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徐迟的意义
今年是徐迟诞辰一百周年,不知不觉,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记得他走的那一年春天,还诙谐地说“我年届八二,倒过来说,我是二八佳人。”他是一个想象力丰富且又诗人气很浓的作家。我们经常说艺术人生,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没有几个人,但这个词可以当之无愧地用在徐迟身上。
徐迟是我的恩师,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徐迟周年祭》,发表在他的故乡浙江的《江南》杂志上,讲述了他对文学的执着以及对我的栽培,虽不详尽,但脉络大致可观。随着岁月的推移,世事白云苍狗般的变化,自己阅历的增加,对徐迟的认识,我又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徐迟对文学的执着,对文学他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写作《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时,他已经六十四岁,前后短短六年间,他创作出多篇蜚声文坛的报告文学。他的这批作品,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里程碑,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初期的华彩篇章。我认识他并被他收为门生时,他已经六十六岁,我当时尚不满三十岁。他在与我长谈数次之后对我说:“我已定好时间,后天到你老家看一看。”我既惊喜,又惶惑。当我陪他在我老家住了三天,看了看我在县城的家、工作过的文化馆,以及下乡插队的村庄,回到武汉后他对我说:“到了你的老家,我大致知道了你的成长和学习环境,从现在开始,花五年时间,我得把你扭一扭。”我当时明白,“扭一扭”就是要改造我的意思,但究竟要怎样扭一扭,我却不得而知。不几天,他给我开了一长串书单,几乎全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他指着书单上的荷马、但丁、屈原、曹雪芹这些名字说:“他们的作品不仅是名著,更是经典,你必须熟读所有的经典。”从此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我要去他家汇报读书心得。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中国散文的最高峰在哪里?”我脑子里冒出很多作家,但怕回答错了就不敢说出来。他说:“在你们黄冈。”这一点题我就明白了,回答说:“应该是苏东坡的《赤壁赋》。”他说:“还要包括《后赤壁赋》。”接着又问:“这‘赤壁二赋’你能背诵吗?”我说:“能背《赤壁赋》。”他又问:“《赤壁赋》有多少字?”我语塞,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数它的字数。徐迟看着我,说:“明天,我们去黄州赤壁。”第二天上午,他领着我来到黄冈的东坡赤壁,走进二赋堂,他指着雕板上的《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说:“你现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数。”在回来路上,他说:“《赤壁赋》五百三十六字,真正是字字珠玑。苏东坡受道家思想影响甚重。第一,人住世间,要善于‘侣鱼虾而友麋鹿’,更不可没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襟怀;人行世间,要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慎独精神。”回到他家,我送他上楼时,他走进家门,又回过头来对我说:“诗与散文,能被称为经典者,就是一个字也改不动。能改动一个字的,可以称为名篇,但不能称为经典。你把《昭明文选》与《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试着改一改,看你改得动多少。当然,你现在认为能改的,不一定真的就能改,有的文章,我年轻时改过,老了以后再看,发觉我改得不对,又改回去了。”
徐迟这种执着的文学精神,对我的影响巨大。记得一九八五年,有领导找我谈话,想调我到北京某部门做一点行政工作,我不敢作主,第一时间向徐老报告,他听罢立刻就怒气冲冲,劈头盖脸斥责道:“我要给你一顶诗人的桂冠,他们要给你一顶乌纱帽,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一顿当头棒喝,让我汗流浃背。我与恩师相处十五年,真正遭到痛骂的就这一次,但这一次却让我终生受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受时代大潮的影响,我亦下海经商,这次徐老没有骂我,而是不理睬我,但不理睬比骂还让我难受。大约三年后,他终于理解我的选择并给予支持。又过几年,听说我要回到专业作家的岗位写作《张居正》,他在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说,如今文坛已成官场、名利场,你回来干什么?你要像现在这样背对文坛,拥抱文学。当他回到武汉后,我去他家看望,他苦笑着说:“赵公元帅成了佛祖了,成了上帝了,人人都顶礼膜拜。文坛已弄得不像样子了,刊物为了赚钱,都变得庸俗不堪。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话吧?我问你是要桂冠还是要乌纱帽。现在,连文联、作协都衙门化了,到处都是乌纱帽,就是看不到好作品。你潜心研究张居正很好,要写他就要把这个人吃透。吃透了不一定就能将他写好,但没有吃透绝对写不好。要写好作品的前提,就是离文坛远一点,更远一点,坐到冷板凳上。”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
通过以上这几件小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徐迟的崇高,以及不向世俗低头的勇气。近两年,我常常呼吁,重建中国的道统。这乃是因为,像徐迟这样的有气节、有风骨、有追求、有情操的文人太少了。以文人为主体的道统,讲求济世,讲求道义,讲求责任,也讲求慎独。可是这样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文人身上,传承与弘扬的责任正在丧失。何为斯文扫地?就是责任与道义的丧失。有鉴于此,纪念徐迟的意义就在于道统的重建,文人操守的回归。
2014年10月7日上午于闲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