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其人可乎

“不知其人，可乎”?对这个问题，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有不同的回答。

文学创作与欣赏，存在作者、作品、读者三大要素。三者都可以作为研究的本位。根据研究对象择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和方法。持作家本位的实证主义批评，将文学研究等同于考据，着重对作品产生的背景的探究;持作品本位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则着重对作品的语言结构的探究;而持读者本位的接受美学理论，强调作品的未定性，更多着重于作品的功能的研究。各种方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有理有效。但如果各执一偏，相互排斥，那显然与系统论的方法相违背。在“知人”这个问题上，尽管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看法不一样，但在实际欣赏活动中，“知人”构成一种欣赏的前提条件，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文学作品情况千差万别，很难执一而论。“知人”的必要程度，也应视具体对象而定。

“诗言志”(《尚书·尧典》)，“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很早人们就认识到诗歌这种体裁，是以表现或抒情为特征的。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多为诗人自我形象，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带有诗人的影子。《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我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一向重视“知人”，西方的文艺批评几乎也不谋而合。如近代法国文论家申徒白吾便以为研究作品应当先从作者的人格、状态、遗传、境遇、生涯诸方面着手，通过这“媒层”，方可洞悉作品的意蕴。唯西方现代新批评派反对这种方法，认为作者生平事迹除了帮助我们了解某些用词含义和私人生活的影射，没更多的用处。比如大谈济慈如何在花园里听到夜莺的歌声，与我们评价《夜莺颂》这首诗实在无甚相干。(参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种反对意见虽然确实刺中了某些考据成癖或为考据而考据的文艺批评的痛处，却有较大片面性。因为即便都是诗歌，其表现形态也有千差万别，不可执一而论。就某些抒发常人较普遍情感的诗作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具有较明显的象征意义的诗作如王之涣(实应作朱斌)《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了解作者生平的确无妨于欣赏。然而更多的情况则是诗人的创作具有某种特定环境、特定的人事关系，抒发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诗作具有艺术个性。因此，如果读者对作家生平一无所知，对于创作的背景一无所知，那么他对于这一作为个体创作的精神产品，很可能是一知半解，甚至于产生误会。倘使他仍对此津津乐道，便成一则笑话所说的瞎子品味鱼汤，而不知鱼尚未丢进锅内。青年朋友未具“知人”之明而误会古代诗词的例子所在皆有，似不必小题大作，多加揶揄。然而名家忽略了知人说诗，闹出笑话来，那影响就不一样了。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交谊甚厚，颇有诗歌往还，这在今天稍有文学史知识的读者也有所了解。因为杜年辈晚于李，故杜赠李之诗作尤多，如以下二诗：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君》)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

倘若今日有人说这二诗是以“前辈”身份教导“后学”，岂不令人哑然失笑?殊不知犯这个卤莽灭裂的大错误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评解“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的金圣叹，在他的名著《杜诗解》中对前二诗解道：

眠何必共被?行何必携手?此殆言己(杜甫)无日无夜不教侯(李白)作诗。读他日“重与细论”之句，盖先生之教之，不信然哉!

读“飞扬跋扈”之句，辜负“入门高兴”、“侍立小童”二语不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见前辈交道如此之厚也。

本来金圣叹的诗文评，是以纵横老辣，明快如火，常发人所未发见称的。但这位评“才子书”的才子，才子气实在太重。他既不重杜诗之编年，也不重写作的历史背景，堂堂杜诗专家而不知李杜年辈之少长，也实在太令人费解了。(估计这一误会，是由误解杜甫《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二句而来的，盖古人称呼“生”乃“先生”的意思，与后来称呼年轻人为“生”，不能混为一谈。)如此忽略知人论世，而一味主观意逆，忽略考据而欲阐发义理之精微，也就难免说错话。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答曰：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