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我很希望有人写一篇文章，专谈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感，我以为这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赵树理走路比较快（他的腿长；他的身体各部分都偏长，手指也长），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树理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其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

他吃得很随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击”。他总是吃最小的饭馆。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联宿舍住了几年）附近有几家小饭馆，树理同志是常客。这种小饭馆只有几个菜。最贵的菜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树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盖被窝。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树理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喝二两酒，自得其乐。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箭，在一张三屉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上党梆子的锣经和京剧不一样，很特别。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地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锣经过门，手脚并用作身段，还误不了唱。这是可信的。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见过高盛麟、孙毓堃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锣经，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地认真。

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养得很好，他有个哥哥，精于艺菊，称得起是个“花把式”）；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先生豪饮（后来因血压高戒了酒），而且划拳极精。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

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艺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

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

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的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登记》（即《罗汉钱》）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就出来的。

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妳”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妳”。树理同志为此极为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妳”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树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妳’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树理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笔。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幅，字极潇洒，而有功力。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宫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嵌以镜框，挂在会议室里。也请树理同志写了一幅。树理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今天数谁大，

劳动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

换了主人翁！

一九九〇年六月八日

载一九九〇年第五期《今古传奇》

【导读】

怪杰赵树理

汪曾祺专门写赵树理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1990年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另一篇是1997年的《才子赵树理》。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形象，他开创的“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在汪曾祺眼里，赵树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非常敬佩。不信先看看汪曾祺的友人乌人先生（宋志强）《汪曾祺眼中的赵树理》中所写：

汪曾祺先生对我说：“文坛有一句给山西文学界的评语，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问：“什么评语？”汪先生说：“西李马胡孙。你听听这话：稀里马虎孙，这叫什么话？”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汪先生告诉我：“其实，稀里马虎孙是指山药蛋派的几位代表作家。西是西戎——“我接着说：“李是李束为，马是马峰，孙是孙谦。”汪先生说：“对！就是说的这几位。几位的姓氏和起来就是西李马胡孙。用谐音一改，就成了稀里马虎孙。”之后，就和我谈起了赵树理。原话我记不太清了，但大意我却记得非常清楚：汪先生对赵树理的人格评价很高，并告诉我一件有关赵树理的逸事。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主要谈的是赵树理这个人，却没怎么涉及赵树理的文。比如，他说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想到有趣的事自己就会咕咕地笑；赵树理穿着一件很名贵的狐皮大衣下乡体验生活，却不怕农民见外；赵树理吃饭很随便，常常在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和二两酒中自得其乐；赵树理喜欢上党梆子，一个人能唱一台戏，但奓手舞脚的“起霸”却有点像螳螂；赵树理喝酒划拳有一绝，善于左右开弓，拳法精到的老舍往往败北；赵树理讲话很“随便”，他称自己的手表是农民可以买五头毛驴的“五驴表”，以此暗示农村很穷，农民真苦，城乡差别很大；赵树理抽烟抽得很凶；赵树理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赵树理的字写得很好。在通篇描述赵树理其人的同时，汪曾祺自然也对其文做了一下点评，却又让人觉得匆匆忙忙，一带而过。比如，他说赵树理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

1950年代，汪曾祺与赵树理曾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赵树理是他的顶头上司，是领导，而汪曾祺只是一个普通编辑。赵树理是一个“有趣”的作家和领导，他的为人处事、穿衣打扮、言谈话语非常富有农民气息，同时又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而且，赵树理在生活中所喜好的事情有许多也恰恰是汪曾祺的喜好（比如喝酒、抽烟、唱戏、写字），于是，赵树理便在汪曾祺的心目中变得可亲可敬可爱起来。汪曾祺说：“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他在这里用到了“最”，话已说得很满。同时又用“亲切”“妩媚”来为赵树理定位，便让人觉得，这真是贴心的话。如果赵树理的有趣和可爱没有给汪曾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是说不出这番话来的；如果他与赵树理没有处出感情，他也是说不出这番话来的。于是，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散文中恰恰是赵树理的生活琐事、性格特征、一身正气构成了叙述、描摹的主要内容。

在汪曾祺眼中，赵树理是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是不像“干部”的干部，是富有人情味的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