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由
宛丘先生长如丘①，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②。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③，肯为雨立求秦优④？
眼前勃谿何足道⑤？处置六凿须天游⑥。
读书万卷不读律⑦，致君尧舜知无术⑧。
劝农冠盖闹如云⑨，送老齑盐甘似蜜⑩。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无功劳(11)，画堂五丈容旂旄(12)。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13)。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14)。
道逢阳虎呼与言(15)，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伎安足程(16)，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注释】
①宛丘：陈州的别名。时苏辙任陈州州学教授，故苏轼戏称之为“宛丘先生”。长如丘：身材长大，高如山丘。
②欠伸：打呵欠，伸懒腰。
③方朔：东方朔，汉时人。《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对武帝说：“侏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
④秦优：指秦始皇的歌童(名旃，也是一个侏儒)。《史记·滑稽列传》：“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殿前执楯的卫士)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⑤勃谿(xi)原指家庭中的争吵，此指家庭琐事。
⑥六凿：即“六情”，指人的喜、怒、哀、乐、爱、恶。天游：指精神无拘无束，游于天地自然之间。《庄子·外物》：“胞(腹)有重阆(空旷)，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
⑦律：法律、律令。当时朝廷正在变法，十分重视律学。
⑧术：指治国之术。
⑨劝农冠盖：指朝廷派往各地视察农事的官员。冠盖原指达官贵人们车上所张的伞，这里用以代指官员。
⑩送老：犹言养老。齑(ji)：切碎的腌菜或酱菜。齑盐：代指学官的清苦生活。韩愈《送穷文》：“太学四年，朝齑暮盐。”
(11)余杭：即杭州。别驾：汉官名，是州刺史的佐吏。隋唐时州佐称别驾或长史。宋于诸州置通判，职守与别驾同。苏轼时任杭州通判，故有此称。
(12)旂(qi)：古时旗帜的一种。旂旄：指仪仗。
(13)骚骚：风劲貌。
(14)疲氓：贫苦百姓。棰(chui)：一种刑具。鞭棰：这里指用刑具拷打百姓。
(15)阳虎：即阳货，春秋后期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专擅鲁国国政。他想结交孔子，孔子设法避开，不与之相见。
(16)伎：同技。程：计算。安足程：何足计较，算得什么。
【评析】
南宋时的严羽在谈到宋诗的特点时，曾经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沧浪诗话·诗辩》)这段话后来就成为人们批评宋诗的最主要的论点，连一些推许宋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宋诗之病。严羽自己更是非常自负地说，他对宋诗的批评，“真取心肝刽子手”，“乃断千百年公案”(《答吴景仙书》)，似乎可以给宋诗盖棺论定了。
其实，我们今天看起来，这结论也并不是很全面的。这还不仅仅是出于王世贞说过的“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四十六《宋诗选序》)的理由，而是我们觉得，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本身，也应该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诗歌是一种形象化的艺术，假如把诗写得如“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刘克庄《竹溪诗序》，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徒具分行押韵的形式而全无形象，那当然是绝对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散文的叙述手法和结构手段能给诗歌带来一些有益的因素；如果诗中的议论是结合形象、融注感情的议论；如果在诗中隶事用典能够深化诗歌的意境和内涵，增加诗歌的含蓄性、生动性和表现力，从而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目的，那么，又为什么要对它加以否定呢？
苏轼是宋诗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而《戏子由》一诗，又是他“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典型作品。分析这首诗，对我们全面地了解宋诗的特点，无疑是会有帮助的。
《戏子由》这首诗，写于熙宁四年(1071)苏轼到杭州通判任不久。当时他的弟弟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作属官，因与吕惠卿“论多相忤”，又与王安石在“青苗法”问题上发生争执，遂出为陈州府学教授。苏轼为了安慰、勉励自己的弟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七言古诗。
此诗以“戏”为题，所以文字也“诙诡有奇趣”。开头四句，在一幅可笑的画面中展示了苏辙的形象：这位陈州府学的教授身材高如山丘，却住在像船舱一样狭小的学舍里；平时低头诵读经史，倒也罢了，可是偶而直起腰来打个呵欠，头就会重重地碰在屋梁上，好象被打了一下。在这幅画面中，对比是如此的鲜明，甚至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它促使人们去思考：在这种不和谐中，究竟包含着什么不合理的因素？事实上，人们是不难发现这画面的寓意的——它正是苏辙政治上受到排挤后的艰难处境的一个艺术的缩影。
以下的十二句，便是写苏辙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的凛然气节和豁达态度。
州学的学舍不仅狭小，而且是简陋的。对于“斜风吹帷”、寒“雨注面”的学官生活，别人都引以为耻，而苏辙自己却处之泰然，没有丝毫羞愧的表示。在这里，作者连用了《汉书》、《史记》中的两个典故，来表现苏辙虽官卑家贫却高傲不屈的性格!他宁肯做“饥欲死”的东方朔和“雨立”的陛楯郎，也决不愿降低身份、卑躬屈节，去向那些得宠的侏儒们争竞或乞求什么。这两个典故，表面上是由苏辙的身材长大引起联想，而实际上，却是准确地抓住了古往今来总是“大人”受屈而“小人”得宠这一事实，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苏辙的不平，用典十分贴切。
家庭生活中种种烦人的琐事也给苏辙带来困扰，但他却能从中超脱出来，让精神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而不为俗虑所困。“眼前勃谿”这两句诗，出于《庄子·外物》的“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过去有人解释这首诗，将“勃谿”二字说成是“婆媳争吵”，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庄子所说的两句话，前一句只是对后一句的一种比喻，两句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苏轼此诗强调的重点也是“天游”，故不应将“勃谿”二字坐得太实。更何况苏轼兄弟的母亲早在嘉祐二年已经去世，苏辙家中居处再小，也不致引起“婆媳争吵”。所以此处的“勃谿”二字，以解作烦人的家庭琐事为宜。
除了学官生活的清苦、家庭琐事的烦扰之外，仕途的困厄更是对苏辙的沉重打击。诗中说，尽管苏辙“读书万卷”，却因为“不读律”学，徒有“致君尧舜”之“志”，而无“致君尧舜”之“术”，结果只能做一个州学的学官，读读经史、教教学生罢了。这是很明显的讥刺时事的反语：尧舜时代有什么法律？难道尧舜是靠法律成为圣明之君的？清代的高步瀛说这两句诗是“心所痛疾而反言出之，语虽戏谑而意甚愤懑”(《唐宋诗举要》卷三)，分析是准确的。
但是，苏辙自己对于仕途的穷达，却不以为意。尽管“劝农冠盖闹如云”，朝廷派下来推行新法的大员们熙来攘往，威风显赫，“所至苛细生事，发摘官吏”(朋九万《乌台诗案》载苏轼供词)，而苏辙却因为“学官无吏责”(同上)，而对此不闻不问，悠然自乐地过着他清苦的学官生活。这就把苏辙安于清贫、对仕途功名无萦于怀的高尚情操表现了出来。作者最后用“眼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诗，概括了苏辙身处逆境而卓有气节的可敬形象，对这一层的意思做了完整的总结。
以上十六句着重从正面来表现苏辙，是全诗最重要的部分。下面的十句，作者将自己和弟弟相对照，通过写自己的“气节消缩”，来进一步反衬出苏辙的品节高卓。
“余杭别驾”以下四句，写自己的居处豪华宽敞、富丽堂皇，绝无风雨之忧，来与苏辙进行对比。其中“画堂五丈容旂旄”与“宛丘学舍小如舟”，“重楼跨空雨声远”与“斜风吹帷雨注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余杭别驾”和“宛丘先生”的生活条件，如此天壤悬殊地摆在人们面前。
但是，得到这样优渥的生活条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良心。这使诗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对贫苦的百姓鞭笞用刑，这是作者平生所惭愧的事情，现在却只能“不耻”去做了；“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碰到那些达官显贵，尽管自己心里十分鄙视他们，表面上却不敢得罪，只好和他们委蛇周旋。想到这些，作者在心中痛苦地自责着：像这样降心屈志，消磨气节，纵然是身居高位，又有什么益处呢？“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这两句，与苏辙的“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的形象再一次形成对比，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可悲处境，而且很典型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一个正直官吏的内心矛盾。在对比中，苏辙的坚持操守、刚直不屈的形象，也就被衬托得更加鲜明。
最后的四句，是对以上两层文字的绾合，也是对全诗的收束。既然兄弟俩在各方面都相去甚远，那么可以相提并论的，大概就只有两个人都擅长于诗文这一点了。可是，作者叹道，诗赋文章毕竟只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对于经邦治国又有什么用处!何况兄弟二人“如今衰老俱无用”，过去那些诗文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还是把它们交给时人去随意评说、分辨重轻吧!在这里，作者表面上是叹息“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杜甫《贻柳少府》)，实际上，则是对自己和弟弟的蹉跎岁月、报国无门表示深深的愤慨。作者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却在诗中自言“衰老”，他的牢骚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实则通篇以戏谑之语写愤懑之情，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是相当严肃的：第一层，嘲戏子由的官卑家贫，但却是为了歌颂他的高尚节操；第二层，自嘲“气节消缩”，却又为表现对气节的看重；最后一层，嘲笑“文章小技”，却在于感叹自己的报国无门。全诗写得开阖掩映、抑扬变化，嬉笑怒骂，皆成妙笔。“文则跌宕昭彰，情则欷歔悒郁”(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十分鲜明地显示了杭、密时期苏诗的风格，不愧为作者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这里，让我们再回到“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个问题上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和大量用事的特点，但我们觉得，这种倾向并没有破坏诗歌形象的美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恰恰是增加了此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的结构明显地吸取了散文的手法，由分写到合写，层次宛然。写子由则“头长低”与“气不屈”对比，写自己则“居高”与“志下”对比；而两个人之间，地位、节操，又形成更进一步的对比。像这种前后勾连，完整严密的结构方法，很有力地表现了全诗的主题。另外，此诗语言的散文味道也很浓，除了“任从”、“劝农”二联使用对句之外，全诗皆散句单行，而且往往不拘平仄，和唐人七古的大量使用对句和较多律诗腔，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此诗写得挥洒奔纵、畅所欲言的重要原因。像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宋诗散文化的不容忽视的优点。
此诗的用典也是较多的，但作者善于以意使事，根据所要表达的题旨和感情的需要来组织和运用典故，所以并不给人以生硬晦涩之感。例如“任从”二句中，东方朔和陛楯郎不仅与苏辙身材相似，而且有着同样可悲的处境；“送老齑盐”一句，不仅因为韩愈和子由身分同为学官，更因为他们有着同样不幸的遭遇。“道逢阳虎”一句，虽然被纪昀批评为“何至以孔子自居”(其实这只能说明纪昀的迂阔)，但表现作者内心的自责，却是极沉痛而深切的。这些散在经史中的故实，经过作者剪裁熔铸，点化入诗，都十分贴切而精当，大大增加了诗歌语言的容量。如果抽掉了这些典故，只按作者的原意直说，此诗无疑就要大为减色了。
此诗也有好几处议论，但由于诗人注意将议论结合形象并融入感情，所以并不给人以空洞说教的感觉。比如作者总评子由的“门前”二句，用“万事不挂眼”来表示他对世俗和权贵的轻蔑，似乎“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用“头低”表示他不得意的处境，而用“气不屈”来表现他刚毅正直的性格，语言都是高度形象化的。像这样的“议论”，与“描写”并没有判然的界限。又比如作者自嘲的“居高”二句中，用了“消缩”一词来形容气节，好象气节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有体积、有重量的东西似的，给人以很强的形象感，比用“消失”“减退”之类的词要生动得多了。像这些地方，虽然我们明知其为议论，却并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而读得兴趣盎然，这不能不说是作者“长于议论”的结果。
总之，读了《戏子由》这首诗，我们深深地感到，对于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是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的。尽管在某些宋诗(包括苏轼的一部分作品)中，“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确实存在着消极的影响，甚至有“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见《袁中郎全集》卷一)之弊，但对它做出全盘否定的结论，却是不公平的。作为一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充分肯定其积极的一面，以求对苏诗、乃至对整个宋诗，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