所详，而详唐人之所略，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宋人作诗讲究熔铸群言，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因“凡有来历之字，一则此字曾经古人选用，几最适于表达某种情思，譬之已提炼之铁，自较生铁为精。二则除此字本身之意义外，尚可思及其出处词句之意义，多一层联想。运化古人诗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则曾经提炼，其意较精；二则多一层联想，含蕴丰富。”他以为唐人律诗，其对偶已较六朝为工，宋诗于此，尤为精细。大抵宋诗对偶所贵在工切、匀称、自然、意远。唐人为诗虽也重句法，而宋诗造句之法，在求生新，求深远，求曲折，以矫俗熟卑近和陈腐。宋人于唐诗用韵之变化处特加注意，喜押强韵，喜步韵，因难见巧，反可拨弃陈言，独创新意。唐诗声调，以高亮谐和为美，而黄庭坚的山谷体诗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与唐人作诗相比，宋人从运思造境到炼句琢字和韵调音节，皆有自己的特点，其长处为用意深折，意味隽永，其流弊为喜用偏锋，乏雍容浑厚之美。或专求奇字缀葺成诗，乍观有致而久诵乏味；或求工太过失于尖巧，剥落色相而流于枯淡。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开篇即谈“诗分唐宋”的问题，认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此说一反前人论诗时以朝代区别唐宋的做法，将唐诗和宋诗作为古典诗歌的两种基本体格和审美范式：一以“丰神情韵擅长”，一以“筋骨思理见胜”，前者真朴出自然，后者则刻露见心思。之所以如此，深层的原因是人的性分之殊，钱钟书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也就是说，并非宋朝人写的诗才叫宋诗，唐朝人写的诗才叫唐诗，这是就时代而言，具体到作家本人，“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换言之，一个诗人可能既写唐诗又写宋诗，关键在于其一生的性情变化使之然。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认为：“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又说：“凭藉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他认为宋人的习气是“资书以为诗”，所以“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认为宋诗的艺术成就虽不及唐诗，但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的宋诗研究几近于空白，而海外却有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出版。他以为宋诗的重要特征和价值，不仅在于对前代的继承和总结，更重要的在于对传统诗歌意绪表现范围的解放：一是视界的开阔，一是悲哀的扬弃。这也是宋诗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内涵和特征，宋人不但把诗视为抒情或流露感情的场所，同时也把诗当作传达理智的地方，由此形成了宋诗表现的叙述性和思辨性的特征，造成唐宋诗内在的本质区别。他说：“正因为如此，唐诗显得如火如荼，紧凑而激烈。简言之，在匆匆趋向死亡的人生过程中，诗人作诗只能抓住贵重的瞬间，加以凝视而注入感情，使感情凝聚、喷出、爆发。诗人所凝视的只是对象的顶点。这是唐诗之所以显得激烈的原因。唐诗是凝缩而简洁的，但视界的幅度却也因而受到了限制。宋诗则不然。宋人以人生为长久的延续，而且对这长久的人生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具有广阔的视界。诗人的眼睛不只盯住在产生诗的瞬间，也不只凝视着对象的顶点。他们的视线广泛地环望四周，因此显得冷静而从容不迫。”所以宋诗中不仅悲哀题材的作品很少，即使表现悲哀，也能够客观、冷静地对待，在理性的逻辑之中，仍能透露出希望之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国内有关宋人是否一反唐人规律而不懂形象思维的争论，促使人们对唐宋诗各自的艺术特色进行反思。如陈祥耀在《宋诗的发展与陈与义诗》中指出：历史上有关唐宋诗短长的争论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宋诗不如唐诗，一派认为宋诗较唐诗是有所发展的。这两派都看到了宋诗的一个方面，拘之则偏，合之则全。他说：“宋诗议论多，用典多，散文化的倾向较突出，含蓄抒情和形象思维确有不及唐诗的地方；但它在技巧上力求翻新，力破余地，对唐诗来说，也确有新的发展。”他从比较的角度谈宋诗特征，说：“大抵唐诗善摅情，以韵味胜，宋诗工言理，以意趣胜。唐诗较浑厚，宋诗工委曲。唐诗以气魄雄伟胜，宋诗以态度闲远胜。唐人豪迈者，宋人欲变之以幽峭；唐人粗疏者，宋人欲加之以工致；唐人流利者，宋人欲出之以生涩；唐人平易者，宋人欲矫之以艰辛；唐人藻丽者，宋人欲还之以朴淡；唐人白描者，宋人欲益之以书卷；唐人酣畅者，宋人欲抑之以婉约；唐人多炼实字，宋人兼炼虚字。宋诗文理察密，技巧精细，有逾于唐；而气韵之涵蕴不逮焉。”关于宋诗特征的概括，当时较为流行的还是严羽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人们认为这虽是对宋诗的批评，可也道出了宋诗的特点，所以常从这几方面来探讨宋诗特征。

在《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一文中，王水照参照严羽的说法，认为宋诗的三大特点是：散文化、议论化、以才学为诗。匡扶在《宋诗的评价及其特色浅谈》中指出：宋诗除了散文化、多议论之外，语言的通俗化也是主要特色之一。他认为，在宋代“诗人们肯于吸取、提炼民间口语，来丰富和翻新自己诗的语言，造成一种清新流畅、朴实自然的风格。”许多宋诗写得明白如话。通常，人们将严羽讲的“以文字为诗”，理解为“以文为诗”，即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指把散文的一些手法、章法、句法和字法引入诗中。但胡明在《“以文为诗”和“以文字为诗”》中认为：宋人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指叙事和言理——尤其是言理——入诗而说的，而其形式特征即结构手段、叙述方法的散文化倾向是次要的内涵。再则，严羽的“以文字为诗”，主要指的是宋代诗风的两个不良倾向：一是雕琢文字，游戏音韵；一是“点铁成金”，挦扯缀补。所以将“以文字为诗”理解为“以文为诗”是错误的，并且，“以文为诗”也不等于散文化。胡念贻在《关于宋诗的成就和特色》中指出：宋诗的数量超过《全唐诗》两倍以上，其中确有大量的好诗，不能用严羽讲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来概括宋朝一代的诗歌。因为这导致人们对宋诗产生两个看法：一是宋诗缺乏生活；二是宋诗缺乏形象。

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看作是对宋诗特质的概括，以此为依据论述宋诗，自然会导致对整个宋诗评价的偏低，或者说是把宋诗的缺点当作特点。那么，如何就宋诗在文学史上所取得的成就来探讨宋诗特色，如何就宋诗的具体评价概括总结宋人的艺术个性，就是宋诗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从诗歌意象、文化蕴涵、艺术风韵、题材范围、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等诸多方面，对唐、宋诗的艺术特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可贵探索，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

唐诗创作以自然意象为主，宋诗多为人文意象。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较唐代作家要高出许多，故人文意象在宋诗中亦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反映一代宋人的读书情趣和书生本色。霍松林、邓小军在《论宋诗》中指出：宋诗的特质是发挥人文优势，即通过人文意象的描写与典故、议论的运用，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情感思想，体现一种有品节又有涵养的精神。“宋诗用典之多超过了唐诗，这固然与宋人读书多有关，但更与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关。用典的妙处，在于增添诗歌语言的渊雅风味。”用典除了是一项古为今用的语言艺术手段，也是人文意象的渊薮。宋诗的用典，一是借以深化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二是借以寄托尚友古人的人文情怀。宋诗的议论也发自人文修养，是抒情的延伸和深化。“自然意象的淡化，人文优势的提升，规范了宋诗淡朴无华的基本风貌。崇尚品节的精神，艺术上的刻意求新，决定了宋诗瘦硬通神的风格要素。富于人文修养的情致，则产生了宋诗渊雅不俗的独家风味。”与唐诗的兴象玲珑不同，宋诗之美是一种风致美，而风致是人文情趣的体现，是品节涵养的呈露。

唐、宋诗是不同类型文化的产物，宋诗的文化蕴涵和艺术风韵有异于唐。宋文化发轫于中唐、复兴于庆历、而具形于元祐，宋诗的发展亦然。龚鹏程在《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中指出：宋文化形成后，乃有所谓宋诗，有宋诗，方有唐宋诗之争，“所谓唐，所谓宋，非朝代之别，乃不同风格类型之分，犹文化类型中可区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也。”他认为自中唐哲学突破后，宋诗之风格特质方逐渐形成，表现于体制变迁、反省之创造和道器合一等方面。宋人的创作形态，非表现之创造，而为反省之创造，创作方式趋于以复古为开新一路。又宋人通艺事于妙道，论书画论诗歌，以人格比合风格，几与论修身同义，“方是时也，艺术制作，既与人格修持无异，评诗论人，亦当具同一眼目。”刘乃昌、王少华的《宋诗论略》认为，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更重品节，宋人学陶多着眼于陶诗的远韵清操、高情逸趣，宋人学杜的作品也大都体现出一种人格美；宋诗较少唐诗那种浑雅醇厚的韵致，而多含睿智哲思，长于在写景抒怀中寄寓诗人对于历史、社会、人生、政治等问题的种种见解，以理取胜，又不抽象说理，对人生体验更加深化，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超越唐人重音容声色渲染的艺术表现定势及窠臼，宋诗的特色在于看似朴淡而意蕴深隽，归于平淡简古，进入高风绝尘的雅趣清境；与唐人作诗注重声调格律的响亮圆润不同，宋人发展了拗句和拗律的体制，从而形成了宋诗的苍劲风骨。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宋诗的价值不在于类似唐诗，亦不必与唐诗争高下，而在于能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方面开拓出新。在《宋诗之传承与开拓》一书中，张高评专就宋人咏史、咏物等题材的翻案诗、宋代的禽言诗，以及宋人咏画、题画诗所创格的“诗中有画”之表现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说明“宋诗既有传承古学之襟抱，又富于开拓之气象，故能于唐诗登峰造极之后，别开生面，蔚为与唐诗争驰抗衡，风格独具之自家特色。”认为宋诗或发扬光大唐诗之优长，凡唐人浅言少言泛言者，宋人深言多言切言之，必期至于淋漓酣畅而后已；或喜作理性思考，深造有得，创作家与理论家纷纷作“出位之思”，于是而有诗画一律、诗禅相融、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诗书画相济诸事实与理论。朱刚的《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就宋人按题材类编的两种集子进行统计，指出宋诗取材广、命意新的特点的形成，在于“缘情”和“体物”的界线消失，取材上不受限制，使诗歌题材扩大至于“无所不包”的境地。在政治和社会问题题材的诗歌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诗歌成为士人风雅生活的必备内容，生活中随处而有的诗意都被发掘出来，诗不但是千古事业，而且就是生活。故诗无所不在，诗的题材无所不包。

与唐诗的情来、气来、神来而声色并茂不同，宋人论诗谈艺常言“脱俗”，强调艺事的精深华妙和风格的超迈流俗，这最终取决于作家的人文道德修养，是一种与诗人的人品、人格紧密相联的精神境界。秦寰明在《宋诗的复雅崇格倾向》中指出：宋代诗歌创作中存在着复雅崇格的倾向。由复雅而归于崇格，反映出宋人注重创作主体内在的超越流俗的人格精神和高逸情趣，进而致力于诗歌的平淡境界和思理筋骨的逻辑力量的追求。因崇格较之复雅更须求诸作者的胸襟气骨，并且具体而微地体现于用笔的技法力度，这是对唐诗主情传统的反拨和超越。张毅认为：作为宋诗代表的苏、黄诗学，虽讲求理智之沉思，亦重情气之灌注，追求的是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的理趣，其最终所要达到的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老境美，一种外枯而中膏、似癯而实腴的成熟之美。宋人对老境美的追求，体现为襟怀淡泊、思致细密和情意深邃等方面。宋人把“平淡”作为作家艺术成熟的标志，注重化巧为拙、藏深于朴，用自然素朴的表现形式反映出蕴意深远的人生感悟。宋诗拔去浮言腴语的瘦硬风格，是宋人“造平淡”的一种特殊方式，以命意深折和词理的细密为特征，讲究语意老重和规模宏远。就更深一层次的情感表达而言，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种人世沧桑的凄凉和强歌无欢的沉郁，它源于当时作家心理感情中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属于一种带有理性批判否定精神的情感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