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习惯：

习惯杀人

1925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到访北京，在此期间与王国维的一番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问我到这儿主要做什么学问，我回答打算看看戏，再者关于元代以前的戏曲史已经有先生的大作，我自己想写明以后的戏曲史。先生先是谦称‘我的着作没什么意思’。然后生硬地说，‘可是明以后的戏曲没有味道，元曲是活的文学，明以后的戏曲，死去了’。此时我觉得有点儿反感，元曲是活的文学，这是公认的评价，可是明清的戏曲也不一定都是死去了的。”

王国维作出这样的判断，正是基于“自然”的标准。王国维以为，一种文体由盛而衰、由升而降的原因，就是丧失了这种“自然”的生气所致，由此蜕化成徒具形式的“羔雁之具”。戏曲如此，诗、词亦不例外。

“习惯”扼杀天才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这则词话谈的是“习惯”的弊端，不仅令社会失去善人，还使文学失去天才。所谓“习惯”，就社会而言，指的是束缚人类本性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思想的约束、礼节的规范、名利的诱惑，等等。这些习惯使人的善性有了改变，而且习惯越多，人的善性丧失得越多。王国维应该是“人性本善”论的拥护者，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不受习惯制约的，人性需要的是爱护而非改变。

“习惯”在文学上主要表现为各种文体程式规范。依照王国维的思路，一种文体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大多没什么限制，高度的自由使文人可以把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以最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当参与这种文体创作的人多起来之后，怎样通过各种烦琐的规范来炫技逞才蔚然成风，如何表现真性情反而容易被忽略，于是，这种文体的衰落便指日可待了。一个人无论在文学创作上多有天赋，囿于种种规范，也会受制于文体范式，从而失去天才。王国维痛恨“习惯”的原因，便在于此。

神来兴到才是天才之作

把“自然”作为判断文学的发展方向与价值的基本尺度，是王国维接受西方“自然天才理论”影响的产物。根据这种理论，任何一种新的文学样式，都出于天才艺术家的创造，而不是向传统学习的结果。用康德的观点来说，这就是自然通过天才来为艺术制定规则的过程。然而，当各种规则被制定出来，并受到追随者的模仿后，天才的创造就会渐渐沦为某些僵化的程式。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

一种文学就这样慢慢地由“自然”走向“不自然”，由繁盛走向衰亡。继而，又会有一批新的艺术天才因为唾弃旧套路而另辟蹊径，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也就是王国维说的“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多个概念，如“造境”“写境”“写实家”“理想家”等都源自席勒。席勒的重要论文《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是最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诗歌的，着眼于诗歌与自然的关系。席勒认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性尚未遭到分裂，诗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诗人不必去外面找寻自然，他自身就是自然。近代文明令人失去了自然，因此诗人对自然的感情是依恋而伤感的。席勒对古代素朴诗人和近代感伤诗人的区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从这种立场出发，人们会得出一个令人难过的结论——社会的进步，必然要以牺牲艺术作为代价。黑格尔后来在《美学》中对艺术前途的悲观预言，也是基于此种观点。

一种失去生命力的文学形式，肯定会被另一种生机蓬勃的新文学所取代，天才一定能够突破“习惯”。

康德认为，天才是无法科学地说明自身创作的成因的。王国维十分赞同康德的观点，也把天才和规则、习惯等看作是势不两立的对立面，还把是否具有独创性看成是评判天才与否的准绳。

王国维又融合了叔本华的一些思想，把这种独创性表述为“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就以能否做到“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为标准，从屈原开始直至清代王士祯，对近两千年间的多位着名诗人进行了品评。在中国诗歌史上，王国维承认的天才只有“屈原、渊明、子美、子瞻”，因为他们都能做到“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而第二流的诗人只能“感他人之所感、言他人之所言”。

王国维在建构自己的“自然”观时，有意识地结合了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资源，虽然现在看来有一定的局限甚至谬误，但在当时已是极大的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