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党天正 【本书体例】

【原文】：

王耶王耶何乖劣⁽¹⁾，不顾宗庙听谗孽⁽²⁾。任用无忌多所杀⁽³⁾，诛夷白氏族几灭⁽⁴⁾。三子东奔适吴越，吴王哀痛助忉怛⁽⁵⁾。垂涕举兵将西伐⁽⁶⁾，伍胥白喜孙武决⁽⁷⁾。三战破郢王奔发⁽⁸⁾，留兵纵骑虏京阙⁽⁹⁾。楚荆骸骨遭掘发⁽¹⁰⁾，鞭辱腐尸耻难雪。几危宗庙社稷灭，庄王何罪国几绝⁽¹¹⁾。卿士凄怆民恻悷⁽¹²⁾，吴军虽去怖不歇⁽¹³⁾。愿王更隐抚忠节⁽¹⁴⁾，勿为谗口能谤亵⁽¹⁵⁾。

【鉴赏】：

据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记载，楚国乐师扈子非难楚平王听信奸佞谗言，诛杀伍奢、伯州犁等忠臣义士。从此，侵犯楚地的外敌不绝于境。以至其墓被掘，尸体被鞭，楚国君臣蒙受凌辱。又伤昭王困迫，几为天下所轻。因而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本诗即为此曲的歌词。诗以穷劫命题，意即困厄危迫之曲，可说是一首哀伤楚国危亡的挽歌。诗中斥责了楚平王任用奸臣，轻信谗言，残害忠良的暴虐行径，展现了吴军破楚后昭王出逃，宫室遭掠，腐尸受辱，上民哀伤的景况，表达了作者的悲伤哀怨之情，痛惜惋叹之意。全篇十八句，从内容和结构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层。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是写楚平王的昏庸残暴。开篇以重叠的字词，深情地呼唤楚王，责怪他为何乖张暴虐，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情绪，有怨恨，也有斥责。下面三句，具体申述楚王的“乖劣”之举。他置国家社稷于不顾，听信谗言恶语，任用奸佞小人，枉杀忠臣，诛连九族，戕己助敌，亲痛仇快。昏庸无道的平王，把楚国推向了危亡之途。中间十二句为第二层，揭示楚王“乖劣”所导致的严重恶果。平王的滥肆杀戮，迫使伍子胥，伯嚭离国出逃，东奔吴国。“吴越”为偏义复词，言吴而连及越国，此处实指吴国。楚王无道，吴王哀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楚王之所为，正好授人以柄，给吴国造成了讨伐的口实，吴人自然求之不得。在吴国的帮助下，伍胥伯嚭挥泪垂涕，举兵伐楚。“垂涕”二字，既见出他们的不忍之情，又表明其怨愤之意，先辈被杀，家人遭诛，昏君不除，国无宁日；父仇不报，枉为人子。他们完全是被逼的，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楚国政治黑暗，奸臣当道，腐朽不堪。吴人三战，即攻入郢都，楚王也落得个逃奔出亡的可悲下场。郢都失陷以后，宫室遭到劫掠，平王尸骨亦被掘发，腐尸受到鞭打。伍子胥的父仇终于得报，而诗人却把此视为楚国的奇耻大辱，认为此“耻难雪”。这场悲剧，正是平王一手酿造的。一场空前的劫难，使楚国几乎濒于覆亡的边缘。作者痛心疾首，怆然发问，平王已死，昭王有何罪过，竟使其国近于绝灭?楚国破败，卿士悲伤，百姓哀痛。吴军离去之后，人们还心有余悸，恐惧不已。可见战争给楚人的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创伤。这一层，作者紧承上文之意，多层次地展示了楚王的“乖劣”，不仅给楚国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也使他自己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国家倾覆，生灵涂炭，平王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最后二句为第三层，诗人表露心迹，述说愿望。他提醒楚王应痛定思痛，怜惜并抚慰忠节之士，莫要听信谗言的毁谤中伤，为奸佞小人所左右。前车之覆应该成为后车之鉴，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是诗人从惨痛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这二句，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主张与态度，有希望，也有警戒；有期待，也有讽谕。全诗以形象化的语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楚国的政治状况以及吴楚斗争的历史，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诗作以责问楚王起笔，又以寄语昭王作结，中间详陈原委始末，交待前因后果，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诗意环环相扣，相承相生，顺序而下，脉络清晰。作者以叙述的口吻记事，以饱含感情的笔调写人，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情随事发，夹叙夹议，亦诗亦史。格调沉痛哀怨，语言朴实自然，感情色彩极为浓重。全篇均为七言，句式整齐，押韵灵活，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