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冷板凳

一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一系列讲话，一时间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当那一篇“东风吹来满眼春”的文章，重新让国人振奋。处于休眠期的改革又重新启动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们的改革将会有一个新的突破。这个突破将是我们国家改革进程的一个拐点。在这场重新启动的改革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历史中的改革究竟是螺旋式的上升呢，还是惊人的重复？当时，我已经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下海经商。在奔波之余，就思考这些问题。那一时期，我读了不少的历史书。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领导的万历新政是一场经济改革。他既是这场改革的倡导者，也是推行者。所以他既是设计师，也是工程师。万历新政的成功与夭折，聚焦到张居正这个特定人物上，其悲剧的意义非常重大。于是我就带着我对今天社会的责任感，带着我对历史的思考，开始准备写《张居正》这部小说。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七年，我准备了五年多时间。期间一边经商，一边研究明史，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之朝的断代史。到一九九七年的国庆节，我和商界的朋友们在厦门度假，打了三天的高尔夫球。到收假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从九八年元月一号起，向你们请假。他们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要回到书斋去写作。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说你写什么？我说我要回去写张居正。他们说张居正是谁啊？我给他们讲了张居正的经历。他们听完后摇着头说更不能写，为什么呢？第一，张居正没有名气，连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更不知道。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第二，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超得过他们吗？

他们当时这样说的时候，引发了我内心的凄凉。张居正这么一位优秀的改革家，居然连这些博士、硕士、亿万富翁都不知道。这难道是张居正错了吗？不是，是我们的时代错了。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列宗列祖，对自己的先贤都这么快地遗忘，不铭记他们，这就预示着我们的改革还会夭折。我始终认为，亡国首先亡文化。有一种事实不可否认，“五四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启迪新思想上功不可没，但其负面的影响是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文化的大浩劫。不但传统文化，连“五四运动”以来引进的西方文化，统统被当成“封、资、修”的东西而遭到无情的批判。由于这一连串的错误，导致上世纪中叶以后出生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几乎丧失了文化的身份。既不懂得传统的“温、良、恭、俭、让”，也不懂“仁、义、礼、智、信”，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博爱，也是一知半解，懂个皮毛都算不上。文化的真空造成了群氓的出现，那些认为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才表现得无法无天，没有敬畏感，不知道什么叫尊严，什么叫感恩。我到过欧洲和美洲，亲眼目睹那里的人民，几乎到处都是“谦谦君子”。有一次我深有感触地说，在欧洲，我看到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像教授。在中国，我见到有些教授，粗俗得如同出租车司机。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举止可以不必像教授那样优雅。但是，教授的粗俗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他为人师表，必须有教养，有儒雅之风。遗憾的是我们为数不少的教授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不要说四书五经，连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都背不来几首，结果导致人文精神的劣质化。

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富人和名人，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严格的人文训练。由于这样一些人进入到当今中国的上流社会，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上流社会的恶俗化。既没有敬畏，也不懂感恩。我认为，老百姓可以不懂历史，但上流社会的人一定要懂一点历史。梁启超曾赞扬张居正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们的富人和名人，竟然有许多不知道张居正是谁，这难道正常吗？因此我在一篇创作谈中讲到，一个作家应该用他手中的笔，来帮助民族恢复记忆。我就凭着这么一股劲儿，告别了商海，回到书斋中坐我的冷板凳。我的朋友知道无法劝回我，就问了一句话：“写作很苦，你过惯了商人的生活，重新回到古卷青灯的书房，受得了吗？”我说是啊，洛阳虽好不如家。文学是我的家，再寂寞，再艰难，我觉得充实，因为我守住了自己的本真。

一九九八年元旦之后，当我辞别拼搏了近七年的商海，重新回到小小书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回乡的感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把我疲劳的人生卸下来，把扭曲的感情恢复过来，我又重新当起了文人，这种感觉真好。但我还只是回到文学，还不是回到文坛。在写作《张居正》的那五年时间里，我几乎跟文坛没有多少交往。我歌我哭，我爱我恨，统统都从我的内心迸发出来，我不用去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不用“待晓堂前拜舅姑”，一切的掩饰都抛弃了，一切的矫揉造作都不用了，我只需要面对我的责任。

二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二年，我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写完了四卷本的《张居正》，共一百五十万字。这部书出来以后，能够引起那么多读者的喜爱，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用心灵在写作，我没有考虑到任何的社会的功利因素，没有考虑文坛的潜规则；我也不去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你，怎么评论你，自己能不能成功，等等，这一切我都不去想它。我觉得文学就应该是一个寂寞的劳动。

获奖以后，有记者问我：“你觉得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说就是在自己心中放一条冷板凳，每天在那条冷板凳上坐一坐，不要为功名所累，不要让世俗牵着鼻子走，这一条非常重要。在我文学的生涯中，有一种情感几乎是与生俱来，那就是忧患。郭沫若先生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里面写了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文学生涯的生动写照。居安思危是文学家与生俱来的品质。任何时候，一个作家可以快乐，也可以忧伤，但千万不可游戏人生。当然，也不可游戏文学。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一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五分钟，新浪网的记者就打电话问我：“你此刻需要和广大的读者说点什么？”我说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尊重了文学，文学就会尊重你。”当年六月，在茅盾先生的故乡浙江乌镇，举行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当我走上领奖台，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先生手上拿到奖牌时，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答谢辞。我说了这么几句话：“任何时候，我都愿意选取历史中健康的、积极的一面，来重塑我们民族的灵魂。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今后，我将一如既然往地坚持。”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因为一个作家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地把忧患变成愤怒，变成一种哀怨，那么他的作品可能误导读者。

现在，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即将开始，作为一名作家，我只能用手中的笔来参与这一场伟大的变革。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作家的出发点，你是建设这个时代还是毁灭这个时代？你是诅咒这个时代还是改变这个时代？在这两者之间取舍，起作用的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一个人永远不能选择时代，这个跟到菜场买菜不一样，你可以选择，是买萝卜还是买白菜。但是生活的时代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说你现在要去唐代生活，你去得了吗？你说你现在要推行美国的生活方式，有这个可能吗？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民族，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但是，他有权力选择在这个时代里思考的方式，在这个民族里生活、工作的方式。我通过反复的选择，最终我还是愿意当一名作家。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应该同我们的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一道，担负起重铸民族辉煌的重任。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时，我随同几位作家到了江西瑞金，在那里我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批热血青年、仁人志士，自觉地担负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留给我们的任务是振兴我们的民族。这是一项艰巨而快乐的任务，值得我们终生奋斗。既然定下了这个方向，我们就不能当一个旁观者、自暴自弃者，而应该永远保持一种旺盛的精神，忧患的意识。我的起点是忧患，终点是文学。

200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