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疑古风气：
学无新旧也
在王国维30年的学术生涯中，一向主张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成就兼收并蓄。在对待学问的古今、新旧上，他认为“新”就是研究现今的问题，“旧”即研究历史问题。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认识也不同。从现实出发，“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从史学上看，“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且至纤悉不敢弃焉”。与此同时，王国维还说：“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下可无科学上之知识。”王国维特别强调史学的价值，认为无论研究实用科学还是古史典籍，都要重视古今、新旧学问的互补与借鉴。
学无新旧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伪之别
在中国传统学问与外来西方学说激烈交锋的社会背景下，王国维发表了自己独到的学识见解，他说：“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主张学无新旧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伪之别，提出知识没有国界的看法。他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在他看来，中西学问是互相联系相互促进，中学的发展离不开西学的促进，西学也同样受到中学的启发，力主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
对于历史的是非真伪之辨，并不是近代才从国外传来，而是古已有之。
中国学者很早就对古书、古史发出过疑问，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商纣王不一定如古史中描述的那样残暴，而是后人将天下的罪恶都归于纣王一身的原因。100年后，韩非发现儒、墨两家的多个分支学派都自称得孔、墨之真传，而孔子、墨子又称自家学说源于尧、舜，对此韩非发出质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如果有人不顾历史真伪，不加以考证，就盲目相信某一学派的自我标榜，只能称之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反对诸子百家的自我标榜，对他们的托古立说持怀疑态度。又过了大约100年，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进一步指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意思是说，被儒家推上神坛的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所谓的圣君明主，实际上未必有那么神圣，很有可能是被“千岁之积誉”粉饰出来的；而夏桀、商纣这样所谓的暴君，未必也真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而是因“千岁之积毁”而遭到丑化。
除了质疑古史，刘安及其宾客还揭示出后人作伪的心理以及伪史、伪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于是，“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
司马迁着《史记》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现象，殷商时期还没有三皇五帝的记载，年代更加久远的西周以后却多了起来。另外，“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可阙，不可录”。孔子作《春秋》所以年月日都记载得很详细，是因为有史文可参考；而《尚书》无所依凭，便没有确切时间了，只能持“疑则传疑”的谨慎态度。通过对孔子修《春秋》和《尚书》的比较，司马迁恪守了孔子所遵从的信史原则，并因此受到启发。在编撰《史记》时，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不同说法，司马迁力求通过对比考证，找到可信典籍、古老传说或历史遗迹作为依据的较为可信的历史真相，尽量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疑古思想，在两千余年的史学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旧史学日益显露出的矛盾和萎靡，又加快了新一代学者大胆疑古、开拓新风的步伐。在五四浪潮与科学观念的激荡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者终于冲破传统史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藩篱，掀起了震动一时的疑古风潮。
新证与疑古——王国维与顾颉刚的治史异同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和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古史辨》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研究方面影响很大的两本着作。王国维和顾颉刚在治古史方面有不少共同点，在继承中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又都吸取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只是，王国维主要继承的是传统史学中对实物史料的运用，顾颉刚则更多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疑辨的精神及成果。
中西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令王国维和顾颉刚在对古史进行研究时，都具备开阔的视野，秉持客观的态度，不轻信古代经典，只以科学为准绳。他们二人都发现了中国古代史料中有颇多不可信的主观存在，这就是传说。顾颉刚特别强调对疑辨的精神的坚持，对已成定论的事物也不可盲从，一切都要经过考证之后才能确信。
王国维和顾颉刚在治古史学方面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所用的方法不同。王国维研究古史用的是“二重证据法”，顾颉刚依赖的则是“历史演进的方法”，着重研究古史中传说的流变，通过寻找文献记载的差异，来研究古史是如何被修饰、被伪造的，从而揭露古史的虚假成分。顾颉刚的研究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关于某件史事的传说，按照先后出现的顺序依次进行排列。
第二，研究这件史事在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同的传说。
第三，研究关于这件史事的传说是如何演变的，譬如：由简单变复杂、由鄙俚粗陋变为典雅不俗、由地方性变为全国性、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第四，如果可能的话，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疑古派对传统史学的猛烈进攻，摧毁了旧的古史体系，在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如顾颉刚自己所说：“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掉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王国维之所以与顾颉刚在治史上采用的方法不同，是由于他们对史料运用的不同。“二重证据法”的重点是对实物材料的应用，而“历史演进的方法”则更为偏重对古籍材料的运用。后来随着出土文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我们国家的考古学终于走出了疑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