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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

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

端木蕻良真是一位才子。二十来岁,就写出了《科尔沁旗草原》。稿子寄到上海,因为气魄苍莽,风格清新,深为王统照、郑振铎诸先生所激赏,当时就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大小说,应该尽快发表,出版。原著署名“端木红粮”,王统照说“红粮”这个名字不好,亲笔改为“端木蕻良”。从此端木发表作品就用了这个名字。他后在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其中《鸢鹭湖的忧郁》最受注意。这篇小说发散着东北黑土的浓郁的芳香,我觉得可以和梭罗古柏比美。端木后将短篇小说结集,即以此篇为书名。

端木多才多艺。他从上海转到四川,曾写过一些歌词,影响最大的是由张定和谱曲的《嘉陵江上》。这首歌不像“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样过于哀伤,也不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样直白,而是婉转深挚,有一种“端木蕻良式”的忧郁,又不失“我必须回去”的信念,因此在大后方的流亡青年中传唱甚广。他和马思聪好像合作写过一首大合唱,我于音乐较为隔膜,记不真切了。他善写旧体诗,由重庆到桂林后常与柳亚子、陈迩冬等人唱和。他的旧诗间有拗句,但俊逸潇洒,每出专业诗人之上。他和萧红到香港后,曾两个人合编了一种文学杂志,那上面发表了一些端木的旧体诗。我只记得一句:

“落花无语对萧红。”

我觉得这颇似李商隐,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端木的字很清秀,宗法二王。他的文稿都很干净。端木写过戏曲剧本。他写戏曲唱词,是要唱着写的。唱的不是京剧,却是桂剧。端木能画。和萧红在香港合编的杂志中有的小说插图即是端木手笔。不知以何缘由,他和王梦白有很深的交情。我见过他一篇写王梦白的文章,似传记性的散文,又有小说的味道,是一篇好文章!王梦白在北京的画家中是最为萧疏淡雅的,结构重留白,用笔如流水行云,可惜死得太早了。一个人能对王梦白情有独钟,此人的艺术欣赏品位可知矣!

端木到北京市文联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被任为创研部主任,这是一个闲职。以端木的名声、资历,只在一个市级文联当一个创研部主任,未免委屈了他。然而端木无所谓。

关于端木的为人,有些议论。不外是两个字,一是冷,二是傲。端木交游不广,没有多少人来探望他,他也很少到显赫的高门大宅人家走动,既不拉帮结伙,也无酒食征逐,随时可以看到他在单身宿舍里伏案临帖,——他写“玉版十三行洛神赋”;看书;哼桂剧。他对同仁疾苦,并非无动于衷,只是不善于逢年过节,“代表组织”到各家循例作礼节性的关怀。这种“关怀”也实在没有多大意思。至于“傲”,那是有的。他曾在武汉待过一些时候。武汉文化人不多,而门户之见颇深,他也不愿自竖大旗希望别人奉为宗师。他和王采比较接近。王采即因酒后鼓腹说醉话“我是王采,王采是我。王采好快活”而被划为“右派”的王采。王采告诉我,端木曾经写过一首诗,有句云:

“赖有天南春一树,

不负长江长大潮……”

这可真是狂得可以!然而端木不慕荣利,无求于人,“帝力于我何有哉!”酒后偶露轻狂,有何不可,何必“世人皆欲杀”!

真知道端木的“实力”的,是老舍。老舍先生当时是市文联主席,见端木总是客客气气的(不像一些从解放区来的中青年作家不知道端木这位马王爷有“三只眼”)。老舍先生在一次大家检查思想的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一个是汪曾祺。端木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今天听了他们的发言,我放心了。”老舍先生说话有时是非常坦率的。

端木晚年主要力量放在写《曹雪芹》上。有人说端木这一着是失算。因为材料很少,近乎是无米之炊。我于此稍有不同看法。一是作为小说的背景材料是不少的。端木对北京的礼俗,节令、吃食,赛会,搜集了很多,编组织绘,使这大部头小说充满历史生活色彩,人物的活动便有了广宽天地,此亦曹雪芹写《红楼梦》之一法。有些对人物的设计,诚然虚构的成分过大。如小说开头写曹雪芹小时候是当女孩子养活的。有评论家云:“这个端木蕻良真是异想天开!说曹雪芹打扮成丫头,有何根据?!”没有根据!然而何必要有根据?这是小说,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不是传记,不是言必有据的纪实文学。是想象,不是考证。我觉得治“红学”的专家缺少的正是想象。没有想象,是书呆子。

端木的身体一直不好。我认识他时他就直不起腰来,天还不怎么冷就穿起貉绒的皮裤,他能“对付”到八十五岁,而且一直还不放笔,写出不少东西,真是不容易。只是我还是有些惋惜,如果他能再“对付”几年,把《曹雪芹》写完,甚至写出《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那多好!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载一九九七年第三期《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