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学：
求事物变迁之际而明其因果
王国维将古今中西之学划分为三大门类——科学、史学、文学，“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
天下事凡其肇始皆出有源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四弊”“二病”“三恶果”等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张煊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创办《国故》杂志，与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抗衡。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办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就是“国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的影响，又感于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坚持从历史出发，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
天下事凡其肇始皆出有源。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乃是封建体制行将没落，新政体正欲走上历史舞台的必然。而学界的变化，乃是甲骨文与敦煌遗书被发现后，学术界自觉求新的趋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国维自觉顺应学术潮流，以创新的学术方法和求新的学术心态，结合自身扎实的旧学功底，使自己得以立身于大师之列，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王国维凭借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蜚声海内外。除了发明以称谓定时代的方法，王国维又将甲骨文缀合，对散乱零星的内容进行了疏理和整合，令后世得以了解殷人在祀礼上的差别，例如：对于有过特殊贡献的先公和直系的先王，祭礼会格外隆重，对旁系先王的祭礼则会稍减，有所谓大示和小示、太牢和少牢的区别，体现了宗法上的亲疏厚薄。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考礼”。在《殷周制度考》中，他为后世考证出了“同姓不婚之制”，在《殷祭》中，他告诉世人，在商代已经基本实现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这样的考证，令我们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了更好的把握。
通过对《尔雅》中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研究，我们从中能够发现古史研究中蕴含的现代意义。人类文化源于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在于对自然物的比照研究。
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秦都邑考》中，王国维展示出一幅秦迁都之轨迹与国势发展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影响现实、独具意义的发展着的历史缩影。
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原因要到历史中去寻找。
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按照陈寅恪的总结来说就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三点概括很好地体现了王国维的治史特点。相比于长久以来只对流传下来的古籍进行考证的方法，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
地下材料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甲骨文和金文，同样也是王国维下力气最大的，要把这些资料同纸上材料相印证，主要是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来实现的。王国维在考证历史的过程中，把文字的训释与对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重视实据，强调“目验”，反对穿凿附会。此外，王国维在考证古史过程中还格外强调重视其他民族的文献，以此作为对本民族历史资料的补充。
古史新证的方法相比以前的考据方法，有了明显的进步，更具科学性。“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使人们对地下出土文物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堪称中国现代历史学的第一个方法论，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学的建立，也与此有着脱不开的联系。
众所周知，近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转型期，这般“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结上，更深入于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史学界的矛盾尤为突出，曾经被国人引以为傲的悠久历史遭到了强烈质疑，甚至遭到抛弃，传统史学面临着重重危机，“史学革命”应运而生。然而，“革命”之后，新的出路又在哪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加深，国人的视野愈发广阔，于是“古史重建”与“重估价值”就成为了学界的普遍选择。
通常来说，所谓的“古史重建”专指上古史的重建。上古史一方面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中华文明的各方面问题都要从这里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以科学的眼光看来却是不确定的，难于构成信史。王国维的新史学牢牢地扎根于旧学之上，在面对新问题时，他大胆利用新材料，使传统经学走上了近代史学化道路，承前启后，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