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巳骎骎。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自注：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这首诗写于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旧历癸巳年。
这一年四月，记载着金朝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揭开了金朝百年史的亡国篇章：无赖出身的金汴京（今河南开封）守将、西面大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打开汴京城门，投降蒙古。四月二十日，他以宫车三十七辆，将金室皇太后、中宫、妃嫔、宗族男女五百余口，起运北行，送往蒙古（《金史·崔立传》），至青城（在汴京城南五里），被下寨在那里的蒙古军杀戮（元刘祁《归潜志》卷七）。四月二十九日，金留守官员被蒙古军羁管出京，暂住青城。诗人当时任左右司员外郎，也在被羁管出京之列。亲身经历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亲眼目睹家亡国破的惨剧，诗人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深刻反思了金王朝走向覆灭的历史演变。
前二联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骎骎（qinqin），马疾速奔驰貌。蒙古贵族以牧马为名，频频南犯，觊觎金国疆土。金朝统治者对此却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自正隆年间（1156-1160）起，经常举行宴赐，赐给北方边陲各部族宴用金钱，换取与蒙古和好，求得边境太平。明昌二年起，规定每五年宴赐一次，并派遣朝廷官员专程前往主持宴赐事务（《金史·李愈传》）。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侵入。灞上，即霸上，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因地处霸水以西高原上而得名，为古代军事要地。陆沉，比喻国土不是由于洪水而是由于祸乱而沉沦。《晋书·桓温传》：“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灞上真儿戏”，典出《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汉文帝刘恒）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周亚夫）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轼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这里用“真儿戏”喻指金朝军队毫无战斗力。诗人以追悔的心情剖析自己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作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呢！“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发抒国亡家破的情愫。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晋陶潜《搜神后记》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子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国土沉沦，生灵涂炭，看到金廷上层官员被羁管出京来到青城，他会怎么样呢？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民非”了吧！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汉武帝刘彻晚年笃信仙术，为求长生不老，在长安建章宫造神明台，铸铜人一尊，以铜作承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云：“魏明帝青龙元年（按当为五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帝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王朝易姓，汉代铜人被魏官拆迁，他们“临载乃潸然泪下”，依恋故土、缅怀旧主的情思不言而喻。铜铸的仙人尚且如此，而作为有着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与其他金廷留守官员遭遇这亡国之变，被羁管出京，押往蒙古，他们的心情又会怎样呢？这更是不言自喻的了。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进裂之痛”（清沈德潜语）。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尾联揭橥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诗人自注云：“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归潜志》卷七载：“大梁（汴京）城南五里，号青城，乃金国初粘罕驻军受宋二帝降处。当时后妃、皇族皆诣焉，因尽俘而北。后天兴末，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内族复诣此地，多僇死。”同一青城，靖康元年（1127）十一月，金在此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的降表，灭亡北宋，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一百年后，亡国后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金廷其他上层留守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有金一朝，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怎不叫诗人感慨系之呢！在他看来，这一“兴”一“亡”，恰恰昭示了天公的意旨。出于宿命论的影响，他对“天公意”又感到困惑不解，因而无可奈何地发出“兴亡谁识天公意”的悲鸣。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潮汐汰洗，唯有记载着金廷兴亡荣辱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世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援笔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清沈德潜在《宋金三家诗选》的眉批中指出：“遗山诗佳者极多，大要笔力苍劲，声情激越。至故国故都之作，尤沉郁苍凉，令读者声泪俱下。”这首诗纵览金代百年兴亡史，寓意高远，议论卓绝，情感苍凉，是元好问诗中大气包举的佳制。诗人身为异族阶下囚，不以一己生死为念，唯以故国兴亡为重，表现出“诗人伤周，骚人哀郢”的高尚情操。他为金廷只顾“捐宴赐金”而无视蒙古“南牧骎骎”的失策而追悔惋叹，为金廷不重军事防备导致“神州陆沉”的“真儿戏”而痛心疾首。家破国亡，他捧出心怀家国的慷慨悲怆“语”；被羁管出京，他献上依恋故土的凄凉赤诚“心”。他并不停留在亡国的悲恸之中，更在悲恸之余清醒地观兴亡，察天意，阅古今。这就使本诗具有史家的深邃和睿智。元氏后来回故乡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读书山下过起遗民生活，在家建野史亭，立志要完成全部金史的著述，终以近二十年的辛勘编撰，写成以诗存史的《中州集》和《壬辰杂编》。究其晚年立志撰史的动机，当源于亲身经历的亡国之恸。这首诗中显示的史识，可能就是他这种心志的最初萌动。（林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