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悲剧：
元有悲剧在其中
王国维在戏曲文学领域另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就是将西方的悲喜剧理论引入元杂剧的研究之中。明清以来的戏剧论着，虽然偶尔会涉及对故事情节喜悲的探讨，甚至对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提出质疑，有意识地设置“悲剧”性结局。也有人在戏曲的分类方面作过初步的探索，但基本只限于戏剧题材或角色行当的区别，却对戏曲中客观存在的悲、喜剧缺少明确的认识。
真正具有“形上”意义的“悲剧”观念的出现，还是建立在王国维“取外来之思想”构建起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剧理论体系之上。在比较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主要区别时，他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然后，他进一步从情节结构和悲剧成因两方面分析了元代悲剧的艺术特色：就情节来说，“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从悲剧成因来看，“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因此，他认为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元代戏曲的悲剧性
王国维很明确地将元代戏曲与清代戏曲作了区分，认为元杂剧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因为其具有的悲剧性，其中以《窦娥冤》和《赵氏孤儿》为最佳。早年间的王国维认为，按照西方文艺理论对悲剧的定义，能够符合悲剧标准的只有《红楼梦》和《桃花扇》，其他只能算具有悲剧精神罢了，但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王国维在创作《宋元戏曲考》时，对中国悲剧有了新的思考，发现了元代戏曲中的悲剧。
按照王国维曾经的观点，《窦娥冤》中窦娥沉冤昭雪，《赵氏孤儿》中赵孤手刃仇人，也算是大团圆的结局，似乎算不得悲剧。但若深入思考便可发现，王国维之所以将这两部作品也纳入悲剧范畴，是具有深层次理由的，即主人翁的意志。
在《窦娥冤》中，窦娥虽然含冤而死，但她临死前发出的三桩誓愿全都实现了，而且最终真相大白，恶势力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部戏中，窦娥宁死不屈，以生命同恶人进行斗争，这便是个人意志导致的悲剧。
在《赵氏孤儿》中，程婴为了与恶势力作斗争，保住赵孤性命，忍痛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赵孤长大成人后，得知了真相，决心复仇。在这部剧中，程婴与赵孤的抉择都是个人意志。剧中的其他人物，如：赵孤的母亲让程婴抱走孩子，为了不泄密便自缢身亡；程婴企图把赵孤藏在药箱里带走，被守门的将军韩厥搜出，韩厥放走程婴和赵孤后，选择了拔剑自刎；年迈的大夫公孙杵臼主动替程婴承担下隐藏赵孤的罪名，然后触阶而死。这些为大义而牺牲的壮士，同样是出于个人意志做出的决定。
《窦娥冤》与《赵氏孤儿》之所以能被王国维列于世界悲剧之林，正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悲剧皆出于主人翁意志，而不是悲剧精神。
《窦娥冤》的艺术成就
《窦娥冤》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剧作在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刻画人物性格时，采用了现实主义方法的手法，细节描写特别真实，具有高度的现实性。作品后面的临死前的3桩誓愿应验、鬼魂诉冤、平反昭雪等情节，又明显是不可能的，只是寄托了底层人民的理想，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对后世的许多戏曲和小说作品，都起到了影响。
另外，这部戏的结构也十分精巧。赛卢医只是个小人物，但却串起了整部戏，他上场3次，但每次登场都推进了情节，勒蔡婆、卖鼠药、作人证，起到了扭结串连的作用。
王国维对关汉卿的语言是十分赞赏的，在这部戏中关汉卿的语言艺术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我做官胜别人，来告状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贪官的贪得无厌通过语言表露无遗。“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你叫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的的亲亲的丈夫，我就饶了她”，张驴儿的流氓无赖也通过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人物语言生动，关汉卿的叙述语言也将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譬如，“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短短9个字就将贪官的严威酷刑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汉卿尤其注重人的命运，可以说从关汉卿开始，文学创作开始由歌颂德政、鞭笞不公，转为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新趋势，并对后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氏孤儿》的艺术影响
《赵氏孤儿》的主题是歌颂“义”“仁”等儒家传统美德。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这“四端”，再加上“信”，便是儒家崇尚的五“德”。《赵氏孤儿》着重突了“义”“仁”二字。按照新儒学泰斗冯友兰先生的解释：“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建立在“智”的基础之上，既要分辨是非，又能知晓荣辱，因此也包含了“忠”和“信”的内涵，所以这里的“义”是广义的，而这里的“仁”，则特指同情心、怜悯心，比孔子的“仁”更有针对性。
《赵氏孤儿》是元杂剧中最优秀的历史剧之一，后被改编成京剧、潮剧、秦腔、话剧、豫剧、越剧、晋剧等剧目。1731年，《赵氏孤儿》被耶稣会士马若瑟译成法文，1735年该译本被收入杜赫德主编的四大卷《中华帝国志》里，是中国最早传到欧洲的戏曲作品。法国作家、思想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五幕剧《中国孤儿》，在欧洲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
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进步的文体观，破除了视戏曲、小说为“末技”的陈腐陋见，把硕儒雅士“鄙弃不复道”的元曲提升到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平等的“一代之文学”的高度，使戏曲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在艺术思想方面，他把“悲剧”“性格”等西方美学范畴引入传统戏曲领域，将西方美学与我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说融为一体，为传统曲论的理论形态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即变即兴随感式的直观评点，为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