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
陈独秀
泰戈尔在杭州上海两次演说虽极简略，却已表示他的根本观念。兹综合其演词，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两个错误的根本观念。
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他在杭州说：“现在觉着交通便利，民族很容易接近，这果然是科学的功劳，什么火车啊，轮船啊，但是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带来许多便利和愉快，反觉着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在上海说：“中国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乌乎可。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石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唯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亦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烦恼……且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泰戈尔也知道科学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脱离社会；他更应该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现代无限之烦恼，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烦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烦恼，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作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作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若并普劝天下无衣无食无住的苦恼平民也都以进求心灵愉快为重，以物质生活的奋斗为轻，这种人不但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君，而且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作物质的争求”是同样混账，这种人还配说什么“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中国诚然因物质文明而被创，但泰戈尔要知道，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物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魔鬼是驱使物质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不是物质文明本身。中国文化诚然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但泰戈尔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这种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质所迫，皇帝仍在坐龙廷，龙廷里还幽闭着许多宫妃与阉臣；男子仍在埋头读八股，女子仍旧裹着足关在绣房里；印刷店仍用雕版或木质活字，不会有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欢迎泰戈尔；泰戈尔坐小车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个月，泰戈尔在路上犯了法，知县大老爷或许赏他数百小板一面大枷。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它速死。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路可以运兵打仗，也可以运粮赈饥，所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泰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不知道人类个人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社会不能担保各个人物质的生存，各个人遂不得不各自争存并庇及子孙；阶级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垄断物质的精神的生存之权利，被压迫的阶级不得不起而抗争；民族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不但在国内掠夺劳动平民，并须在国外侵略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弱小民族，才能够维护其垄断私有之权。这三种争夺残杀之根源，共总都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良，换句话说，就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我们敢说，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所以泰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乃由于不明白社会制度之效用并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
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泰戈尔在杭州说：“人类要用爱来调和……这些大师是代表相互的爱显现出来的，为人类友爱的模范，并不像欧美人带了枪炮等而来，是拿了他们文化的精华来供给中国的……前面所说两个印度大师到中国来，只要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现在我来，也如这两位大师的精神一样，因为中印两民族间，自有一种不可分离的爱……现世可怕都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所以大声疾呼，想要回复人类精神上的乐土。”对于泰戈尔的这些话，我敢说：“先生之心诚苦，先生之术则疏矣。”人类社会三种争夺残杀的根源，上面已经说过，现在再单讲民族间的争夺残杀，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发展到必须输入原料输出剩余生产品才能够维护其阶级特权之时，自然形成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自然结果，也就是民族间争夺残杀之唯一原动力。欧美人带枪炮到中国，并不是欧美人特别没有良心，乃是他们资本制度发达的缘故；古代印度人只带文化来中国，并不是他们特别有良心，乃是那时印度没有资本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印度人也并非特别没有良心，可是因为受了英人支配，也会带鸦片来中国，并帮着英人带枪炮来中国。“爱”，自然是人类福音，但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泰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孔夫子的仁义叫了几千年，基督的爱也叫了几千年，何以现在仍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此时泰戈尔又来叫“爱”，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我看等于向老虎说：“你不要吃人罢。”你若是大声疾呼，对被压迫的阶级被压迫的民族说：我们任他们掠夺任他们侵略，我们不必反抗不必残杀他们，还要爱他们，让他们占据这物质上的乐土，我们只要回复精神上的乐土便得了；这便等于向被老虎吃的人说：“你让它吃罢，你还要爱它，你只要灵魂到天堂便得了。”如此，老虎固然要重谢泰戈尔先生，可是苦了被老虎吃的人！这就是泰戈尔先生要带来中国赤裸裸的一颗良心吗？
泰戈尔这两个错误观念，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我批评他乃根据他在杭州上海两次演说，并不是事前臆度。这两点都应该附告《文学》周刊记者“澄”君。
原载《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4月25日，署名实庵
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