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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谈疑古风气:学无新旧也》

谈疑古风气:

学无新旧也

在王国维30年的学术生涯中,一向主张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成就兼收并蓄。在对待学问的古今、新旧上,他认为“新”就是研究现今的问题,“旧”即研究历史问题。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认识也不同。从现实出发,“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从史学上看,“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且至纤悉不敢弃焉”。与此同时,王国维还说:“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下可无科学上之知识。”王国维特别强调史学的价值,认为无论研究实用科学还是古史典籍,都要重视古今、新旧学问的互补与借鉴。

学无新旧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伪之别

在中国传统学问与外来西方学说激烈交锋的社会背景下,王国维发表了自己独到的学识见解,他说:“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主张学无新旧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伪之别,提出知识没有国界的看法。他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在他看来,中西学问是互相联系相互促进,中学的发展离不开西学的促进,西学也同样受到中学的启发,力主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

对于历史的是非真伪之辨,并不是近代才从国外传来,而是古已有之。

中国学者很早就对古书、古史发出过疑问,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商纣王不一定如古史中描述的那样残暴,而是后人将天下的罪恶都归于纣王一身的原因。100年后,韩非发现儒、墨两家的多个分支学派都自称得孔、墨之真传,而孔子、墨子又称自家学说源于尧、舜,对此韩非发出质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如果有人不顾历史真伪,不加以考证,就盲目相信某一学派的自我标榜,只能称之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反对诸子百家的自我标榜,对他们的托古立说持怀疑态度。又过了大约100年,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进一步指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意思是说,被儒家推上神坛的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所谓的圣君明主,实际上未必有那么神圣,很有可能是被“千岁之积誉”粉饰出来的;而夏桀、商纣这样所谓的暴君,未必也真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而是因“千岁之积毁”而遭到丑化。

除了质疑古史,刘安及其宾客还揭示出后人作伪的心理以及伪史、伪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于是,“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

司马迁着《史记》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现象,殷商时期还没有三皇五帝的记载,年代更加久远的西周以后却多了起来。另外,“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可阙,不可录”。孔子作《春秋》所以年月日都记载得很详细,是因为有史文可参考;而《尚书》无所依凭,便没有确切时间了,只能持“疑则传疑”的谨慎态度。通过对孔子修《春秋》和《尚书》的比较,司马迁恪守了孔子所遵从的信史原则,并因此受到启发。在编撰《史记》时,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不同说法,司马迁力求通过对比考证,找到可信典籍、古老传说或历史遗迹作为依据的较为可信的历史真相,尽量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疑古思想,在两千余年的史学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旧史学日益显露出的矛盾和萎靡,又加快了新一代学者大胆疑古、开拓新风的步伐。在五四浪潮与科学观念的激荡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者终于冲破传统史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藩篱,掀起了震动一时的疑古风潮。

新证与疑古——王国维与顾颉刚的治史异同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和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古史辨》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研究方面影响很大的两本着作。王国维和顾颉刚在治古史方面有不少共同点,在继承中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又都吸取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只是,王国维主要继承的是传统史学中对实物史料的运用,顾颉刚则更多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疑辨的精神及成果。

中西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令王国维和顾颉刚在对古史进行研究时,都具备开阔的视野,秉持客观的态度,不轻信古代经典,只以科学为准绳。他们二人都发现了中国古代史料中有颇多不可信的主观存在,这就是传说。顾颉刚特别强调对疑辨的精神的坚持,对已成定论的事物也不可盲从,一切都要经过考证之后才能确信。

王国维和顾颉刚在治古史学方面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所用的方法不同。王国维研究古史用的是“二重证据法”,顾颉刚依赖的则是“历史演进的方法”,着重研究古史中传说的流变,通过寻找文献记载的差异,来研究古史是如何被修饰、被伪造的,从而揭露古史的虚假成分。顾颉刚的研究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关于某件史事的传说,按照先后出现的顺序依次进行排列。

第二,研究这件史事在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同的传说。

第三,研究关于这件史事的传说是如何演变的,譬如:由简单变复杂、由鄙俚粗陋变为典雅不俗、由地方性变为全国性、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第四,如果可能的话,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疑古派对传统史学的猛烈进攻,摧毁了旧的古史体系,在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如顾颉刚自己所说:“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掉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王国维之所以与顾颉刚在治史上采用的方法不同,是由于他们对史料运用的不同。“二重证据法”的重点是对实物材料的应用,而“历史演进的方法”则更为偏重对古籍材料的运用。后来随着出土文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我们国家的考古学终于走出了疑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