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纳兰性德词之魅力
杨雨
曾有人说：唐、宋词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美的诗歌形式，唐、五代至宋更是词人荟萃的时期。如果将唐、宋词坛比喻成群星闪耀的天空，那么，温庭筠、李煜、柳永、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都曾是那个时代词坛“星空”中璀璨的名家。以至于此后的元、明两朝，虽然不乏成就卓著的词人，但从整体上来看，尚未出现哪一朝能在词的创作成就上超越唐、宋两代。宋词，几乎成了后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然而，词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相对衰落之后，到了清朝初年，又俨然出现了复兴的势头，纳兰性德就是其中鳌头独占的重要人物，为清代词坛的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小令被认为深得唐、宋词之神韵，其艺术成就直逼唐、宋词人，甚至“置唐、五代词中往往不能辨”，“最得词家之正”。清末词坛四大家之一、著名学者王鹏运曾高度评价他在词史上的地位：“我朝唯纳兰公子，深入北宋堂奥。”连国学大师王国维这样苛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纳兰性德在词史上的地位可谓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性德，初名成德，后因避皇太子保成讳改名性德，字容若，又名成容若，号楞伽山人；出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655年1月19日），乳名冬郎。有《侧帽词》，后更名为《饮水词》刊行问世，存词348首。其词不仅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誉，《饮水词》甚至与李清照《漱玉词》并称为中国词坛双璧。纳兰词在民间也是人人传唱，家喻户晓，以至于曹寅撰诗云“家家争唱《饮水词》”，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清史列传》也载：纳兰词“当时传写，遍于村校邮壁”，甚至达到了“孺子知名”的地步。
纳兰词题材丰富，爱情、友情、亲情、边塞、咏物、题画等等，无不囊括入内，他对于人生、社会、历史的思考也无不包蕴其中。
首先，纳兰词反映了他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是其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一代名相纳兰明珠的长子，其母为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爱新觉罗氏，纳兰出生于满洲正黄旗的皇室贵胄，与康熙皇帝是五服之内的表兄弟。拥有如此高贵的出身，纳兰的生活环境可谓是锦衣玉食。然而，其父明珠虽位高权重、政绩卓著，却也不乏贪污纳贿、结党营私的劣迹。天性纯良的纳兰容若，一方面为父亲的功绩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和父亲同流合污。例如他在《采桑子》（非关癖爱轻模样）一词中，就借塞外雪花的清凉高洁以自喻，表明纷纷扰扰、追名逐利的富贵尘世并非他安身立命的家园，宣称他“不是人间富贵花”，在价值观上，他和父亲是背道而驰的。“举世皆浊我独清”，在浊世中保持精神的纯洁与高贵，是他深刻反思后的人生态度。
纳兰在仕途上也可谓一帆风顺：二十二岁即高中进士，旋为康熙钦点为三等侍卫，后晋升为一等侍卫，成为天子近臣，赏赐无数，“臣子光荣，于斯至矣”。纳兰在侍卫任上最大的政绩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奉使觇梭伦诸羌”（《清史列传》）。这是他第一次作为皇帝的特派使臣出使塞外，目的是“有所宣抚”，是对游牧在梭伦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部落进行宣抚，也就是传达康熙皇帝的旨意，安抚民众。这是康熙实施边防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纳兰此行既要探清少数民族部落的虚实，又要显示清廷的威信和安抚的诚意。康熙很有可能暗中授意纳兰随机应变：如果他们确实一心归顺，那就和平安抚；如果他们发动叛乱，那就用武力征讨。这也是康熙一贯的“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的方针。此次觇梭伦纳兰圆满地完成了朝廷使命，就在他出使回来两年后，梭伦各部落宣布正式归附清朝，并且派遣了庞大的使团来北京朝贡。康熙对纳兰的表现非常满意，如若天假以年，可以想象纳兰的前途无可限量。
然而，别人看来御前侍卫的辉煌荣耀，在纳兰的内心却充溢着用非其志的悲哀。伴君如伴虎的焦虑，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险恶等等，无不让纳兰时刻“惴惴有临履之忧”。每每与朋友聊天，他“相与叙生平之聚散，究人事之终始，语有所及，怆然伤怀”。越是接近权力中枢，纳兰对官场看得越透彻；越是成为一名表面荣耀的天子宠臣，内心却越是向往无羁无绊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因此，即使是在仕途鼎盛时期写下的词，如《蝶恋花》（今古河山无定据），在其中我们也看不到事业辉煌的意气风发，只感受到“满目荒凉”的心灵沙漠。
其次，纳兰词反映了他对友情的期许，对情义的珍视。纳兰一生真正的财富，不是父亲积累下来的万贯家财，而是一群意气相投、生死相许的朋友。纳兰的至情至性，不仅仅体现在对爱情的刻骨铭心，也体现在他对友情的执着无悔。
例如他的成名作《金缕曲》（德也狂生耳）即是为他与至交好友顾贞观的相识、相知而作，此词曾被学者评价为：“率真无饰，至令人惊绝。”
纳兰的朋友，多是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甚至还有不少是明朝遗民文人。在文字狱频发，满汉矛盾还很复杂、微妙的清初，纳兰不顾身份差异，倾心结交汉族文人。此举招致不少谣言和诽谤，然而，对待这些猜忌，纳兰的态度很坚决：“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他的真诚、信任、纯洁、重情重义，温暖了一大批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纳兰府上的渌水亭，是汉族文人雅集的胜地，成为了满汉友谊的象征。
康熙十五年（1676），纳兰应顾贞观请求，允诺以五年为期，营救被冤流放宁古塔的诗人吴兆骞。吴兆骞是在顺治年间的科场案中获罪被贬的，也是满汉斗争的牺牲品。按当时的规定，流放宁古塔的汉人，不但生还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而且即便是死了，连灵柩都“例不得归葬”。因此，要赦免吴兆骞等于是让康熙皇帝否定父亲顺治皇帝的决定，再加上朝廷中满汉矛盾仍然尖锐、党派斗争尤其激烈，营救吴兆骞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纳兰被顾贞观的友情所打动，郑重承诺：“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金缕曲·简梁汾》）让吴兆骞从塞外活着回来，居然变成了纳兰的一大奋斗目标。经过纳兰父子多方奔走与上下疏通，纳兰更是倾尽全力、不计代价，吴兆骞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得以还京。这一年，离纳兰对顾贞观许下承诺过去了正好五年。吴兆骞抵京之日，汉族士子感慨万分，“抱头执手为悲喜交集者久之”，纳兰因此而贤名大著。君子一诺千金，重情重义，也在此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再次，纳兰词体现了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边塞词意境的开拓。纳兰入仕后以康熙御前侍卫的身份，多次护驾出塞，巡视边关，还曾经奉使率军出使西域、宣抚边疆少数民族。作为一位文武双修的词人，这些独特经历使得他的眼界比一般词人更加开阔，并且大大拓展了边塞词的意境。例如他的《长相思》（山一程）即先后获得王国维、唐圭璋等词学家的美誉。王国维认为词中“夜深千帐灯”所呈现出来的壮观的塞外景象，足堪媲美唐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经典名句。当代词学家唐圭璋先生也曾评价：“《花间》有句云‘红纱一点灯’，此言‘夜深千帐灯’，境界一大一小，然各极其妙。”（《纳兰容若评传》）
此外，纳兰边塞词还将思想的触角从眼前的边关战场扩展到了历史的维度，将个体的人生历程与历史的兴衰糅合成一体，凸显出时光与历史的强大力量和悲剧意识。如他的《南乡子》（何处淬吴钩）词中“多少英雄只废丘”等句，读之“令人慷慨生哀”（唐圭璋语）。从这些词中不难窥视到纳兰的人生态度：身份的尊荣、浮世的功名都只不过是一时的辉煌，山河会变化，王朝有兴亡，只有内心的至情，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至情，其实就是对人生的一种悲悯情怀，对人类苦难的深刻体悟和对人性的透彻观照。
最后，纳兰还是一个对自然有着敏锐感受和细腻情感的词人。他的词中不仅呈现出北方大漠的雄壮、塞外的苍茫与荒凉；随康熙下江南的经历，还使这位成长于北方的词人对江南风景产生了由衷的痴迷。帝王南巡的盛况，江南水乡不同于北国边塞的秀美旖旎，促生了十阕如画如幻、清新婉丽的《梦江南》组词……
当然，在纳兰所有词作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他的爱情词，其中又尤以其悼亡词“极哀怨之致”，最能动人心弦。
一般认为，纳兰一生至少有三段爱情：初恋；与结发妻子卢氏的生死绝恋；以及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与江南才女沈宛的凄婉恋情。其初恋因不明原因而中途夭折；与挚爱的妻子卢氏结缡之后不过三年，卢氏因难产卧病去世，这一变故导致了纳兰后半生爱情世界的凄凉，也成就了不少悼亡名篇；与沈宛的恋情也以悲剧告终。除这三段恋情之外，纳兰尚有侧室颜氏，以及卢氏殁后续娶的妻子官氏。纳兰的爱情词大多是以初恋情人、结发妻子卢氏以及沈宛为抒情对象的。尤其是他为卢氏所作悼亡词更是血泪交溢，语痴入骨，几乎首首堪称经典，尤为脍炙人口，传诵至今。
笔者以为，纳兰词之所以具有如此之魅力，其特点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四点：
第一，“真情”。“真情”是纳兰词的情感内核。纳兰处世待人以真情，其词也都是由身边事、眼中人写起，读来感觉十分真实。恰如当代学者张任政在《清纳兰容若先生年谱自序》中评价的那样：“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为词，亦正得一‘真’字，此其所以冠一代、排余子也。同时之以词名家者如朱彝尊、陈维崧辈，非皆不工，只是欠一真切耳。”同时代的其他词人，写词固然各有千秋，但在“真切”这一点上，较之纳兰却稍显逊色了。
真性情之人，必为真性情之词，纳兰其所谓乎？
第二，“自然”。“自然”是纳兰词的表现特点。其词自然平易，朗朗上口，看上去没有很多刻意的雕琢，因此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可以说是过目不忘。
王国维曾这样评价纳兰词的特点：“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纳兰不像很多汉族文人那样喜好在诗词中堆砌典故、使用晦涩生僻的词句以显示自己的博学；或者因种种原因而瞻前顾后，不敢在词中尽情袒露心曲，他只是将自己看到的、自己心中所感受到的，自自然然、甚至是平平淡淡地表达出来，反而更显真实动人。
第三，“追忆”。“追忆”是纳兰词的基本思路。读他的词，会发现词人似乎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沉浸在刻骨铭心的追思之中，因此其词呈现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朦胧美。他时而描写往事，时而回到现实；时而写自己，时而想象对方，自如地穿越其中，在追忆中带出浓浓的情感。这与同样以“追忆”为基本特色的晏几道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同中之异是：晏几道往往只是写一己之追忆，而纳兰却多分写两头；此外，晏几道的追忆往往很少实指某一具体对象，纳兰的追忆却大多凝聚在几乎是唯一的对象上，因此就“追忆”的内涵来看，纳兰词更具有情感聚焦后的冲击力和穿透力。
第四，“伤心”。“伤心”是纳兰词的情感类型。顾贞观曾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纳兰词最大的特点是情感的哀伤，如“落叶哀蝉，动人凄怨”。这种哀伤也会深深感染到读者的情绪，甚至让读者也随之伤心到无法继续读下去的地步。
“凄婉”几乎是前人对纳兰词评价的一个定论。纳兰常常被视为南唐后主李煜的化身，也被认为其词风直追北宋词坛名家晏几道。这三位词人确有许多共同点：除了他们都有骄人的贵族出身之外，他们的词作都具有自然、率真、凄婉的共同特点。而且，李煜身为亡国之君，后期以亡国奴的身份被囚禁在北宋都城；晏几道作为北宋名相晏殊第七子，父亲去世后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转折，后期生活孤苦无依。他们的词都是以血泪和成，往往沉浸在对往昔繁华的深切追忆与伤怀之中，呈现出梦幻般的凄美。
因此，“真情”、“自然”、“追忆”、“伤心”也是纳兰与李煜、晏几道词风的相似点。
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三十日，三十一岁的纳兰性德因病去世，他去世的日期，与他的结发妻子卢氏完全相同—八年前，康熙十六年（1677）的五月三十日，正是卢氏去世的日子。这样的巧合，是不是冥冥中的天意呢？在妻子卢氏去世八周年的忌日里，纳兰追寻他心爱的人去了！也许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才能与爱妻长相厮守，他才不会再伤心。
清词大家陈维崧曾经这样评价纳兰的词：“《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所谓“哀感顽艳”主要是指在作品中蕴含的强大的悲情意识，而这种浓郁的悲情对读者（听者）而言也是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诗人词客抒发的也许只是一己之情，但真正伟大的词人，必能以一人之心、一己之情通万古众人之情；伟大作品之所以流传不朽，正是基于人性深处的情感共鸣。天才的词人纳兰性德，就像一颗流星划过人间，然而陨落的只是他的生命，他在词中铭刻下的真情、自然、追忆和伤心，将继续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