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国立强盛，涌现出大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而天赋极高的诗人，形成“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盛唐文化。李白就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是成就其浪漫主义诗风的源泉。可以说，李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纵横驰骋，腾挪变换，展现出一往无前的创造。在他的诗中，诗人将浪漫主义精神渗透于各种题材，浪漫主义精神情怀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高度的统一。诗人以他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无可比拟的手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境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视野。可以说李白的诗歌是中国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照耀千古，永彪史册。
李白的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使他有“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但“穷则独善其身”思想不免与道家厌世的思想合流，游侠的思想又使他重诺轻物，轻视传统，追求一种个性的张扬，养成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和豪迈旷达的作风。这是魏晋开始以来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也是盛唐精神高度升华的产物。
李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的“无为”，庄子“无用”的思想，厌世、孤傲的风格在李白身上可找到影子。这种道家思想影响又有着双重作用。积极的一面是狂放不羁、大胆追求、热切的寻求个人自由与解脱。森严的封建礼法和庸俗社会关系使他窒息，黑暗的社会中找到出路，所以便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急切的追求着个人自由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消极影响是表现颓废避世的一面，一味地求山访道、喝酒取乐、脱离现实，将道家那种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因素代入到他的诗中，无形中消弱了他的浪漫主义表现力和感染力。
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独特的思想，而独特思想又造就了诗人独特的性格。他们既有区别又有相通之处，在李白身上是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就导致了李白思想的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求仕与隐居思想行为的交织与融合。天地之道，得之于心，然后吐之为文章，这就是李白的诗歌。儒、道、侠三种思想奇妙地统一于李白思想性格和气质中，这种独特的思想使他的诗歌创作中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极大地批判现实力量。
特定的文学是特定时代的反映，风格是时代的产物。李白乘时代之风，翱翔于诗坛，因而他的诗风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李白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当时诗歌是在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下形成的一种新潮流的产物，而李白也正是在这种文化乳汁的哺乳下步入了高峰，成为这种新诗歌的优秀代表。
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他的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在这不凡的浩大气势里，体现出其自信与进取的志向和傲视独立的人格力量。李白诗之所以惊动千古者正在于此。如他在《江上吟》诗中所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唐诗发展到中唐出现转折，由盛唐的浪漫热情转向对现实的冷静思考，呈现出唐诗发展的第二次繁荣，而大历时期正是盛唐向中唐的一个过渡，它开启了中唐诗风的转折。
李贺生活在中唐晚期，短暂的一生便经历了德，顺，宪宗三个朝代。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满是失望的世界。频繁的朝代更替，身居官职的身份，“往往独骑还往京洛”的对政事的关注，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社会的黑暗，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在这个笼罩着孤独，伤感，忧郁的时代，李贺将自身浸润其中，每一个细胞都吮吸着社会的乳汁，慢慢扩充，慢慢膨胀。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全部一股脑儿挥洒在文学的画卷上，如山水泼墨画般，随意挥就，泼墨潇洒，若隐若现间全是他飘逸的思绪和独特的想象。他的苦闷，忧愁，压抑，愤激，不满，所有的情绪贯注在字里行间，渗透进诗的魂灵。于是，花有了语言，草有了思想，鬼蜮的世界开始生动上演，就连黑暗也有了楚楚动人的姿态。那种怪诞的诗风逐渐凝聚，笼罩在一个脱离了现实的世界上，李贺独自陶醉其中。
李贺诗歌的怪诞，低沉，和当时的社会时代正相吻合，也体现了社会时代对李贺诗歌创作和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中唐时期，大历诗风盛行。较之盛唐时期的诗人，中唐的诗人失却了盛唐诗人的昂扬的斗志，勃发的精神风貌。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后，他们追求太平的梦想落空，一切美景急速离场，换上的是一片枯槁。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创作心态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变得感伤而细腻，开始倾向于以个人的主管眼界去看待事物，剖析问题，谋划创作。他们在夕阳衰草中抒发时运不济的感慨，在长亭古道上徘徊寻找离去的方向。不忍直视破败的社会，无言以对，促使他们寻求一个安逸宁静的空间，以一种冷漠的眼光去抒发，去展现孤独寂寞。难以言状的内心世界。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晚唐诗歌面貌再次发生变化。由盛唐的雄健壮丽，转而为哀婉凄艳在这既延续中唐又能自成一代诗风的晚唐诗坛上，李商隐举足轻重。
在诗歌创作上，李商隐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但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使他目睹朝官大量被杀，宦官擅权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转变，写下了〈有感二首〉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尤其是以七言律、绝为主体的大量无题诗和咏史诗，成为他最具独特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咏史诗和无题诗的成功创作而奠定的。李商隐诗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七绝。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藉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李商隐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
从李商隐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晚唐文学延续着中唐的路子，不过，由于甘露之变以后，宦官操纵时局，士大夫党争不休，藩镇对抗朝廷，文人晋身权力中心的道路更窄，所以笼罩在文人心头的是失望与沮丧的情绪。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晚唐人不仅没有盛唐时代那种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元和时代那种满怀激烈的勇气。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人，更多地是在对历史的追怀中发出对现实的喟叹，在对自然的眷念中表达对人世的疲倦，在对爱情的感怀中寻求个人心灵的抚慰。
晚唐诗人写诗多是旷达之作，但这样的旷达并非悠然自得的那种旷达，而是透露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不满与失望，甚至是绝望。这样深深的无奈，造就了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淮》）。”这与魏晋诗风很是相似，同样是多事之秋，也同样对社会政治的不满与失望，二者所采取的是很相似的手法。魏晋诗人醉心于玄学，而晚唐诗人则沉醉在历史、自然和爱情的题材中。如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幽愤诗》一样，都是在述说本身的不得志和国家的曰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