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躲在历史阴暗角落里冷笑？——李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及其改嫁问题合理性之探讨
吾国之人，其擅造假也，自古而然。其所以者，则无非为利之一字而已矣！上至远古之历史，造假之，为乘文献散漫之便；近世为时且不远，亦造假之，而令当时即已模糊难辨。崇高尊贵如皇帝九五之尊，造假之（神化之、完美之），甚而陵寝坟墓，亦造假之。下至士流，为文而不以情实，而善伪。如是者，吾国历史遂乃成造假之历史，梁启超《中国之旧史》云：“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政治岂非分配利益之最根本形式者乎？统一之利益口径，能无假乎？而历史之烟云历时既久，遂扑朔迷离，而多不可辨其实矣。政治史不必论，即以社会言之，则食品造假，甚至有假离婚一事；以文化言之，则假古董、假书画横行宇内，假国学大师、学术大师之类蔚为壮观。中土大地，欲寻其真，难乎哉！
李易安改嫁之事，亦历史造假之一端也，而诸造假之行径之中，以文字造假为最难辨，而李易安不幸罹之！宋人虽倡贞节，而于改嫁一事则甚通脱，上至贵族，下至民间，皆不关乎道德节义之评价。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程颐语），乃程朱理学之所持，李易安虽略与二程同时而稍后，然理学之为统治者所大用尚在朱熹之后，则已非李易安之时代矣。故即令李易安改嫁为真，亦无损于其文学，无损于其与赵明诚之爱情，即赵明诚诚然而有陈祖美所言致令李易安有“婕妤之叹”之实，亦无损于李易安之于赵明诚之感情也。故学界有论《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者云：
作者自述晚年改嫁前后的不幸遭遇；表现了这位善良无辜嫉恶如仇的旷古才女所经受的人生磨难，读来令人潸然泪下。至于聚讼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改嫁”公案，考真伪者态度固然可敬，“辩诬”者的心情固然可感，然而，“诬”不在“改嫁”，而在于对改嫁的种种“讥”、“谈”和“无根之谤”。清照之时，改嫁并非大逆不道，皇贵相尊都视若平常，况一流落无依的弱女子呢？如是而已。
针对李易安改嫁之事，明人乃始有疑，至今众说纷纭，而历时既久，其直接否认之文献资料尚未发现，而无此种直接之文献资料，即不能得其实邪？今人丁启阵《李清照是否曾经再嫁？》一文，尝汇总列举古今关于此一问题之诸多观点：
一、李清照当时年岁已高。明徐《徐氏笔精》:“李五十有二，老矣。”附议、同调者有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俞正燮《癸巳类稿》、查伯葵《李易安论》、叶廷琯《瓯波余话》、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二、李清照的公公、丈夫都是有地位有身份之人，没有改嫁的道理。徐《徐氏笔精》：“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附议、同调者有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三、宋人小说常常诬蔑贤人。卢雅雨引陈云伯语，见清陆以湉《冷庐杂识》。附议、同调者有清胡薇元《岁寒居词话》、俞正燮《癸巳类稿》、李慈铭《越缦堂乙集》（坐实秦楚材、张九成）、清薛绍徽《黛韵楼文集》、唐圭璋、潘君昭《论李清照的后期词》。四、世传《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文笔不佳，措词有瑕疵。俞正燮《癸巳类稿》主此说。五、百年之后的宋人著作，有称李清照为“赵明诚妻”的。俞正燮《癸巳类稿》主此说，附议、同调者有夏承焘《唐宋词论丛》。六、《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李清照改嫁一说，系张汝舟为报复李清照举报他“妄增举数”之仇篡改所致（李清照举报源自张汝舟骗取自己玉壶之恨）。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主此说。七、李清照作《金石录后序》，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李清照举讼张汝舟，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情理不合。李慈铭《越缦堂乙集》主此说。八、当时赵家势力尚盛，不容李清照改嫁。李慈铭《越缦堂乙集》主此说。九、后人将张汝舟妻李氏举报丈夫妄增举数事，移花接木弄到李清照头上。李慈铭《越缦堂乙集》主此说，附议、同调者有清薛绍徽《黛韵楼文集》。十、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生前爱情深笃。清符兆纶《明湖藕神祠李易安居士记》主此说，附议、同调者有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十一、当时李清照因避乱南渡，辗转各地，时间不允许。龙榆生《漱玉词叙伦》主此说。
备察诸说，唯第三、第四、第九三条最为关键，其他诸条理由俱不充足；而此三条之中，又以第三条最为关键。盖诬人者，必有其现实之利益目的，而不当视为类同文学创作之虚构，何况即伟大之文学作品，亦难免于含沙射影之行为，此文人伎俩使然，而根本相关于际遇而感应于其内心者也。以当时之历史事实论之，即令李易安改嫁为实，改嫁既非可议之事，则他人之讥笑，岂非咄咄怪事？即令李易安所改嫁者张汝舟真如此不堪，则遂乃可讥笑李易安邪？其所笑者何？为何而笑？细意密察，令人寒心！而此一寻常举动，不免暴露造假者之真目的，即以利益为根本核心之自然行为者也。故若欲察造假者之利益动机，则必自其源头而后可。而审其历史造假之行为之发源，则最早可追溯至托名李易安之《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其文云：
清照启：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应门惟有老兵。即日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俛难言，优柔莫诀。呻吟未定，强以同归。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难求，自陈何害？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岂惟贾生羞绛灌为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但祈脱死，莫望偿金。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实自谬愚，分知狱市。此盖伏遇内翰承旨，搢绅望族，冠盖清流，日下无双，人间第一。奉天克复，本缘陆贽之词；淮蔡底平，实以会昌之诏。哀怜无告，虽未解骖；感戴鸿恩，如真出己。故兹白首，得免丹书。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高鹏尺，本异升沉；火鼠冰蚕，难同嗜好。达人共悉，童子皆知。愿赐品题，与加湔洗。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更须三沐三薰。忝在葭莩，敢兹尘渎。
学界之以李易安改嫁为实者，多谓审核此文之拙劣等由并非直接证据，然文可拟造，故开天辟地难，而依样画葫芦易。吾国古来即有“文如其人”之说，《孟子·万章》有“以意逆志”之论，金代元遗山疑之，其《论诗三十首》有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钱钟书先生则更进一步云：“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我则更进一解：文如其人，乃对真者而言，不对造假虚伪者言也。真者无造假虚伪之思虑，而造假虚伪者则必用其心于文，如是由其所关心者，即可察知其文之真伪。即如此文而言，以常理度之，若果为李易安借綦氏之力而脱出张汝舟之婚姻牢笼，则必为事后，事后答谢，所涉两人均于其事甚为周悉，何必罗列诸多事实？此不符常理者一。既为答谢，但表衷情即可，彼此相知，綦氏方出援手，而“搢绅望族，冠盖清流，日下无双，人间第一”之颂扬，未免太过肤浅，前两语尚可，后两语则成何体统？盖作伪者本无其情，叙事（捏造事实）则可，抒情则不可矣！此不符常理者二。既为答谢，则文中忽来“愿赐品题，与加湔洗”之言，大相乖谬，李易安之改嫁若实，则李易安自不以改嫁为过，何来“湔洗”之说？若以所嫁非人为过，则过本不在我，何过之有？以为耻辱邪？改嫁不非，过不在我，何耻辱之有邪？况即令是过是耻，而李易安乃在此启中求綦氏为之邪？如此则为弱智矣，亦大出常情矣！即李易安弱智为之，则綦氏真有此种能力邪？则如此者，李易安非仅弱智，且太不明事理矣！如此者李易安既不明事理，何必为启而答谢綦氏？凡此种种，为不符常理者三。若此文真为李易安因改嫁事答谢綦氏者，而极其可笑，则綦氏必当为之讳，而不令文字流出，故若无李易安之手稿，断不可辄言此文为李易安作也。文中又有“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之句，更与上述第三点矛盾，改嫁即令为过，则他人讥笑，乃无可奈何之事，而非“谤”也！由“谤”之一字，可知此启之核心为解除诽谤，而改嫁非诽谤与否之事也。故由此文之矛盾、不合常理之处，而疑其主题，则黄墨谷先生云：
《谢启》原文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谢启》开篇的叙述“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丁已具。”符合“颁金通敌”案发生时清照“大病，仅存喘息”的记述。《谢启》“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愿赐品题，与加湔洗”等措辞，也同“颁金通敌”案内容相合。因而《谢启》的主题是谢解救“颁金通敌”案无疑。
黄墨谷先生此论，其功甚伟，乃探究李易安改嫁问题之关键证据。由黄墨谷先生所揭示之关键深入探究，则此种作伪，确乎与一定之利益相关，而其最早文献之记录者，实即其阵营之一份子，则胡仔也：
据现存的资料来考察，最早以文字记载所谓清照“改嫁”之人，是胡仔“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驭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胡仔，绩溪人，做过常州晋陵县官，后来居湖州，这部书，就是作于湖州，时在绍兴十八年（公元1184）年，清照尚健在，他不仅客观记载，而且渲染成为丑闻，从品德方面谤伤清照，胡仔还在《营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收录了一篇李清照论词的文字，后来被称为《词论》。胡仔收录这篇文字，也是和前集著录所谓清照“改嫁”丑闻同一目的。不过这次是从德、才两方面同时加以抨击。潘君昭先生在《李清照词论初探》中分析这篇文字，认为被窜改的痕迹也是极显明的。在另外还有一位王灼，也是清照的同时代人，在他的《碧鸡漫志》卷二，也记载清照“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同时对她的词品，也进行攻击，说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王灼《碧鸡漫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地点在成都。
就胡、王二人于李易安词之态度观之，则其于李易安之平素生活应颇有耳闻，而于李易安至少并无善意之态度，此判断李易安与胡、王二人利益关系之最根本者也。就人之心理言之，则若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则必与其思想相关，与其思想之同异而导致之利益关系相关，胡、王诸人与李易安并无直接之利害关系，而其态度如此，即其与李易安思想之异使然。故就胡、王二人而言，其于李易安之传闻，乐享其成，其叙之于著作之中也，必取其更有利于与其思想相关之利益相关之材料，至于其结果、责任，则却是有心忽略之矣，即令当时有人责之，亦可以误信传闻、造假之文塞口，古之传媒，并未如今之发达，其能睹胡氏之书者已不多，能见此书而直接相关者极少，他人关心者未必多，感兴趣者亦然，有心为其抱不平者几何哉？有心为其抱不平，而能以有效之方式传播者几何哉？故综合种种因素，胡氏此一小节涉及李易安之文字即谬，其得到纠正之机会亦不多，况有效纠正者乎？即如今日传媒发达，瞬间信息可达平常之人，而如明星、官场之秘闻，众说纷纭，若非直接相关者有所明察，则寻常人能辨者几何哉？今日如此，可知李易安时代之当时身后矣！然则胡、王之思想及其相关之利益为何，而必有意为此污蔑之事？就其所论于李易安之词作者言之，即保守、豪放两种思想及其利益之冲突也。李易安词虽属婉约词阵营，然其天才特异，姿态活泼，文字力求通俗，尤其此作中所彰显之女性形象，所谓“不让须眉”，自其亲者观之，自为佳事，而自其对立者观之，则必为不妙之事矣！何况李易安之诗，多有豪放之气，且关乎时政之利害关系——如和与战为南宋政治格局之一大关键，其词虽极为婉约，而其技术手段却极豪放，其所造成之词人形象亦颇豪放，如此则势必造成对传统保守正统之士之冲击，而生莫大之不快，胡、王书中之话语，足以证之也。
黄墨谷先生又“列举了十数位南宋学者在谈到《金石录》和《后序》及清照其他著作时，均毫无微词，并均敬避名讳，称赵明诚妻，易安居士。”其十人及文献为：谢伋《四六谈廛》、庄绰《鸡肋编》、《宋会要稿》、洪迈《容斋四笔》、陆游《老学庵笔记》、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周《清波杂志》、张端义《贵耳集》、朱弁《风月堂诗话》、岳坷《宝真斋法书赞》。而黄盛璋先生则罗列宋人道及李易安改嫁之直接文字证据：“宋代记载清照改嫁明确无疑的共有七家……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二、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三、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四、洪迈《隶释》卷二十四《跋赵明诚金石录》……五、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四……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就证据而言，似乎后者更具优势，盖证其有易，证其无难，以李易安当时之情态而论，即令改嫁为真，亦略无防于诸人因情感而仍如此称呼之也。然问题之实质远非证据层面之逻辑可限，故黄先生又云：
我还说过，“谢伋《四六谈廛》成书于绍兴十八年，时清照尚在人间，如有改嫁之事，谢伋是赵明诚的表甥，綦崇礼之女嫁谢伋之子，岂能不知，如知其改嫁，必不称‘赵令人李’，更无引其对赵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之理。李清照距今已九百年，在研究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当材料十分缺乏时，我以为上述谢伋《四六谈廛》所记，是考辨李清照‘改嫁’非实的重要材料。”荣斌同志竟这样驳论说“难道改嫁三个月，就可以把三十一年的夫妻情谊一概抹煞吗”？此论差矣！“改嫁”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在封建社会“母出与庙绝”，若清照再嫁，即与赵家断绝一切关系，谢仪在绍兴十八年称清照“赵令人李”，是李清照未曾改嫁的铁证。封建社会士大夫最讲究“正名分”，绝对不会对一个“失节”妇人敬避名讳，称“令人”。令人为六品郡君，而赵明诚在建炎元年八月，正是以六品的朝散大夫、秘阁修撰起复江宁府，六品郡君的妻子称“令人”。
此论甚是。改嫁之是非勿论，而改嫁确乎为人生之一大关键问题，不可随意混淆，而其中根本所关系者，仍为利益，且为经济利益。吾国古之女子一旦改嫁，即与原夫家脱离经济关系，李、赵两人无所出，则更确立此一性质，此风今日犹然。故如此重要经济问题，而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绝非所列十人于李易安持莫大之同情，而可随意其称呼也。反以言之，若李易安当时有改嫁之行为，则必涉及重大经济利益之划分，而与赵氏一族有较大之相关行为，而生非小之社会影响，而赵氏一族及其以后之宋人之文献资料无涉及此者，则又李易安未改嫁之一大确证——就此点而论，亦正如主李易安改嫁者责难质疑者无直接之证据之逻辑，此种文献资料既无之，则主改嫁者欲证李易安改嫁，则自当证明此种文献资料之有，以为直接证据，而不可以未能流传为借口也。
又，李易安既显大名于当代，才华高绝，流落两宋之际，江北江南，身后未久，宋遂国灭。其为人生也，出身诗书之家，父李格非为苏门弟子，李易安少小即与宋之名士有所往来；所嫁为名士，夫家为权臣望族，而竟无所出；其夫搜罗贵重文物以为事业，《金石录》有重大价值；据《金石录后序》，则夫妇平日生活之志趣情味可喜可见，然主妇或有“婕妤之叹”；流落江南，为文物而波澜屡兴；其夫当两宋之际，又有若干故事（如“缒城宵遁”）；苟夫死改嫁，则又生若干故事；改嫁所遇匪人，又有若干故事，最终脱离，中间更见曲折，甚至上达天听……诸如此类，经历如此丰富者，史不多见。其中之足为噱头者，固改嫁一事。其为文学之绝妙素材，亦可知也。吾国文学之大转折为雅俗之变换，言其时代则宋元之际，言其形式则歌诗之在吾国文学之主流地位易为小说，言其性质则文学之生力由抒情文学易为叙事文学。故李易安之人生，适为当此际之绝妙文学素材，而可大张文学之叙事功能者也。而考当此际之能叙事者，则元曲是其辉煌之代表，其后将成“一代之文学”者也。元曲之魅力，一则故事（就实际演出效果而言，文辞尚在其次），一则演员。演员勿论，元曲之为叙事也，多取前代故事敷衍为之，其题材雅俗共赏，遍及于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作家为求故事，不啻绞尽脑汁，如崔莺莺故事，乃至反复演绎。李易安之他种生平经历，或不足以吸引元曲作家（虽为贵族之才女，然就叙事而言，虚构性不强），唯有改嫁一事，乃其人生中之最具叙事建构性、最宜发挥渲染且具大魅力者。而元曲作家舍此绝妙之故事题材，此亦李易安未尝改嫁之一有力反证也。
总之，由上述所论可知，李易安之改嫁，并无合理之直接证据，然无直接证据，不等于不可证明其事实。就《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而言，则属伪造无疑（至少为窜改），此一问题确立，则李易安改嫁之一问题之根基，划然而解，不复存在。以利益关照历史、学术问题，最易得其实。借口李易安改嫁问题，而讥笑之，而以为莫大之笑料，而逞其内心之痛快，则其所代表之利益，必与李易安处于对立之面。而李易安之最大成就，则其词作与平日诗词文所透露之政治思想，而李易安之被抹黑——实际并不可由此抹黑，其真正具杀伤力者，乃胡、王著作中所附加之态度——其最大获益者，乃即胡、王为代表之保守利益集团者矣！或谓：保守与否，乃至冲突若是之烈邪？是也，古今社会历史发展之格局，以其核心之政治格局观之，则保守、豪放之冲突无时而不在，宋人如王安石者屡屡变法，而极为艰难，即如今日之改革，亦何其激烈，所谓“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此绝非夸大其事者。我尝以《论豪放》为题作为博士论文，洋洋洒洒五十万言，固深知之，深知其中之利害关系，深知保守、豪放两种利害关系冲突之烈也。李易安之豪放，较之苏、辛虽不啻小巫见大巫，然以一弱女子为之，则自然触动思想保守阵营者之眼珠子矣！至于有清，裴畅尚大诋议“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九引）亦可见保守势力之无时而不在，又岂仅党争之关涉也。我实未必以李易安未改嫁为幸，但以为此事劳心劳力之为幸也，嗟夫，尚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